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路
小时候，我很寂寞。爸爸在南京尚未调回上海，姐姐上学，阿姨在厨房烧饭，妈妈呢，则在小房间里，把门关得很严，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样无视我的存在，完全是不应该的。当我玩腻了一切玩具以后，便敲起小房间的门，要求进去。必须使劲地敲，门才会打开，因为妈妈耳朵里塞着两团棉花，轻了听不见。开了门，妈妈厉声问道：
“你要干什么?”
“我，我要，”我自己也说不上来究竟是要什么，“我要一粒糖，或者一块饼干。”
妈妈恼火地说：“你把我的思路打断了。”
我撅着嘴，心里是一样的恼火，思路算什么?难道比我的寂寞还重要!
“我的思路，断了!你知道吗?好，我给你三粒糖，时针走到这里，吃第一粒，走到这里，吃第二粒……不许再敲门了。”
我不知道这思路是什么，竟然需要插上门，用棉花堵起耳朵，需要把我都牺牲掉来保护它，我自以为自己对于妈妈是极重要的。我心里是又生气又委屈又莫名其妙!
后来，我长大了，长得很大，自以为有了些阅历，又自以为有了些见解，于是大着胆子拿起笔来写东西了。
当脑子里火花般闪过一个念头的时候，我或者会在半夜从床上翻身坐起，或者丢下手里的工作，拖过一张纸，匆匆记下几个字；当那闪念清晰起来，像一条连绵的小溪那样不绝地流淌起来，我便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忘了自身的存在，忘了身外的一切，有时候，那思绪会像一条小船那样搁浅，于是我坐立不宁，心情烦躁，无缘无故地发火，一下子得罪了很多人；待到峰回路转，豁然开朗，我看着谁都可亲，看着什么都可爱，世界多么好啊，而自己，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长大了，我懂了，这就是思路，这是条折磨人的路，又是条充满欢乐的路。这么苦苦而又甜甜地走着这路，究竟是为什么?似乎只是为了，“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
风 筝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小时候，姐姐上小学了。她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她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回家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只苹果。她为难得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铅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地画一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只色彩极其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
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了，姐姐参加了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分裂了，姐姐参加了某一派。这一派的观点大约是要把她们学校党的书记拉下马。妈妈和姐姐做了严肃的谈话，大意总之是，怎么能反对党的书记呢?党的书记是党的代表啊!等等。最后，姐姐在学校大操场赫赫贴出了声明，声明退出这一派，而参加那一派。不久以后，真相大白了，姐姐退出的那一派是“革命派”，而重新参加的那派是“保皇派”。又过了不久，妈妈自己也靠了边。紧接着，爸爸也靠了边。这时，姐姐再弄不懂谁是“革命派”，于是就当了逍遥派。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
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父亲的书
人们都知道我的母亲茹志鹃，而我的父亲王啸平却极少有人知道，包括我自己，从来对父亲是不了解的。小时候，我常常为父亲感到难为情，觉得他缺乏常识，且不合时宜。比如有邻家的男孩送我两条蝌蚪，我很珍贵地放在一个瓶子里，父亲看见却惊恐地叫道：脏死了!脏死了!从此，邻家的孩子看见我，就叫“脏死了”。他的口音还很古怪，是一种福建音很重的普通话，可一旦要他真正说福建话，他却又不会说了，他不会说也不会听上海话，这也使我为他并为我自己感到自卑，觉得因此我们都被排斥于正常人群之外了。父亲离休以后，偶尔也写一些回忆过去的短文，比如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在南洋与郁达夫、任光等人的接触；还有关于他童年的生活与变迁。我渐渐地知道，祖父本是南洋一家大橡胶厂的经理，因为与厂主意见不合辞职而家道中落，父亲便从少爷变成了学徒。我还渐渐地知道，父亲是在“五四”养育的一代启蒙者影响之下觉醒的青年，后来走上了归国的道路。父亲在这些年里，先后还写作有两部自传体长篇，前一部叫做《南洋悲歌》，后一部叫做《客自南洋来》。前一部写的是他在南洋参加救亡运动的故事，后一部写的是他来到新四军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经历。在这一部书里，我又一次领会到我童年时所感觉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然而，在我已是一个成年人的今天，所感悟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却包含有一种沉重的悲喜剧色彩。我仿佛看见一个纯洁积极的青年，如何努力地要与一个陌生的巨大人群融合，这个巨大人群与青年格格不入，犹如铜墙铁壁。而青年所以要全身心地去做这样一个痛苦的融合，则是因为这人群负着苦难中国的希望，负着使中国得救于是也使青年得救的力量。若要前进，就只有加入这人群，筑起血肉的长城。这是那一个时代里，一名热血青年别无选择的道路。我看见父亲做一名青年的时候，是如何克服着他的性情，去适应一个人事复杂且纪律严格的环境；他的交响曲式的革命图画在现实中如何一步一步得到修正；他在中国这一个梦寐以求的回归之地，是如何真实地开拓他的痛苦与感动的经验。
小时候，我听父亲的老战友戏谑地叫他作“马来哨”，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父亲走到哪里，总会留下一些笑话与别称，我从不深究。现在，我从父亲的书里知道了“马来哨”的来由。原来是他上岗时忘了给枪上子弹，人们便这样叫他了。我想象年轻的父亲扛了一杆没有子弹的枪，神情庄严地在深夜里站岗的情景，心里总觉着好笑，却又有一种感动。由此我想起父亲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文革”中，他有一天说：开大会时，先唱《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然后唱《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啊!父亲的思路总是与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来客。我过去从没有认真地去想，父亲走到我们这条道路上来的困难。以前也听父亲说过他到达根据地所目睹的第一个场面，便是枪毙逃兵。父亲非常震惊：一旦投身于革命，除去战斗与逃跑，就再没有第三条路了。我过去没有认真地想象过这个几乎类似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的困境。因为我过去也认为：世界上是不存在苟且的第三条道路的。而如今我也会惊异：一个人是如何会逼上不做英雄就做狗熊的选择面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由于是太熟悉的人，所以很少想到要去了解什么，交谈也常常被盐咸茶淡的琐细淹没，于是，最近处的人有时倒会成为最隔膜的人。父亲的书，为我找到了一个了解的方式。我生出了好奇心，这是犹如寻根一样的好奇．就是说，继“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后，我又有了“父亲从哪里来”的问题。“客自南洋来”的这个“客”字，总觉用得不妥。因我父亲早已不再是个“客”了，他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经历了日本投降，全国解放，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有他年轻调皮的同事开玩笑说：王导，你回来得太早啦，应当晚几十年回来，行情就走俏了。父亲对于这种问题。总是认真地回答：那时候不回来不行，政府在抓我。不过，父亲虽是早回来了几十年，如今倒还有一点点走俏，那就是当他以他那种怪异的样子走在街上，有些青年会走上前问：“有外汇券吗?”我父亲就严肃地回答：“没有。”
（摘自《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新星出版社2012年4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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