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蕙兰女士是爪哇华侨首富“糖王”黄仲涵(奕柱)嫡室所生爱女。其母中年与黄氏分居，常住欧洲，晚年旅美。蕙兰幼年生长在爪哇，曾随父母到过上海、北京，青少年时期随其母、姊住在欧洲。她一直过着富室豪门掌上明珠的生活，接受其家庭和社会教养，形成了独自的性格。1920年，她在巴黎与当时已崭露头角的青年外交家顾维钧相识。顾氏适在新鳏，对黄女士一见钟情，不久就在欧洲结婚。黄蕙兰自此成为贵夫人，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生活豪纵，非同一般。
我和顾维钧结婚时，一点也不懂政治。我们的婚姻不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不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在神案前首次见面；他对我的照片一见钟情，于是妈妈安排我到巴黎和他会面。我嫁他是顺从妈妈的愿望，而他娶我是因为他看到一张漂亮的面庞，此外就没有什么了。
我对外交礼仪也一无所知。但我做顾维钧夫人后成了他的半边天，这种事在那时的中国妇女界是罕见的。当然，宋氏姐妹中较年轻的两位，蒋夫人和孙逸仙夫人是例外。确实，我曾多次被摄入镜头和接受新闻记者的访问，致使很多人认为我是革新者查理·宋的三位著名女儿之一。
第一次见到顾维钧
中国有一个名叫苏州的地方，那是建在许多运河上的城市。妈妈听说过苏州的故事，但她从未到过那里。她也听说过威尼斯更可爱——从而决定要看看威尼斯。
我在意大利过得很愉快。有一天妈妈告诉我，巴黎有一个男人看见我的照片，希望会见我。她不知他的姓名，仅知他是中国派往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谈的代表团成员。姐姐邀请了代表团的一些人到她的公寓来吃晚饭，而那位先生——一位鳏夫——看见放在钢琴上的我的近影，说想见见我。
姐姐琮兰写给妈妈的信说：“马上来，因为代表团很快就要走了。整个晚上他不断地去看蕙兰的照片，我深信他爱上她了。如果他能娶她，那是多么好的机会啊!”
我对鳏夫并不感兴趣，但我是个孝顺的女儿，我让马来厨娘收拾我的行李，准备和妈妈前往巴黎。
我们到巴黎的头一个晚上，姐姐为妈妈和我洗尘，她请的客人有代表团的唐将军和夫人还有顾维钧。我的座位挨着顾维钧。他只有32岁，作为代表团的第二代表真是够年轻的，而作为驻美的中国公使而言，实在是非常年轻了。不过与追求我的英国人和那些我在威尼斯遇到的爱献殷勤的意大利人比起来，他并没有什么令人夺目之处。他留着老式的平头，他的衣着和我的男朋友们常穿的英国剪裁的服装也相去很远；后来我才知道他穿的是在美国买的现成服装。
当时我对他的印象很淡漠。我不懂政治，对中国的问题就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地模糊，也不明白为什么唐将军要如此谦逊地对待我的这位晚宴的伙伴。在我了解到他既不跳舞，又不懂骑马，甚至不会开汽车之后，我断定此人不值得我注意。
可是我低估了顾维钧的天才。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使他失去勇气。他不谈自己或他从事的工作，而是让他自己关心起我的生活天地。宴会还没有结束，我已觉得有些陶醉了。我们在一起友好而不感拘束(我现在回顾，当时如果爸爸在场，事情可能不会那么顺当。只要爸爸一进屋子，那里的空气马上就紧张起来，人人循规蹈矩)。
顾维钧作为代表团的第二代表，为他安排了一处很漂亮的住所，位于钟情路。中国人之间流传着一段开玩笑的话，说他受到那所住宅的魔法，变得“钟情”起来。
他有一辆配有司机的轿车，是由法国政府供给的，这给我留下了印象。我家也有轿车，我家也用司机，但那是我们自己花钱的。顾维钧却是个要人，外国的政府为他提供交通工具(没有享受特权的外交牌照)。后来有一次也使我印象颇深。那次他带我去看歌剧，在歌剧院我们坐的是由政府保留的国事包厢。不管我爸爸花多少钱，他也买不到这个包厢的座位，因为这是专门为要人们保留的。我怀着受到追求的心情，细心考究地穿上我最漂亮的衣装，和他玩笑调情。对于我，这是一场游戏。糖果和鲜花从他那里不断送来。他一天来找我几次。如果我出门，他会找到我。真的，有一天我去修指甲，他居然出现在伊丽莎白·阿登美容院，这可是完全不得体的，无疑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涉足美容院。不过这足以证明他是如何下决心要娶我。
会议已近尾声，他就要回美国了。他很机灵，不让我看出他已急不可待。当然，从我们家庭开销的豪富气派，他大约已看出我爸爸很有钱，不过我也能看得出他所追求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钱，因此我不禁得意扬扬。我想他宁愿我不是个大富翁的继承人，我现在回顾，如果我果真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婚姻要好得多。但不管是与不是，他要娶我。他的策略之一就是引我看一个新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使我非常动心，这是个包括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的世界——我对他说，我从来也没奢望过会被邀请去到那些地方。
他说：“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时，我的妻子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
我说：“可是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是啊，而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
我望着他，最后我说：“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作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这句话是有些过分了。不过我长久以来就习惯于爱怎样想就怎样想，而且怎样想就怎样说的。这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他严肃认真地说：“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
他并没有说他爱我，他也没有问我爱不爱他。我有些愣住了，我告诉他我要仔细想一想。
我知道我妈妈会说什么。她对顾维钧的印象很深，他具备了我妈妈梦想的女婿的各种条件。不管后来那些年头她如何厌烦我，但她一直宠爱顾维钧。真的，顾维钧和我妈妈的性格倒很般配，而不是和我。我妈妈喜欢在公共场合声称她是顾维钧的岳母，并以有这样一位乘龙快婿而自豪。
我同意了嫁给顾维钧。妈妈高兴地给爸爸发去电报，告诉他定下这门亲事。他的回电是给我的：“你无须结婚，回新加坡与我同住。”当我回复他我办不到时，他派出私人侦探暗中查明有关要把他的女儿带走的那个男人的一切。
我猜他也许出于嫉妒心，他不愿意听到我要结婚。正如许多好色的男人一样，他担心一旦他的女儿结婚为人妻室之后，会由于我的丈夫娶小老婆而受到伤害。
爸爸的侦探只找到顾维钧一个问题：他曾在上海和一个女子结婚又离婚了。最近死去的年轻女人是他第二个妻子。爸爸给妈妈打来电报：“你在干傻事。如果你把蕙兰嫁给顾维钧，她永不能成为他的正室，因为他在中国已经有一房活着的妻子。你怎能如此对待蕙兰?”
妈妈并不为此而动摇。顾维钧已经很恰当地将他以前的婚姻状况告诉了妈妈和我。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一位中医治好了他。在感激之余，他父亲对医生说，他的儿子将娶他的女儿为妻。这是典型中国式表达敬意的举动，顾成年以后无法逃避履行这项必尽的孝道。再没有比这桩婚姻不协调的了。最后她家与顾的母亲和大哥进行洽商，达成离婚的协议。
他第二个妻子来自显赫并以瓷器收藏闻名的唐绍仪家。唐绍仪身为政府权贵，是袁世凯大总统的左右手。他早已看出顾维钧的才干，因而向袁大总统推荐任用顾作总统府的英文秘书和翻译。顾维钧在政府中擢升很快，不久从英文秘书晋升为总统府参事。1915年，在他28岁时奉派为驻美公使。1918年，他年轻的妻子因流行性感冒在美国逝世，距他们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才几个月。她之死对顾维钧是个极沉重的打击。
嫁 妆
顾维钧希望立即结婚并带我一同回华盛顿。我害怕起来，于是找了女方的借口——办嫁妆。真的，如果剥夺了妈妈买遍伦敦的商店之权，那未免太残忍了。我们取得妥协。他在大约一个月以后要回到欧洲参加另一个会议，他准备到那时在布鲁塞尔的使馆举行婚礼。
我们订婚的正式消息就在中国驻巴黎使馆代办为国庆举办的舞会上宣布了。我和一个不跳舞的男人参加舞会，而且他还不赞成他的未婚妻跳舞。我虽然自己安慰自己他的这种态度无关紧要，可是我明白，结婚以后我将不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而不禁心情有些沉重。
维钧起程回美后，我和妈妈乘火车轮渡去英国，为我添置嫁妆。妈妈特为我订了一辆大罗尔斯-罗伊斯轿车，车窗如此之大，人们管它叫“水晶宫”。她认为一位公使夫人要乘坐这样的汽车才合身份，当然还要配上一个由登希尔提供服装的司机。与此同时，她还给她自己和姐姐各订了一部罗尔斯-罗伊斯。这些账单都送到爸爸那儿作为我婚礼开支的一部分。
妈妈的心情正处于幸福感高潮。她从第一家商店转到第二家，为我订购大量新婚用的亚麻床单、桌布，等等。我现在还能想起来一盒一盒的亚麻布枕头罩，每一幅都钉上一套玫瑰花形的金扣绊，每朵花的中心镶一粒钻石，作为结婚礼物，她在摄政街订制了一套36件餐桌器皿。汤盘和菜盘都是全银的，沿口镶金，甜食碟和调味碟都是金的，水晶玻璃的香槟转酒瓶上装着金盖子，刀叉餐具也是金的。她从中国定做了金的座位名片架，錾雕着中文“顾”字，一面花纹是龙，代表男人，一面花纹是凤，代表女人。
时间已来不及从中国定做中式结婚礼服，于是妈妈从卡洛特为我挑选了一件白色挑纱及地的礼服，还有一条拖在地板上老长的老式挑花面纱。我站在那里听着妈妈指指点点，让服装师无休无止地用别针修来改去。
有一个消息令我鼓舞。宣布维钧任驻伦敦的公使，施肇基调到华盛顿来而他调到伦敦去。这是上升的一步，他替换了一个年纪大的人。
在实现妈妈答应过维钧的华盛顿之行时，维钧和我从未单独在一起过。我头一回想到，以我真正对他的了解而言，也许我是在闭着眼和一个男人结婚。我们仅仅在正式场合，他的举止最好的时候在一起相处过，我并非真正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
我的女儿帕特(菊珍)，他已故的前妻留下的小女儿，曾经指出，不管维钧对我的美丽有多么欣慕，也不管我如何决心当好一个中国式的贤妻，维钧和我太不一样，因而难以指望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他的家庭是中国旧式家庭，不穷也不富。他的母亲裹脚、只会说中国话——上海方言，也从未离开上海附近出过远门。她甚至没有到过北京。为了在美国读书，维钧只能住在大学附近包伙食的公寓里过省钱而简单的生活。每星期六晚上，作为美食，供给一道煎碎土豆块。这在我们婚后的岁月里一直是他爱吃的东西。我常常以他的“包饭公寓口味”开他的玩笑，当然这不大公道，因为在别的方面他的口味还是很考究的。
维钧很有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讨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在当时我当然无法知道这些，我太缺少阅历了。多年来我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天地里，一切我想要的东西都会自动送来，我不能理解在一个事情并非如此的环境里的生活。维钧一开始陷于爱情，不是爱我，而是爱上了我的容貌和身材。
结婚的第一天
我们在下午举行的婚礼很正规。亲人只有妈妈在场。即使维钧的家属和我父亲想来参加，旅程对他们也委实太远了。我姐姐病了。由于当时在布鲁塞尔没有公使，驻西班牙的戴公使和夫人从马德里前来出席婚礼，使之更为正式而隆重。从巴黎来的中国代办在公使馆客厅里主持这项非宗教性的婚礼。戴公使搀着我走到维钧站着的地方。我们相对鞠躬，并排站立，等证婚人宣读祝词。然后由公使馆武官捧来放在天鹅绒垫子上的结婚钻戒，维钧把它戴在我手指上。
其后我们回到旅馆套房。我换上专为此刻而挑选的晚装，希望让我的丈夫高兴。但是当我走进套房的起居室时，他几乎连头也没有抬一下。他正在办公，口述备忘录和指示，四个秘书手持笔记本围着他作记录。于是我找一把椅子坐下，最后他才看到我。
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要乘夜车去日内瓦，因为国联大会第二天就要召开，而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也许他事先就告诉过我，但是我忘记了或者误解了。然而我已经来不及反对了。我必须督促将礼物列出清单以便合于礼貌地写信道谢，并把妈妈的女仆叫回来把我的妆奁重新包装好。
妈妈陪我们一同到日内瓦，还有维钧的王管事和妈妈的马来女仆。大堆大堆的行李，还有打字机和公文箱。维钧和我乘一节用蓝色和金色装饰的专用卧车，备有专用的餐室和办公房间。我对新婚之夜的主要记忆就是我们两人都非常疲倦。我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火车已开到日内瓦近郊。
我们前往波利伐日旅馆，为我们准备的是一处很能吸引人的拐角套房，俯临日内瓦湖。秘书们又出现了，把我的新婚夫婿簇拥出去开会。妈妈也在这旅馆里，我们在一起吃午饭，一起逛街买东西。就像根本没有结婚一样。
维钧向英王乔治五世呈递国书我俩同去白金汉宫，回来后维钧热情地对我说：“我们是配合得多好的一对呀!”
在我逐渐成熟并学会我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后，我们配合得还要好。真的，即使我们的婚姻在粉饰的外表下已开始走向破裂时，我们还维持着这样的配合好多年。
（摘自《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版，定价：3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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