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文典

    关于刘文典先生，早已流传许多故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犹如雾里看花，云中望月，让人不辨真伪。今希望能从刘文典先生之子刘平章先生对父亲的回忆中，觅得一些事踪，尽力还原一位真实的刘文典。

    父亲的经历

    曾祖父是安徽怀宁人，早年在合肥做生意，开了一家不小的布号，生活尚算富足。父亲是填房夫人所生，兄弟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有三个弟弟。八个子女中，要数父亲最聪明，祖父便很注重对他的培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即从日本回国并赶往上海。到上海后，父亲加入了《民立报》，担任编辑和英文翻译，与于右任和邵力子共事。当时，宋教仁、范鸿仙、景耀月、章士钊等都是《民立报》的编辑。孙中山是年赴上海时，首访了《民立报》，这是父亲首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后来宋教仁遇刺，父亲和范鸿仙等人在《民立报》连续撰文，率先公布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真相，追缅逝者，声讨凶手。时隔不久，父亲与范鸿仙等人同赴安徽芜湖，决议成立讨袁第一军、第二军，酝酿讨袁行动。恰在此时，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后来“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通缉革命党人，父亲不得已再度赴日本，以记者身份与范鸿仙等人密切往来。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孙中山任总理。父亲经人介绍，宣誓入党，任中华革命党党部秘书，主要负责孙中山英文电报起草工作。期间，父亲还在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多篇文章，旨在介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进步潮流，成为《新青年》群体中首批重要作者之一。袁世凯倒台后，父亲由日本回国，经陈独秀引荐，在北大担任预科教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教员，同时担任《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

    据母亲讲，“二次革命”后我们家里非常穷，袁世凯又四处抓人，那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只好把所有东西都卖光了到日本去。直到1928年抵北平后，父亲先到北大教书，又到清华任教，家里的情况才好转。那个时候父亲在北大和清华两处领工资，一个月大概有七八百块钱，家里雇着几个人，有一个黄包车专门拉我母亲去买菜，还买了部英国的小奥斯汀汽车代步，花了大约两千块钱。另外，我们家好像还在安徽买了栋房子，带有花园，后来被日本兵强占了。

    当时，我们家有父亲、母亲和我三口人，还有母亲的乳母一家人。因为外婆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是由这位乳母带大的，所以一直就陪着这位乳母，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父亲也很尊重这位乳母。父亲让乳母的儿子去学裁缝，我们家的衣服都是他做的，他媳妇做饭，孙子便跟着父亲，相当于书童，帮忙倒茶水拿东西，父亲教他读书认字，还教英文，后来他做文章写字都很不错，比较有文化。另外，母亲的表弟陈迺吉也住在我家，他喜欢画画，家里就让他去学美术，本来是要送到美专深造，因日军入侵，没有办法便让他回去了。此后一直在安庆画画，据说在山水画上还小有名气。

    七七事变后，有一天突然有很多日本兵闯到我们家翻箱倒柜，我很害怕，不久父亲就不见了。听母亲后来讲，当时有人劝父亲去伪北大任教，父亲严词拒绝，日本人便有意为难他。父亲通过北京的一个朋友，买了车票，跑到天津，从天津转到香港，再到海防，最后来到云南。父亲走之后的第二年，我和母亲以及表叔陈迺吉，还有母亲、乳母一家也离开了北平，途经上海时就给了一些盘缠，让他们回安徽老家去了，然后我和母亲到了香港。当时我们带着父亲的四大箱书，还有几十件行李，在香港大学遇到了父亲的学生马鉴教授，他劝说我们，母亲带着那么多行李又带着我，路上不方便，建议我们把书留下来暂存香港。这几大箱书就留了下来。这批书是父亲十多年在北平收藏的古籍、手稿和信函，非常珍贵，可惜后来丢失了。父亲和母亲见面以后，只说了几句话，父亲就很生气。在我印象当中，很少听到他们两人有这种口角。那天好像是父亲责怪母亲说：“怎么不把书带出来，我以后怎么做学问，那些行李可以丢掉不要!”

    初到昆明没多久，日本飞机来轰炸。有一次母亲在房间里，我和父亲匆匆忙忙跑出来，打算到房子外面的空地上，突然间，一架日机俯冲下来，飞得很低，我能清楚地看见那个日本兵戴着皮帽子和风镜，父亲马上抱住我，趴在我身上，这个场景在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我们租房的人家比较有钱，女主人抽烟的时候，经常打骂甚至用烟签子戳使唤丫头，父亲见了很生气，他觉得这个人怎么会如此野蛮，更担心小孩子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不利于成长，他在家里面发了几次脾气后，我们就搬走了。

    我们搬到了西站附近的龙翔街。住在龙翔街一是为了父亲去联大上课方便，二是有利于跑警报。大概走半公里就到了虹山。当时虹山一间房子也没有，小山坡上还有一块平地，我们花了点钱挖了一个山洞。在那里大概从10点左右，呆到下午一两点钟才回家。跑警报有时会有西南联大的学生遇到父亲，就和父亲一起跑，到我们挖的那个土洞里，拿着书读，还在里面谈谈学问和其他什么。

    1942年，有西南联大的学生请父亲到普洱的磨黑教书。1943年暑假开始时，我们回到昆明。但不久父亲就转到云南大学教书了，我甚是不解，后来才听母亲说，西南联大解聘了父亲。

    抗战胜利后，很多人要回北平，但北大、清华父亲是不想去了，他留在了云南，留在了云大。那个时候熊庆来校长非常尊重父亲，西南联大不聘父亲，云大立即就高薪礼聘，给他的待遇比校长还高。熊校长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来我们家，嘘寒问暖，对我们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留在云大也可能是父亲不想辜负熊校长的心意吧。

    熊校长后来专门给父亲在云大枇杷园建盖了三间房子，还有一间厨房。枇杷园实际上叫晚翠园，院门上还有胡小石先生题写的“晚翠园”几个大字，可能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枇杷树，大家就习惯叫枇杷园。

    蒋介石六十大寿时，卢汉通过熊庆来跟父亲说写一篇寿序，作为云南送给蒋介石的贺礼。父亲答应帮他写了，写好后还请昆明的一位书法名家书写成一本折子，拿到我们家盖了图章才送过去。父亲给蒋介石写寿序帮忙的成分居多。现在有些人说父亲是靠卖文章为生，我觉得是不靠谱的说法，不敢认同。

    解放后，父亲就戒烟了。父亲说现在社会变了要戒烟。父亲戒烟的那段时间很辛苦，需要去找医生烧一些烟泡子，就是用大烟制成一颗颗像丸子一样的东西，每天早晚用开水进服，很受罪，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大概经过两三个月，慢慢减少，后来就戒了。在我印象中，刚解放的那几年，社会秩序以及整个精神面貌非常好，夜不闭户真的是可以做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除了镇压一批“反革命”以外，也没有搞更多的运动。那时坐火车也都是互相照顾，乘客在车上还争着打扫卫生，社会风气确实是让人感到舒心。当时父亲跟我讲，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外国人侵略，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扬眉吐气，帝国主义不敢来欺压我们，这个是最难得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精神面貌很好，从思想上从内心里确实是对党对毛主席有一种很深刻的很好的印象。

    1954年，我考取了成都工学院，离家读书去了，以后的事情接触得比较少一些。期间，父亲给我的信中总说政府待他非常好，工作很好，身体也很好，鼓励我好好学习。我每次把成绩单寄回来他都特别高兴。我觉得我们家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过得很幸福。

    我曾经问过父亲两件事情。一是关于对鲁迅的评价。我问当时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他?他说，我并没有说什么，我只是觉得鲁迅不应该跟那些人吵吵闹闹，与其把时间花费在吵闹上面，还不如多做点学问。他觉得鲁迅花费了很多时间跟人家打口水仗，和他弟弟周作人的关系也很冷淡，连亲情都不认，父亲对此有些不能理解。虽然父亲的观点是这样，但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显然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所以当时为此事受到很大的冲击。第二件就是给蒋介石写寿序的事。当时我还很小，根本不了解。后来有一次我从成都回昆明，便问起此事。父亲说他在安徽大学主持校务的时候，是为了维护学生的利益才跟蒋介石据理力争的，其实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领导大家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是有功的，为什么不可以给他写寿序呢?父亲说，个人恩怨虽然瓜落结藤，但绝不记这些东西。这两个重要问题，是特别问他的，而平常我们在家里很少听父亲谈论张三李四的长短。

    1956年，父亲被评为一级教授，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去北京开会。这段时间父亲心情舒畅，精神状态也很好。在北京开政协会议回来后跟我讲了两桩事情。一桩是他见到了周作人。不开会的时候父亲爱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查资料，在门口遇到了周作人，当时是3月份，北京还很冷，周作人看起来很不自在，低着头走进去，父亲主动和他打招呼，两个人寒暄了几句，没有提及以前的事情。因为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曾经到我们家来劝父亲去北京大学，被父亲婉拒了。父亲就说：“你看这个人啊，一定不能当汉奸。我现在到北京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么重视我，给我坐汽车，而他是走着路去的。”他说做人一定要讲气节。另一桩事情讲到章士钊。章士钊跟父亲关系很好，他们以前就是好朋友。开会时他们坐在一起，郭沫若从他们旁边经过，低着头就过去了，章士钊好像对郭沫若并不感冒。政协会上见到很多老朋友，像卫立煌、邵力子、张奚若、华罗庚，等等，父亲还跟卫立煌合影留念，可惜那张照片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还在成都上学，详情不是很清楚，加上父亲也没有跟我讲太多，我还以为没出什么问题，直到后来云大刘兴育老师给我看了当时的一些资料，我才晓得父亲最后还是受了冲击，不过当时整个情形就是那样子。1957年底我放寒假回到了昆明，有一天父亲突然吐血，我就急忙陪他去看病，照了X光片，好像当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1958年4月份，母亲说又吐血了，情况不容乐观，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

    据我夫人回忆，那时我们还未结婚，她在昆明工学院读书，父亲煮点牛肉或其他什么的，就会叫她来吃。50年代家里还没有电话，父亲便写信给她，信封都是用毛笔写的，所以她到收信一眼就能认出来，是父亲又叫她去家里吃饭了。父亲过世那天晚上，我夫人正在上晚自习，家里的保姆去找她，说父亲不在了，她就赶紧过来。因为那时我还在成都上学，那一晚家里只有母亲、我夫人和保姆三个人守着他。第二天她去上课做化学实验时，旁边的助教说“国宝不在了”，她听着很不舒服，心里很酸，几欲落泪。

    我毕业后分到了昆明。而母亲隔了一年后，觉得在云南容易触景伤情，便回安徽老家去了。

    父亲的为人处世

    我父亲是一位深爱自己国家的人，很有民族气节。七七事变以后，只身一人，从北平坐车到天津，然后从塘沽坐船经过上海、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到云南蒙自。父亲跟我讲，他到蒙自的第二天早上，见到国旗升起，他深深地三鞠躬，他说，已经一年多没有看到国旗了。

    对于学生，父亲的态度也不像外人谣传的那样不负责任。父亲是我夫人的干爹，我夫人曾经问过所谓“踢试卷”的事。她说：“干爹，人家说你批试卷是睡在烟床上，把试卷堆起来一脚踢过去，踢得最远的那份试卷分数最高，真有这回事吗?”父亲笑了笑，只是说：“干女儿，我如果是像这样教书，哪个学校还敢聘请我?”几句话已把情况说清楚了。

    在我夫人看来，现在有些关于父亲的传说完全是些莫须有的“罪名”。她去我们家，最喜欢、感受最深的就是很温馨。她说，冬天的时候，干爹干妈一边坐一个沙发，前面摆着一盆炭火，两人吟诗作赋，你一言我一句，真有趣。我们都是学工科的，诗词文章懂得不是很多，但那种气氛，确实让人感到很温暖。我夫人跟我父母相处的时间很长，她在我们家也没听见父亲随意批评别人。

    父亲也不怎么谈自己的事。比如为什么要从联大到云大，我就没有听他说起过。在父亲过世后，大概是1973年或者1974年的时候，我回安徽老家探亲，有时晚上没事，就和母亲在房间里一边烤火，一边听她讲关于父亲的一些事情。她也只跟我讲了几件事情，而且还让我不要随便说出去。一件是关于闻一多先生的事情。母亲说那个时候闻先生想到清华任教，父亲当时是代理系主任，闻先生经常到我们家来，后来父亲就同意了聘请闻先生。她还说到陈独秀的其他一些事情。在上海的时候，陈独秀跟我们家关系很好，他又是父亲的老师，父亲很敬重他。有一次，陈独秀到莫斯科开会，为了安全起见，他就把多余的文件让母亲埋在我家的院子里面，开会需要的那些材料，就由我母亲装在小箱子里面，陈先生在前面走，母亲提着箱子跟在后边，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被人发现。等他上了火车，母亲就进到火车站，确定没有事，周围没有什么人了，才把箱子交给他。那时陈独秀曾经劝我父亲、母亲参加共产党，他们没有正面答复，因为当时父亲对政治已经不是很感兴趣了。

    听我母亲说，陈独秀出狱后躲在我们家，后来是由李大钊接走的。母亲还说，在宋教仁被刺杀的前天晚上，有人敲门，父亲一开门，那人就一枪打来，打到父亲的膀子，后来那人一看找错人了，便掉头跑了。当时父亲跟宋教仁和范鸿仙在一起搞活动。

    1954年，全国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在云大的批判会上，父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胡适两个字，他觉得胡适是他非常要好的信得过的朋友，他绝不会那样做的。刘师培过世后，是父亲把他的灵柩送回家乡的。当时刘师培出于某些原因，名声有点不好，过世了大家好像也不很悲伤，无动于衷。父亲租了一条船，把他的灵柩放在上面，亲自从江苏这边把他送回家安葬。这个事情原来我不知道，是《狂人刘文典》作者章玉政找到资料跟我讲的。在成都，我跟着父亲去拜访谢无量先生，见面他就说：“老师，我带我儿子来看您了。”他让我叫太老师，要我给太老师磕头。他尊重老师和长辈的言行，我印象很深刻，受益匪浅。我觉得老一辈虽然经历了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他们的人品道德，他们的一些思想信念，比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这种感恩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还应该发扬。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沈从文的事情了。我夫人把她查到的资料做了些考证。沈从文在昆明的那段时间，住在丁字坡旁边，也就是以前的唐公馆对门，而我们家住在龙翔街。住在丁字坡的人跑警报，往往是跑以前的英国花园或现在的圆通山后面。我们跑虹山，他们两人是不会遇到一起的，而且我们没跑几次就搬到了官渡。我觉得那时敌机要来了，大家都是慌慌张张地跑，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还能说出“你跑什么?我跑是为……”这样的话，估计那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这个故事。而且沈从文评教授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联大到了云大，所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吴宓跟我父亲的关系很不错。有一件事情，吴宓的日记里写得不准确。解放后中苏关系非常好，苏联汉学家爱德宁来中国访问，父亲作为古典文学家，政府安排他去翠湖宾馆见了几次爱德宁，好像还送了他一套书，两人相谈甚欢，爱德宁邀请父亲到苏联去讲学。后来父亲到成都时还跟我讲过，等他去苏联时，让我陪他一起去。当时父亲刻了一个图章，准备带去送给爱德宁。吴宓好像说父亲有点吹嘘之意，他不相信有这个事情，实际上确有这个事情。我在家里还见过一个石头图章，上面刻着“爱德宁”三个字。但是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了，未能成行。

    很多人说父亲狂，我觉得叫作自信或许更确切些。我曾听父亲说过：“我的名呢，就是在校勘学方面可以留名五百年，五百年之内可能没有人超过我。” 

    父亲辞世之时，政治运动正在进行，大环境让人无可奈何，熟识父亲的人还是会忍不住扼腕叹息。经济学教授秦瓒说：“最可惜的是叔雅，他那时年纪还不到七十，精神也很好，校勘学是没有人超过他，还长于子书，诗都是其次，不说在云南找不出，在国内也找不出几个来。”这是专家学者们对于父亲死于政治运动中的感叹，也是对国学大家离去的惋惜。

    斯人已逝，空余怅惘。

    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我们无力更改，只希望能够以史为鉴，不要让那些历史重演，从而让更多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教授能够为国家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不是空留遗憾。

    （摘自《温故·2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定价：29.00元。因篇幅所限，本文删节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