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唐君毅先生

    西塞罗尝言：“友谊只诉诸高贵的灵魂。”我们在周辅成先生与唐君毅先生毕生不渝的友谊中再次见证了这句话。

    唐先生毕生留下皇皇巨著三十卷，周先生在风狂雨骤、飞沙走石中看护着一缕人道之光。虽光微如豆，却召唤暗夜荒原中的旅人期盼更多的光。 

    一

    那是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北伐以前的事了。那时我在重庆巴县中学上学，有空时，常到附近川东师范学校一位朋友陈先元处去谈学问，发现他的寝室内堆着全套的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新青年》、《向导》、《创造周刊》等期刊。我当初以为都是他购的，后来他告诉我：这都是联中同学唐毅伯(按：这是唐君毅先生上学时的学名)去北京时留存在他那里的。我过去读这些出版物都是零碎的，到这时我便如饥似渴地把我未读过的部分一一借来读完。当然我应该感谢我的朋友慷慨，使我懂得当时新思潮的全貌，但是我也应该感谢君毅先生这些书刊给我的益处。因此我也和陈先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为我介绍了君毅先生治学的严谨精神，为人的忠厚风度，我同时也发现了陈先元自己也有这些长处。中国有句古话：“不知其人，视其友”，这句话大概是可靠的。可惜这位朋友未等到北伐成功便死于肺病了。我很惋惜这位朋友，后来与君毅先生见面谈及这位朋友时，他也是十分惋惜的。

    二

    当我在1931年从成都转学到北京的时候，君毅先生已经到南京中央大学上学了。我们没有机会见面，但他学哲学，我也学哲学，他喜欢歌德、康德，我也喜欢歌德、康德，彼此的文章，常在国内报刊上互见。当1932年纪念歌德逝世百周年的时候，我和他都写了纪念的文章(他写的题目是《孔子与歌德》)，为了要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印成书，作为纪念的纪念，我和君毅先生第一次直接通信。信上的话，虽然早忘去了，但令我在心中不能忘的，是君毅先生爱世界的学术与文化，更爱中国自己的学术与文化。他几乎是要把歌德看成是西方的孔子，而不是把孔子看成是中国的歌德；孔子的“平凡中见伟大”，是肩负了几千年几亿人民的命运的。大约这也是君毅先生在非常熟悉西方哲学、西方文化之后，不得不仍回头来要在中国文化中找自己的“根”的原因。

    三

    在继续和君毅先生信上谈学问的过程中，他介绍许思园先生和我通信。当我把君毅先生著的《佛学三论宗与柏拉德来》原稿和许思园先生新出版的《人性与人之使命》(英文书)送给吴宓、张东荪先生看的时候，他们都称君毅、思园为奇才。张先生当即将君毅稿交给当时中国哲学会编的《哲学评论》付印。这已经是北方正值烽火连天的时候。我不久即离开北平到了南京。为了想利用南方藏书丰富的中央图书馆和中央大学图书馆，我在中央大学附近租了一间陋小的亭子间住下，这时我才第一次和君毅先生见面，他已经留在原校任教。以后我们便随时在各自室内和南京各游览处茶肆内细谈，各畅所怀。

    在南京，我才知道君毅先生对熊十力先生是十分敬佩的。他可算是第二位(最早是张东荪先生)承认熊先生不仅是佛学专家，而且是有独创性的哲学家的人。

    抗日战争把我们从南京先后挤到成都。当时全国人才都集中在成都、重庆二地。君毅先生在成都住了两年多时间，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后来经中央大学一位老师的推荐，转到重庆教育部做“特约编辑”的工作，到了那里，只凭上级支配工作，心灵是万分悲痛的。他的心灵本来完全被家国安危和学术所占据，忽然要在那里去做索然寡味的搪塞工作，这真是很难堪的。我记得我在成都也被现实逼得只想到南洋去隐居的时候，他给我的信是“兄竟也是‘道不行’，拟‘乘桴浮于海’欤!”虽不是“楚囚对泣”，但也是“相濡以沫”。这里我还想起当我仍留在成都的时候，一家出版社，忽然来信用高稿费约我写一本《哲学大纲》一类书，通过中央大学哲学系一位教授转来。我本正在穷困中，当然承担了，并很快就匆忙交稿了。但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是约君毅先生写的，他在经济上也许比我还奇窘，但他竟把这可换钱的机会让给我，使我心中十分难过。这样待我的朋友，竟然看到我要去南洋隐居，他一定是不安的，然而我的斗志，已被现实逼得喘不过气，我能有什么办法告慰朋友呢?

    幸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去南洋的可能性完全消失，我也到重庆国立编译馆去担任编审工作，此刻君毅先生也被中央大学请回原校，除做教授外，还被同事推做系主任。见面机会又多了，虽然彼此生活仍十分艰苦，但都能拿出几乎全部的精神来顾念整个民族的灾难。我们都想用理论来证明中华民族与其文化，已经通过几千年的考验，但愈遇困难，愈能发扬光大。我们都坚信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终必在中国文化精神中覆灭。君毅先生与我都在出版物上写过这类文章，但君毅先生更想从哲学本身来贯彻这些思想，他终于写成了《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好似费希特在拿破仑进入德国时期为了唤醒德国民族奋勇起来救亡图存，因而写哲学著作一样。

    我们就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约了几位朋友共同发起《理想与文化》期刊。这个刊物的发刊辞，是由君毅先生写的。他写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便分章在这刊物上发表，同时也承梁漱溟先生支持我们，把他写的《中国文化要义》分章给我们发表。此外，熊十力先生、张君劢先生以及支那内学院的学者也都支持我们。今天想起来，我们都应该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理想与文化》的印刷费，是由江津县一位爱国商人出钱担负的。印刷资金并不多(每期只印了三百份)，但出了五期后，因为这位商人生意失败破产，便只好停刊。隔一年以后，又曾在成都经由一家书店出钱刊行了三期，仍以同样原因停刊。在当时，读书人连出版一小刊物也必须倚赖于人，其地位之低微，可想而知。但是君毅先生和我们，在内忧外患时期，想为祖国精神文化而呼号之心，是不怕艰难困苦的，我们手中无枪，但有一支笔还是可以活动。所以，以后在任何情况下，创办的朋友们都还在想恢复这个刊物，确实也零碎出了几期，可惜竟夭折了。

    四

    由于这个刊物，我和君毅先生的接触和了解更进了一步。彼此了解，还不仅在思想上，而且也在情感上。我记得一次是同在江津县城的街道上，大约是去往支那内学院的路上，想起欧阳竟无先生的逝世，我告诉他报纸载印度甘地也去世了，他忽然脚步停下来，面对我大叫一声“呀!”脸上变色，用脚向地重重地击了几下，立刻双眼泪如雨下。口里不断叹“他死了!他死了吗?……”我也心情激动，不知如何安慰他，不知如何自处。不便在大街上久站，只好以自己的步伐，使他跟着我一起向内学院走去。一路不敢再向他讲什么话，只是频频看他，一路看着他流泪叹息，我也严肃地顺着他的感情和思想，屏息前进。我知道他是把甘地看成是印度哲学的化身。我和他都读过甘地的《自传》，我们都觉得甘地算是真正了解佛家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精神的人。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绝不是托尔斯泰所谓的无抵抗主义，这是一个民族在能抬起头来的时刻，一个普通的人都能做得到的正义行动。一个为被压迫民族争生存争权利而不惜牺牲一切的人，一个为东方智慧争地位，置生死于度外的人，这样英勇地死去，我们能够毫不动心吗?能够不悲伤至于流泪吗?

    还有一次我见到君毅先生流泪，使我不能忘记的，那是在重庆北碚勉仁书院熊十力先生处。我记不起确切日期了，大约是1942年春节期间，我们同去向熊先生拜年，熊先生大谈他自己从小在乡里受欺，后来参加辛亥革命以及自己苦学的经过。从早上九点左右直谈到午饭，午饭后又谈到晚饭，晚饭后还继续谈，他讲得详细，讲得动人，尤其是谈自己家贫受欺，使得亲人亲友也受欺的情况，谈到读书时阅到古人命运可悲的地方不禁声泪并下，久久不停。在这样一些时刻，我也不免怆然有泪，但转眼看君毅先生时，他像熊先生一样满脸是泪，不同的是他两眼不动地注目着熊先生，严肃地深思，我知道我们是被熊先生对生活和学问的真诚所感动了。熊先生号名“子真”，这个名字和他的实际是完全相符的。从他那里，的确可以看到世间有真的知识、真的生活、真的人格。我们二人一齐在客厅见了熊先生长流泪的时候，不仅是为了熊先生个人处境而共鸣，而是感到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人类在这个苍苍茫茫的世界中，免不掉要受命运的摆布，但也免不掉要在苦难中去求生存，去寻光明，这是可悲之处，也许也是可喜之处。为什么熊先生会受那么多的苦难呢?为什么人类一定要受些苦难呢?然而人类若不经受这些苦难，如何能显出人类的伟大?人类如果都是平平安安地前进，这种生活，大约也是很平淡的，丢了也不可惜。只有经过苦难换来了理想的生活，这生活才是值得留恋的。这些思想，支配了我们，所以我们立在熊先生面前，愿意正视人的苦难，愿意为人的苦难而流泪，当然更愿意在苦难面前鼓起勇气，再为理想而奋斗。这也许就是我们既悲叹而又有一种甘愿受苦难的心情的原因。所以我们不怕流泪也甘愿流泪。

    熊先生，君毅先生都已作古了。我还抱着残身留在世上，我悲叹我竟再也不能见他们，更不能在一起为民族、为人类的命运而痛论以至哭泣一场，但是，我今天回忆这些往事，也不能不使我对余生增加了一些积极的信念和勇气。

    人会悲哀，人会痛哭流泪，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与人在一起，笑一阵，甚至大笑一阵，这并不一定值得纪念，但能与人在一起，悲痛而至于流泪，这却是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

    五

    生活，总是在矛盾中过去的。社会生活有矛盾，个人生活有矛盾，两类矛盾，往往也结合在一起。有的人不善于解决个人矛盾，却善于解决社会矛盾；也有一些人善于解决个人矛盾，不善于解决社会矛盾。

    君毅先生投入社会后，在解决个人矛盾方面，他有惊人的风格。据我所知，在当时教育部决定因他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给予他一等奖的时候，事前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当时评奖的学术委员会对他的书评价很高。同时，也告诉他，学术委员会拟把二等奖给予另一位作者。君毅先生考虑了一下便回答，另一作者曾是他的老师，他不能接受，只有互换名次，才便于接受。学术委员会尊重了君毅先生的意见。这种解决个人矛盾的方法，恐怕只有少数如君毅先生之类的人才能做到。这绝不是由于什么封建意识做主，应该说君毅先生对于学术确有公忠无私之心，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尊师重道。

    能解决个人生活中的矛盾，未必就能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君毅先生再到了中央大学，曾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正值当时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刻，即使能避开政治上的矛盾，也无法避免学术上的矛盾；即使学术上的矛盾也避免了，仍不能避免人事上的矛盾。君毅先生在中央大学，在人事上，同事中若不是他的老师，多半也是他亲近的朋友。也正因此，这些人中的矛盾，往往也令他难处。他希望大家都能和谐下去，但大家都说他偏袒对方。老年人与老年人有矛盾，中年人与老年人有矛盾，甚至中年人与中年人也有矛盾。他做了很多毫无效果的调解工作，最后只好暂时离开南京到无锡的江南大学去。这些时间，他担心的完全不是职位问题，也不是同事间矛盾难于解决的问题，据我知道，他已经明白当时社会道德败坏，当权者的政治摇摇欲坠，中国文化被弄得斯文扫地，心中悲愤万分。似乎也只能“隐居以求其志”，把一切无法解决的矛盾抛开。我记得他从抗战胜利那一天开始，便企图去江西铅山恢复宋代朱陆讲学的鹅湖书院。他曾亲自坐木船和步行到了交通比较困难的铅山，去看旧址和筹备一切。一俟从法国学农业回来的学者程兆熊先生把他办的江西农业专科学校搬到原鹅湖书院旧址，君毅先生便和他约定，逐渐由农专附设鹅湖书院，改为鹅湖书院附设农专。这件事本是得到很多朋友的赞同的。不仅程兆熊先生赞成，牟宗三先生赞成，还有如李源胜先生、钱穆先生和我也赞成。君毅先生得到朋友们的鼓励，于是把他的熟朋友和牟先生的熟朋友也先安顿到农业专科学校去工作。所以君毅先生一方面身在江南大学、中央大学，但一方面心却在铅山的鹅湖书院。

    然而社会矛盾复杂，世路艰难，有谁能使理想与现实完全一致?这也无怪古往今来的很多人不能不抱“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态度了。

    君毅先生是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心情下处理他对社会的矛盾的。他热爱孔子，也免不掉孔子最后的命运。是悲剧，然而却是他甘愿取得的悲剧。

    想着他，我不能不想到他当年从江西上饶坐木船沿长江到铅山，半夜在船头上静观明月的情景。身在山水之间，心在民族文化与人类前途之中，奈何人类总只能在“理想”中求安慰，求安顿!

    （摘自《问道者——周辅成文存》，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