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自1971年成立以来，已发展成为目前最具规模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共有五个行动中心，19个地区办事处。每年，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二千多位国际志愿人员，连同项目所在地聘请的超过两万名本地员工，在约七十个国家里为武装冲突、病疫、自然或人为灾难的受害者及被主流社会排斥摒弃而得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人民提供援助。
我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199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计算机系。那时的我和很多二十多岁的同龄人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幻想，同时却不知道在无限的憧憬后面，自己最想从事怎样的事业；不想一辈子过朝九晚五打工族的生涯，希望趁年轻时干些有意义的事情，也想出国留学，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于是我决定只身一人到北京学习英语，虽然这是我最差的一门学科。
1998年底我回到昆明，准备英语考试申请留学。期间，在无国界医生任职翻译的朋友告诉我，无国界医生正在招一个短期翻译，需要到国内发生洪灾的地区工作。当时，我也一直在关注灾情和救灾的新闻，希望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同时锻炼英语，于是决定一试。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了我人生中一个最有意义的决定。
随后三个多月，我和无国界医生的工作队辗转于湖南、武汉的受灾乡镇。作为翻译，我可以亲身在第一线与民众交流。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目睹了很多受灾老百姓的苦难，也看到了他们的坚强。虽然每天累得吃饭都没有胃口，但却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因帮助他人而产生的满足和成就感。这期间我的英语也在很快地进步，虽然闹过不少笑话，记忆犹新的是自己总不能很正确地翻译数字，总是需要写下来，否则至少会有10倍的误差……
我对无国界医生最大的感受，是他们不受政治等人道援助以外的因素而影响项目决定，而且运作透明，所有决定都是在最大程度地解救受苦受难的人们。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当时，我们大家大部分时间都一头栽进灾区，实地体察灾民生活，询问他们精神和生活上最需要什么，然后根据实地了解，向协调办公室汇报情况，再为不同地区准备赈灾物资。物资发放完毕后，工作队还会再一次到灾区，确认灾民们是否已收到赈灾物资。在和当地政府合作中，无国界医生没有因为个别人士与灾情无关的要求而改变救灾的方式和地区，一切根据灾民实际需求，确保灾民利益和款项应用到位。
完成这几个月的翻译工作后，回到了昆明。因为我的计算机和技术背景，我正式在无国界医生的昆明协调办公室做起了后勤工作。
工作之余我开始阅读无国界医生在全球救援的工作简报，逐渐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也让我更加佩服那些放弃舒适生活，忍受着和家人、朋友分离，毅然投身于紧急救援的志愿人员。这使得我在昆明工作期间，一直希望能够参与国际志愿者的行列，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去做点什么。无国界医生是个由各国志愿人员组成的人道医疗组织，但当时还没有来自中国内地的国际志愿人员。要成为无国界医生国际救援行动的一分子，做这组织的首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国际志愿人员，到世界上其他需要援助的地方工作，便成了我当时最想做的事。
苏丹
2001年，在通过了无国界医生海外志愿人员的考核和面试后，我接到了往苏丹加达里夫黑热病治疗项目的通知！怀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我踏上了向往已久的非洲土地。从苏丹首都到项目点加达里夫市要10个小时车程，沿途的景色彻底粉碎了我关于非洲热带雨林和原始土著的想象：一望无际的半沙漠，狂风夹杂着黄土摇晃仅存的灌木丛，只有偶尔在孤树上跳跃的猴子和追逐腐肉的秃鹰，才让人嗅到一点生命的气息。从项目点再到治疗点，旱季坐越野车要五六个小时，雨季则十多个小时；雨最多的时候，越野车也不能走，只得坐两三天的大型拖拉机。“路”就是荒野上汽车偶尔走过压出来的土路，雨季时很多地方一片沼泽。
治疗点是一座“野地医院”，没有水，没有电。供水是靠无国界医生打的两口近五十米深的水井，电是来自每天运行6个小时的破旧的柴油发电机。无国界医生的医疗和后勤人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给数以万计的黑热病病人提供了治疗。黑热病通过白蛉叮咬传播，患者脾脏肿大、发热、消瘦，得不到治疗的几乎百分之百于几个月到两年间死亡。但如果诊治及时，95％的病人可以康复。无国界医生的治疗点有十几座长方形草棚，高峰期一个月要接纳五百多名病人住院，最高峰时还要搭建很多简易帐篷。我们给病人提供免费治疗，还派发蚊帐、食物和必需的卫生用品。
我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治疗点药品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供水供电，以及车辆与设备的管理和维护。雨季路不通行的时候，治疗点唯一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每天两次和加达里夫办公室的高频无线电联系。我平均每周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项目点、治疗点和附近村庄之间运送药品、物资和垂危的病人，还要经常在超过50℃的屋顶上检测无线电通信发射塔，以保证办公室和治疗点的通讯；偶尔还要驾着那辆老款白色丰田吉普在附近区域做项目后勤评估。
我们所有的同事都努力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经常要一个或几个月才能从治疗点到加达里夫办公室休息几天，其他时间就全天候住在治疗点，大家只能相互鼓励。很多同事都染过疟疾或其他疾病。抗疟药物有副作用，我就是因为每天服药达半年，总是莫名其妙地做噩梦哭醒而不得不停药。最难适应的，除了没有任何社交生活外，就是气候和食物。因为炎热，彻夜难眠是家常便饭。当地严重缺乏蔬菜，由于不习惯，几乎每个人都“减了肥”。回昆明休假前，母亲问我最想吃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想吃大白菜汤，就这样煮一大碗，连盐都不用放。自己都有点惊奇，因为以前在家时，我是家里最不爱吃蔬菜的人，老要父母强迫着吃。身在前线，每隔一段时间从加达里夫办公室与家人电话联系，就成了我们每个国际救援人员最期待的时刻。我的女友(现在的爱人)经常抱怨说，她的收入都不够支付每个月给我打电话。因为生活寂寞，队友都有不同的方法消磨休息时间，我养过猴子、刺猬，也经常在河里游泳，还骑过骆驼散步。
有一次，我帮助修缮当地的政府医院。勘察过病房里几堵将要垮的墙体后，我留意到二十多米外一张床上的病人有点不对。走过去发现病人已经死了，干瘪的尸体散发出异味，张开的嘴巴爬满了苍蝇。尸体两旁的病床相隔只有30厘米，依然有病人安静地躺着，护士全然不觉。事后，当地同事安慰我说，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他们已习以为常。类似的场景在很多乡村诊所里都属于“正常”：被疾病和饥饿折磨得几乎只剩下骨架的村民；等待药物的病患躺在冰凉的地板上；营养不良的小孩死在营养不良、无力哭泣的母亲怀中。村落里基本上没有哪个母亲的孩子全部存活下来。对那里的老百姓来说，每一天都在和死神赛跑，生存是唯一的“事业”。记得有位医生朋友这样说过：“小孩出生后没有名字，父母用“星期几”等暂时叫着。正式的名字要及岁后才会有，因为很多小孩可能活不过有正式名字的一天，所以出生后马上命名就显得多余了……”
在苏丹寄出的第一封家书中，我对家人说：“我真正体会到自己能生长在中国是一种幸福……”这首次的13个月海外任务给了我很多震撼。以前觉得大多数人生活得都比自己幸福，非常的不满足，经常抱怨；但我到了苏丹以后，和当地人聊天问到他们将来的打算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他将来的打算是什么!因为经过了多年内战，他们心里已经没有“将来”这个概念，顶多就是想到下个月，那已经是很远的了。我觉得很可悲，一个人如果看不到将来，这简直比赤贫还可怕。我的整个世界观有了很大的改变，人成熟了，明白了生命的珍贵，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看到了逆境中人们的坚强，更体会到团结和互助的力量；懂得了付出，也更加学会珍惜和分享。
孟加拉国
2002年底我接受了新任务，负责协调组织在孟加拉国的后勤人力及资源，确保项目有足够的医疗物资和其他补给。
当时无国界医生在孟加拉国有两个项目，其一，是在东南部与缅甸接壤的代格纳夫地方的政府难民营，为来自缅甸的罗兴亚族难民提供基本医疗。项目协调办公室设在南部城市科克斯巴扎尔，离代格纳夫2个小时的车程。
营里难民一万多名，栖身于一个接一个低矮阴暗的茅草棚。每间草棚约八平方米，各住上至少六个人，男女老少全无隐私的空间。整个难民营都是泥土地，由于过度拥挤和极度缺乏维护，粪便、污水和垃圾随处可见。营地状况一直不好，因为管理当局担心条件改善会令难民更不愿意回乡。各种政治原因加上联合国难民署欠缺经费，使营里多年来都没有足够的食物和供水点。又因不被允许外出，也不能于营外工作，难民只得完全依靠援助。配给的粮食成为营里唯一的“货币”，难民们往往“变卖”基本食物以换取生活必需品。无国界医生的营养不良治疗点每个月都有上百名骨瘦如柴、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需要接受治疗。
我在孟加拉国工作期间，曾经试着吃发放给难民的食物，实在让人难以下咽，更不用说每日三餐都吃这些。难以相信难民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10年。
罗兴亚人是缅甸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在缅甸若开邦生活，20世纪70年代起被缅甸政府拒绝承认公民身份，引发数次往邻近国家的大规模逃难，又屡次被孟加拉国遣返。在缅甸，罗兴亚人行动受限制，纵使往邻村看医生、探亲友都要申请及缴出入费，学生无法到省城升学，成人难以经商、迁徙或外出工作。由于政治上被压制及生活穷困，罗兴亚人不断外逃。1992年上旬逃抵孟加拉国寻求庇护的，获登记难民身份后尚可栖身正式的难民营，得到基本的医疗、教育和食物；后来者得不到难民身份，更孤立无援。
“家园”，这个我们想当然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于罗兴亚人来说，简单却又遥不可及……
2008年年底，我参与了无国界医生香港协会的选举，很荣幸被其他会员信任而投票选举为无国界医生香港董事会成员。
作为无国界医生的前线志愿人员，我们生活津贴不多，要承受前线的危险、环境的艰苦、工作的艰辛，和亲人朋友分离的孤独。自己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大多已是公务员或小有成就者，他们常常羡慕我的经历，却不愿意抛弃现在的一切走同样的路。我曾不止一次被问到，我为的是什么?我相信所有的无国界医生志愿人员都曾被问过同样的问题。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对我来说，我很荣幸能成为无国界医生的一员，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我能够选择：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真正帮助到最需要帮助的人们，而他们，因为贫穷、灾害或战乱，没有选择。
许多同事认为志愿者的经历应是人生经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就像每个中国人都想一生中亲身到长城一次一样。真希望有一天，我们在中国将会有同样的社会环境：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学生，会认为志愿者的工作经历必须成为每个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所有的雇主，都会鼓励他们的雇员去承担社会上的志愿工作。
（摘自《无国界医生手记》，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3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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