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云：旧书业的“老法师”

    听上点岁数的文化老人谈起解放前后的上海旧书行当，似乎在听很遥远的童话故事。而今，上海的旧书业式微了。一大批当年经营旧书的老人相继离世，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令人怅然。在如此无奈且无望的景况下，每每见到吴青云老先生，我便会陡生敬意，格外亲切，趋前与他聊上片刻，感受着他长期浸淫于旧书堆中特有的故纸温情。

    早年摆过旧书摊

    见到吴青云的地点，大多是在一家叫做“新文化服务社”的旧书店里。因为我爱好旧书，是这家旧书店的常客，更因为吴青云是旧书业的“老法师”，这样的文化老人，已属凤毛麟角。见到他，当是十分难得了。

    生于1926年的吴青云，本来已可在家安享晚年，却退而不休，常常换两部公交车，花上一个多小时，来店里义务劳动，分文不取。他帮着出出点子，为旧书定定价格，或回答一些读者的咨询。依着对旧书业的一份朴素感情与热爱，他也不肯闲下来。

    吴青云读完高小时，在上海闯荡有年的父亲，已在一家当铺站稳脚跟，做了部门经理，便把儿子从老家接去。到了上海，13岁的吴青云考进了国立暨南大学附属初中。可是，不到两年光景，父亲因劳累过度，竟患病而死。此时离初中毕业还差半个学期，因交不出学费，吴青云不得不辍学回家，到一家杂粮店做小伙计。学上不了，但求知的渴望在他幼小的心间却丝毫没有减弱。他利用工余时间，到中华职业学校补习国文与英文，又常常去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看书，晚上埋头阅读到关门打烊，才最后一个离开。靠着自己的刻苦自学，他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抗战后，母亲带着弟弟从广东老家来上海找儿子，正巧，他的一个同乡，在闸北一间街面房里，办了一家“西书社”，专营从美国批发来的好莱坞画报，以及本地出版的《生活》《展望》刊物及各出版社的过期书刊。吴青云就从他那里批了一些外文书刊，摆起了旧书摊。由于价格低廉，居然生意不错。于是他与弟弟一起以此为生，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后来，他在四川路上找到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摊位，又批来《读者文摘》《时代》等新书刊，还从读者家里回收旧书刊，这样，旧书摊规模越来越大，还拥有一批固定的客户群。1951年，他们在襄阳南路租到了一间店面房，正式挂出“进德书店”的招牌，成为名正言顺的旧书经营者。

    从1946年起，21岁的吴青云摆上了外文书摊，开始只是生活所迫的一种权宜之计，没想到一干就是六十余年，到2007年82岁正式离开工作岗位，他在旧书堆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他说：“一生无有建树，在旧书刊的挖掘抢救中，为保留文化尽了力，此生亦无悔无憾了。”

    挑起旧书店的经营重担

    1991年，对吴青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走上了这家叫做“新文化服务社”的领导岗位，担任主持工作的副经理，那年他已66岁了。这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专业经营古旧书刊的旧书店。

    这家旧书店成立已有两年，是图书经营业的改革产物。为了使上海旧书业走出一条新路，在上海图书公司的大力扶持下，十余名离退休员工自发集资创办了这家旧书店。但因没有领头羊，店里门庭冷落车马稀，业绩平平，连职工每月的工资也不能足额发放。吴青云可谓“临危受命”。

    毕竟是旧书业的“老法师”，吴青云走马上任的重要一招，就是坚持上门收购，只要客户愿意，他们把一些不能派上用处的废杂旧书也一并收购，经整理剔出后，再送废品站处理，把方便让给客户。对于存书较多的单位图书馆及个人藏家，甚至远至南京、扬州，只要有需要，吴青云就有求必应，不管路途多远，坚持上门收购。有的人家是简陋的老房子，旧书都堆在阁楼里，吴青云一边为他们整理旧书，分门别类按质论价，一边还为他们清理垃圾，进行大扫除。往往是旧书取出了，原来放书的地方也理得整整齐齐，深得客户好评。有“补白大王”之称的老作家郑逸梅先生去世后，家里藏书较多，而其后代无力收藏，吴青云获悉后，主动上门了解情况，先后三次收得郑老先生的藏书，使这些书籍传承到爱书人手中。一些老作家、老艺术家，如柯灵、朱雯、赵家璧、丁景唐、张骏祥、魏绍昌、白桦等，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打来电话，请吴青云协助他们整理旧书刊，卖给旧书店。每次他们看到吴青云七十多岁的身影，也肃然起敬，很是感激。就是这样，吴青云以上门收购的优质服务，结缘书友，为收购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些难得一见的珍本，都经他的手悉数收进旧书店，如早期延安的《解放日报》，复社版的《鲁迅全集》，英文原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古本戏曲丛刊》《万有文库》等等，都成了镇店之宝。不到一年时间，“新文化服务社”就扭亏为盈。

    旧书是为读者服务的

    吴青云口中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旧书是为读者服务的。他秉承“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的经营理念，这一理念用在旧书行业更为贴切，也更加需要。为读者找书，尤其是为从事研究、写作的学者、作家找书，是他乐此不疲的服务方向与重点，而且往往给予十分优惠的售价。他认为，因为做学问来旧书店买旧书，与旧书商为赚钱来买旧书，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对学者、作家来买旧书。总是“网开一面”，关照有加。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周振鹤，是改革开放后复旦第一代博士生，他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历史地理，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到旧书店来寻觅这方面的旧籍史料，一来二去，就与吴青云交上了朋友。吴青云知道他的研究方向及所需史料，就注意为他留着相关旧书，如《中国进出口洋行录》《世界各国通商口岸概况》等书，周教授在别处无法找到。在“新文化”旧书店却能满足需求，还得到了优惠价。周教授在研究成果迭出的时候，总不忘吴青云给予他的“贵人相助”。

    寒斋的旧藏中，有郑超麟先生两部出版于民国年间的译作，书名为《大学时代》与《从苏联归来》。这两部旧译均淘自新文化服务社。

    先说《大学时代》。那天在旧书店，觉无书可淘，便在一堆脏兮兮的翻译小说中翻捡，此书进入眼帘，顿感封面装帧颇有特色，且定价便宜，才6元。这天正巧吴青云在店里，他说此书好，是施托谟写的。吴老解放前是开西文旧书店的，对外国文学书自然熟悉。我庆幸自己没有走眼，但我却浑然不知，此书的译者绮纹，就是大名鼎鼎的郑超麟先生。这是我后来读到钱伯城先生的文章，才得悉的重要信息。

    在郑超麟的著译书目中，《大学时代》旁写着“申报自由谈连载”。有研究者也说，郑的“个别翻译作品在报上连载，未曾单独出版，如德国斯托姆的《大学时代》只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连载，没有结集出版”。可见，我手头的这部《大学时代》，许多人(包括郑本人)都未必知晓。我查《民国时期总书目》，也不见记载。出版此书的进化书局名不见经传，有关书籍亦查找不到关于这家书局的蛛丝马迹。但在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一书中，却意外查到《大学时代》的著录。此书薄薄的93页，印数估计不会很多，流传不广，以至被不少人疏忽在所难免。

    再说《从苏联归来》。因前时淘得《大学时代》后，我便注意到，郑超麟还有其他几个笔名，不可忽视。当目及此书与林伊文的译名时，我立刻想到了郑超麟，赶紧将书取下。也是巧，这天吴老先生又恰在店堂，见我欲购此书，便取过书去，翻看书底定价后，悄然将60元改为30元。这让我怦然心动。吴老常说，旧书是卖给读书人做学问用的，但在旧书一片“涨”声下，为防书商买去贩高价，旧书店不得已将书价提高些。但读书人来淘书，总能享受优惠，这成了这家旧书店不成文的规矩。

    姜德明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也是爱书的藏书家。每次来上海，他都要到“新文化”旧书店来淘旧书，而吴青云总是让他“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有时，姜德明需要的旧书，在店里一时找不到，就会给吴青云留下一张写有书名的纸条，下次再来上海，就会意外地从吴青云手中得到他所需的书。如施济美的《鬼月》《凤仪园》两本民国版小说集，姜德明寻觅多年未果，还是吴青云让他圆了书梦。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中国戏曲理论丛书”，有阿英编《雷峰塔传奇叙录》，孙楷弟著《傀儡戏考原》，傅惜华著《曲艺论丛》等五种，亦得自吴先生之手。姜德明每每说起这些，铭感不已。一介书生，无以报答，姜德明每有新书问世，总不忘给吴青云寄赠一册，以表达对老吴的感谢之情。几年前，吴青云因年事已高，主动向公司提出辞呈，不再担任经理，最后他接受了担任顾问的聘请。他在给姜德明的一封信中说：“在有生之年，我还是愿意竭尽绵力支持，希望这个旧书店能发展和生存下去，为喜爱淘旧书的朋友，保存一个据点，一个悠闲的去处。您如果到上海，请到我单位来看看，我店库房中，可能会找到几本您喜爱的旧书刊。”

    这是吴青云的肺腑之言。有他这样热爱旧书的“老法师”，有他这样为爱书者着想的旧书业老前辈，是爱好旧书的读者与学者的福音。

    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先生爱书是有口皆碑的，在公务繁忙的间隙，他不忘忙里偷得半日闲，来旧书店逛逛。日长时久，汪市长与吴青云成了无话不谈的书友。在淘进可用的旧书外，汪市长还有不少暂时不用的书想处理掉，于是多次请吴青云登门清理旧书。汪道涵一手书法颇具文人气息，为表谢意。他挥笔以“从善则明”四字的墨宝相赠。

    旧书业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新文化服务社”这家旧书店，深隐在大都市石库门楼群深处，我不禁遥想，当年的鲁迅、郑振铎、阿英、巴金、辛笛等文化人，一袭长衫，在旧书店进进出出，构成了海派文化独特的一道风景。

    （摘自《纸墨寿于金石》，文汇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