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王小波

    缺钙的王小波

    我家四合院的中间有几棵树，其中有一棵和小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他几个月的时候，他被放到这棵树下，放在一个毯子上，由我父亲照下了他一生中第一张照片。顺便说一句，我们的父亲虽然是八路出身，但当年受过教育，心思活泛，有不少闲情逸致，属于土八路中的秀才。他会书法，会篆刻，并且对一切时新的洋玩艺都有至高的兴趣。他告诉我，他的照相机是在济南用八袋洋面换来的，可以说是捡了大便宜。当时兵荒马乱，什么都不值钱，得了钱也没什么用，只有粮食最金贵。他作为共产党干部，定期得到粮食作为津贴，可以用来换东西，所以他发了一批国难财。除照相机之外，还用粮食三文不值两文地换了一轴郑板桥的字，一个宋碗，几个春秋年间的刀币，一个上镂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微雕象牙版，以及一些不明来历的字画，不明材质的雕塑之类。其中有一个刘海戏金蟾的雕塑，不知道是木头还是电木的，一直摆在他的案头。那个照相机确是个好货，是德国蔡斯的120相机，有个皮老虎，可以折叠。我们家的一切早年照片都出自于它，在清晰度上无可挑剔。这相机后来一直被用到上世纪70年代。

    从照片上来看，小波不是一个结实的婴儿。他坐不住，懒洋洋地躺在那里，双腿内蜷，像个出水的青蛙。这张照片从此使他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我姥姥说，小波从小没骨头，趴在席子上，浑个疥巴子没两样。这是胶东话，疥巴子就是癞蛤蟆的意思。他确实从小没骨头，经医生检查，他严重缺钙，患了佝偻病。至于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说来话长，而且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除了小波以外，都没有缺钙的毛病。因为我们吃的是母奶，而吃母奶的孩子一般是不会缺钙的。小波虽然也吃母奶，但他吃的母奶与我们不同。在他出生前两三个月，我们家遭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我父亲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按我母亲的说法，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是遭受无妄之灾，被教育部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并且丢掉了党籍。此后多少年，我母亲总是对我们絮絮不休地辩解，列举事情的来龙去脉，力图说明处理是不公正的，听得我们很有些不耐烦。在我们看来，那个近乎疯狂的泛政治化的时代是一场梦魇。在我父亲之后，几百万、几千万人相继遭受同样的厄运，已足以说明他遭受的是无妄之灾，所以一切辩解都是多余的。

    此事如今说来轻巧，当时却像天塌下来一样。我父亲承载着九口之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这种悲哀会无可避免地影响腹中的胎儿，所以小波生下来的时候，带有一系列先天不足的特点，有些特点影响到他的一生。他软弱无力，天生平足，所以远行时容易疲劳。在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经常姗姗地跟在后面，有时还要坐下休息片刻。他没有一颗强健的心脏，时常嘴唇发紫，似乎是心瓣闭锁不全。他后来因心脏发病英年早逝，毛病在胎中便已落下。

    母亲的情绪紊乱会影响奶水，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小波虽然也吃母奶，但奶水的营养价值很值得怀疑。在他身上出现了一系列缺钙儿的表征。他的前额左右突起，见棱见角，这使他英俊了不少，但实际上是缺钙导致了方颅。在我们捣蛋足以气死狗的年龄，一帮孩子经常在一块儿比谁挨揍挨得多。这时候，他就会骄傲地指着头上的两个角说：看，这是我妈用高跟鞋后跟揍出来的。此言一出，立即震慑全场，使他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但这件事带有很大的可疑成分，因为就我记忆所及，我妈好像从未穿过高跟鞋。

    他长着缺钙儿典型的桶状胸。这桶状胸不知什么缘故，越来越长，所以他的胸腔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他在人民大学入学体检的时候，一口气把肺活量机吹到头，使大夫怀疑他作弊，不得不再吹了几次，才验证无误，以肺活量压倒全体入学新生。由于缺钙的缘故，他的肋骨外翻。我尽管没有当医生的志向，但放着这样一个现成样本近在手边，也忍不住手痒，常常伸手去摸，并和自己的肋骨相互参验，最后得出结论，他胸腔下部的两根肋骨向外卷出，左右对称，其中最下面的一根外翻最为显著，突出约一根肋骨的宽度。

    说起来缺钙也并非全无益处，小波的骨关节之柔韧远胜他人。他有时候表演他的柔骨功夫，把两条腿都架在脖子后边，看起来像一个没腿的螃蟹。他无论呆在什么地方，都沿着承载他的表面蜿蜒盘曲，有如爬行动物，被父母批评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却没看出这是无师自通的瑜伽术。他这些姿势，别人就是想摆也摆不出来。他还享有吃钙片的特权。那时的钙片是粉红色，而且是甜的，像糖豆一样。小波得意洋洋地填进嘴里，看得我们口角流涎。由于常年炒豆般服用钙片的缘故，他在十三或十四岁那年，一年长高了二十五公分，最后长到一米八四，足足比我高了半个头。

    由于家庭的政治变故，我父母没法花太多心思在我们身上，对我们采取了粗放的放养方式。我被送进全托，而小波也被早早送进了托儿所。

    有一天，小波从托儿所回来，正赶上我们的小姨在煮鸡蛋。他看着鸡蛋随水翻滚，不禁口角流涎，站在那儿一遍遍地问：鸡蛋好了没有?小姨跟他说，你到后院跑一圈，鸡蛋就好了。于是他拔脚就跑，直奔后院。当他费尽吃奶的力气，从南到北横穿后院，气急败坏地打另一个门跑回来的时候，鸡蛋果然好了。于是他大快朵颐。我在一边目睹整个过程，不禁产生了一种荒唐的感觉。这分明是对儿童因果观念的误导。以小波的憨厚个性，他一定会认为到后院奔跑是一种为了促成鸡蛋煮熟的巫神般的仪式。他一定会觉得他在奔跑的时候没有白费力气，所付出的努力会以某种神秘方式隔空作用于鸡蛋身上。我猜他以后一定会无缘无故地到后院奔跑，看相同的行为是否会再次带来煮熟的鸡蛋，或其他类似的东西。这种事情助长了他的神秘主义倾向，使他心中的世界变得复杂而神秘，所以他变得有点神神道道的。此后我常见他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陷入一种与少儿身份绝不相称的冥想，好像是在试着引发什么事情，把握什么朦胧的线索，同时为那些难以参透的前因后果而苦恼。

    冥想的小波

    小波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经常闭目塞听，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龄儿童中间，十足是个异类，使人怀疑他的脑袋是否有毛病，连我姥姥和我妈都管他叫“傻波子”。我经常注意地观察他，发现在他发呆的时候，两眼会固定地凝视一个地方。此时大声叫他名字都没反应，必须推他一把才能把他唤醒。在唤醒之后，问他刚才想了些什么，他总是语焉不详，或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他这部分心理活动从不向他人公开。我猜他是像和尚打坐一样陷入了冥想，而且他的智力没问题。因为他在不发呆的时候，无论思想和行为都属正常。但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冥想，这未免有点太过惊世骇俗，所以我没敢告诉别人，怕人家把我也当成神经病。

    小波一副寡言少语的脾气，和我们在一起时倒还有说有笑，到了幼儿园，就显得不合群，喜欢一个人在一边呆呆地想心事。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把孩子叫做天真活泼的祖国花朵，这一叫法嫩得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对于小波更是全不相宜。站在幼儿园的孩子中间，他目光呆滞，像一个古怪的异类。幼儿园的老师告诉我们，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篱笆下面呆呆地往外看，一蹲就是半个钟头，还问我们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听了心里很别扭，心说你们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们凑在一起，没心没肺地乱蹦乱跳，小波喜欢想心事又招谁惹谁了?难道小孩就非得心智简单，像个单纯的傻瓜才算正常?为什么小孩就不能想心事，甚至构造自己的独特内心世界?我想小波的智力应该是毫无问题，或者比那些正常的孩子更高一筹也说不定。大人们老是低估儿童的心智。

    作诗的年代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正赶上全民作诗的时代。我经常看人大校刊上刊出的大人写的诗，觉得呆里呆气的，一点不见出色。有一次，老师让我们也写些诗，放在黑板报上。我一时心血来潮，仿照人大校刊那些诗的样子，作了四首十六字令，觉得比大人写得一点不差，就交了上去。这些诗完全是虚张声势的套话，没有真情实感，所以后来全忘了，只记得有一首的结尾是“革命烽火赤”之类。没想到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审问了一通，问我是不是从报纸上抄袭的，使我感到极大的屈辱。

    这段作诗的事情我跟小波闲聊时提起过，为此没少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段大跃进年间写诗的故事写到了自己的文章里。按照他的说法，有一天他在废纸箱里偶然发现一篇我的诗作。这首诗被糟改为：“共产主义，来之不易，要想早来，大家努力。”他看完之后就毫不犹豫地用它擦了屁股。这使我有一点忿忿不平的感觉，因为我的诗再不好，也没差到那个程度。再一说当时朝野的诗人满坑满谷，无非也就是我的水平，凭什么他们的诗就可以登在报纸上，从收音机里放出来，而我的诗就只能填进茅坑?这个道理找谁说去?回想起那年月作诗的事，完全是一筐子笑话。

    小波肥硕的耳朵

    有一天，小波自己跑去看炼钢，一不小心被绊倒，摔倒在炼出的钢块上，把胳膊割了个大口子。那个口子相当深，割透了皮下脂肪。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身体内部，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些白花花的东西，大大吃了一惊，吓得连哭都忘了。

    于是被爸爸拎着耳朵上医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手拎耳朵就成了我爸爸接触小波身体的主要方式。有一天小波去理发，理发师拨开他稠密的头发，说：看看，还是两个旋呢。然后摸着他的头顶，惊叫一声，“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这不知是在夸奖，还是在褒贬他的头形。一个理发师懂得骨相学，这也许并不奇怪，可是他居然兼通旧诗，可见人大确实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接着他就开始欣赏小波的耳朵，说这不是耳朵，是个秤钩子，用吊车挂上能把人提起来。据小波说，在他受惩罚的时候，我爸爸最喜欢揪住他的耳朵往上提溜。于是他歪着脑袋，皱着眉头，脚尖配合我爸爸的动势尽力上跷，以减少耳朵的受力。但把脚尖跷到头后，他的一切努力再也无法减轻痛苦，只好像技穷的黔驴一样挂在那里听天由命，牙花子不停嘬着凉气。据说我爸用劲大的时候他两脚都能离地。日久天长，他的耳朵在外力作用下变得肌肉发达，跟铁钩子一样。他给我看他平常挨揪的左耳朵，确实比右耳肥硕若干。由此也可见，如果继续揪下去，把他变得像刘备一样双耳垂肩也不是难事。

    他后来把这一段遭遇写到自己的小说里。他写道：

    “1958年我独自从家里跑了出去，在“钢”堆边摔了一跤，把手臂割破了。等我爬了起来，正好看到自己的前臂裂了一个大口子，里面露出一些白滑滑亮晶晶的东西来，过了好一会才被血淹没。但是我爸爸揪着我上校医院时，以及大夫用粗针大线把我缝起来时，我呆头呆脑地忘了哭。大夫看了，关心地说：老王，这孩子脑子没有毛病吧?我爸爸说没有，他一贯呆头呆脑，说着在我头上打了个凿栗，打得我哇地一声。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兴奋地搓着手说：看到了吧，会哭，是好的。后来我看到回形针在我的肉里穿进穿出，嚎哭声一声高过一声，他觉得太吵，在我脑袋上又打一凿栗，哭声就一声声低下去，我又开始想自己是个被套的问题。我爸爸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了六个孩子，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只要头上打一凿栗能哭出来，他就很满意。这件事说明，外表呆头呆脑，好像十分朴实，而内心多愁善感，悲观厌世——这些就是我的本性。”

    关于人的本性，当时我们也进行了很多讨论。听说人的本性可以从一些外部特征看出来，这足以引起人的浓厚兴趣。正像那个理发师说的一样，小波头上有两个旋，而广泛流传的口诀是：一旋横，二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那时小波已经开始上学，但顽劣之性未改，不听老师的话，全不懂得尊师重道。老师姓慈，他就给人家起了个难听的外号，叫什么瓷尿盆。人往东，他往西，人家打狗他骂鸡，说得好听点叫有反抗精神，说得难听点叫倔驴，确实够得上一个“拧”字。有一次老师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他站在那里，两眼平视，一言不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气得老师够呛，又拿他没辙，对他喝道：坐下，一分。他就这样吃了不少一分。他那股无缘无故、百折不挠的倔脾气，当得起一个“拧”字。

    上大学

    在高考之前，小波面临选科的问题。一般人多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或者擅文，或者擅理，可以择其擅者而从之。而小波两者都擅长，而且两者都喜欢，如何选择就成了个伤脑筋的问题。当时小波已经在和李银河处朋友，李银河认为小波在文学上有极高天赋，力主他学文科，甚至跟他说，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但这一主张违背我们家的家训。我父亲在哲学界从业多年，那一阵子天雷滚滚，草虫皆惊，整天在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他郑重地告诫我们：如果不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尽量离意识形态远一点。后来小波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说首先，世上的学问有真传和假传之分。有句老话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如果得了假传，在万卷书间忙得屁滚尿流，还要当一辈子糊涂人。无论什么时候，理工科的东西基本上属真传，而文科则未必如此。诚然，今天的文科已经有了巨大改善，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文科基本上以假传为主。如果上四年学，天天学一些糊弄人的玩艺，岂不是虚掷光阴。其次，人到世上来一回不容易，怎么也应该对世界上的事情尽可能多懂得一点。数理是世界结构的重要一环，如果在这上面有所偏废，思想训练不足，将来想起事情来就可能蒙查查分不清丝缕。最后小波终于听从了我的劝告，选择了理工科，考进了人民大学的商品学系。

    在学校里他碰上了两个好老师。一个是教物理的，书讲得头头是道不说，还在规定课程之余，应大家的要求，用一堂课的时间把相对论捋了一遍。据说满堂的学生听得摇头晃脑，懂了个七七八八。下课之前，老师说，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竟然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相对论(我猜是狭义相对论)有头有尾地说了一遍。

    另一位老师是教数学的。有一天他跟同学说，“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作为数学的一个领域，可能你们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我还是要跟你们讲，不为了别的，只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我不知道他在那堂课上教了些什么，但听小波说，光是这几句开场白就让他受益匪浅。小波从此得到了一个信念：像数学这样的学问，不是一种用来谋取衣食的稻粱之谋，而是一种崇高的智慧，有一种本体上的价值。这位老师实际上是在向学生们灌输一种信仰——经过一个蒙昧时代，这种信仰已经将近失传——那就是人应该超脱实利，从理性角度完善自身。

    记得我们有一次借到了一本书，书名叫《人类改造自然》，是从外文原版翻过来的科学读物，部头很大，好像是海外印的，装帧精美。把书打开，扉页上是一段赫胥黎的名言。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能让玉米多结一个穗，或者让三叶草上多长一个叶子，他就对人世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皇室贵胄，还是庙堂上的衮衮诸公，都难以望其项背。这段话虽然不长，却给我们内心造成了巨大撼动，有醍醐灌顶之功，所以以后一直把它奉为圭臬。这好像是一种源于西方的智慧，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方法全然不同。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对权力的崇拜，皇帝和权臣永远受到至高的敬仰，被视为历史的核心。至于让老玉米多结个穗一类的事则显得毫不足道，是田舍翁或者贩夫走卒的微末勾当，充其量算是个雕虫小技，赏几两银子就可以打发，绝不会写在史书上。殊不知那些皇帝和权臣的你上我下，常常只是人们驴推磨一般原地打转，和大槐安国蚂蚁窝里的出将入相有得一比，无非是南柯一梦而已。试想那些山林中的土著蛮族，甚至各式各样结群共生的动物，譬如说狼群，猩猩，甚至蜜蜂蚂蚁之类，通常也会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也会有与皇帝、权臣、升斗小民相应的层次。他(它)们也会有自己的权力倾轧游戏，也会有自己的宫廷政变、狡狯和阴谋，甚至烛影斧声、千古之谜。他(它)们也会有自己的朝代更替，也会有自己的战争和血腥屠戮，征服和被征服，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利益争夺，包括对食物和异性进行争夺的好戏。只可惜无数世代过去了，这些草莽英雄你方下台我登场，竞相折腰，努力表演，而他(它)们的族群始终在重复着原始循环，无法向前踏出半步。这样的故事究竟有什么意思，这能算真正的历史吗?恐怕即使是人类学家或者是动物学家也不屑于记录这些单调无味的重复。如果只是对这类伎俩津津乐道，我们和原始人和猩猩又有什么区别?

    （摘自《我的兄弟王小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