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爸爸张冀牖

    洒到人间都是爱

    我们的爸爸张冀牖在1938年10月13日离开了他爱的十个儿女，离开了他爱的世界走了，走得那么远，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爸爸不但爱我们十个子女和家人，他也爱他人、爱世界。他办过幼儿园，办过专收男生的平林中学，最后全力办乐益女中。那时他不过32岁。要不是卢沟桥事变，还会一直办下去。从1921年开始到1937年办了整整17年。

    我总是想爸爸最喜欢我，从几件事上可以看到。我是“快嘴李翠莲”，爸爸出问题、出谜语，不管猜得对不对，我总是抢先第一个回答。爸爸讲苏东坡的故事最多，我记忆中就有四个，下面举两个例子。

    苏东坡有一位和尚朋友叫佛印，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这和尚可不吃素，最喜欢闯席，不请自去。东坡先生有一次瞒了佛印邀请几位朋友，坐了小船在月夜里大摆筵席，朋友们都是作家文人。吃饭时都吟诗作赋，饮酒时必须行酒令。苏东坡第一个行令，他的令是“浮云散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第二位说的是“浮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第三个人的酒令，我忘记了。第三个人的话音未落，船舱板被掀开，光头佛印伸出头来，哈哈大笑着说：“船板顶开，佛印出来。人焉度哉，人焉度哉!”佛印一次也没有失去喝酒的机会。

    还有一个故事是文字游戏。苏东坡姓苏，那时苏是繁体字“蘇”。有一次苏东坡烧了鱼，正准备吃的时候，馋嘴佛印又来了，老苏慌忙把鱼盘放在草垫上盖起来。佛印坐下来就问：“老苏，你这个姓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把草字头下的鱼写在左边，一种是把草字头下的鱼写在右边。”苏东坡说：“这两种写法都可以。”佛印又问：“现在有人把鱼字写在上面也可以吗？”苏东坡回答：“那不可以，不成一个字了。”佛印说：“既然不可以，那就把鱼从草垫上拿下来吧，让我们大家吃!”

    关于四书五经中的故事爸爸讲的很多，我们那时年纪小，不一定理解。以下的故事谈的是《诗经》，爸爸把诗祖宗《诗经》请出来了。

    爸爸说的是东汉经学家郑玄(字康成，公元126—204年)的故事。他说，郑康成对四书五经滚瓜烂熟，不但注解《诗经》，还注解过《论语》、《尚书》等书。他家的丫头也能用《诗经》上的词语对话。有一个丫头做错了事，主人罚她跪在院子里，另一个丫头问她：“胡为乎泥中(为什么滚一身泥巴)?”跪在地上的丫头回答说：“薄言往愬(也曾向他去倾诉)，逢彼之怒(他反而向我大发怒)。”“七七事变”，我家避难在成都，我在街上看见一家招牌“诗婢家”，是一家裱褙店。我恍然大悟，记起了这个故事。

    我爸爸的书真多，旧书、新书、杂志、大报、小报，还有唱片，不仅书橱、书架上有，地板上也都是书。孩子们可以自由地翻看，我们姐妹都喜欢乱翻书。我家有四个书房，我们三姐妹有冬、夏两个书房，爸爸和大大有芭蕉院内外两个书房。爸爸的小书房也是我们学昆曲的地方。

    我喜欢乱翻诗词一类的书，11岁时，有一天爸爸问我：“小二毛，你喜欢诗词，你对古人的诗词，喜欢哪一个?”我知道他问的是李白、杜甫，我回答：“我喜欢纳兰性德(公元1655—1685年)。”这个回答大大出乎爸爸的意料。爸爸好高兴，马上就把《饮水》、《侧帽》词的小本子给我。他说： “性德是性情中人，很可惜31岁就死了。这样的才子历史上也少见。”

    我总觉得爸爸在儿女中最喜欢我，可是当我十三四岁时，很不喜欢爸爸，为什么呢?我的人很瘦小，当时苏州只有一人坐的人力车，不是可以坐两人的三轮车。爸爸一出门，喜欢捎带着我，他一上车，交起腿来向后坐，留下前面的地方说：“小二毛，来!”我8岁从上海到苏州，一直到十三四岁，都是这样跟爸爸坐一部车子出门的，可是12岁以后，还是这样，我就不高兴。

    有一天，爸爸躺在躺椅上，要我替他篦头，篦着篦着他就睡着了。我不耐烦，我要气气他。我拿篦子轻轻打他的头，他醒了：“小二毛，为什么打我?”我说：“我不跟你出门，我不跟你坐一部车子!我要打你!”爸爸抓抓头：“小二毛，好厉害。我不打你，你倒打我。”我说：“就打你，就要打你!”爸爸说：“好好好，以后让你一个人坐一部车子，好不好!”父女两个哈哈大笑。

    爸爸过世已经60年了，我再也听不见“小二毛，来!”这样慈爱的声音。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了。

    看不见的背影

    1995年4月16日，早上6点28分，我醒了。我的心口有点痛，眼睛湿湿的。我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一个伟大场面的梦。

    一个丧礼的行列。我和大弟走在队伍的前面。我按住胸前一个桑皮纸的大信封，说这里面包的是我爸爸的骨灰。我和大弟走到一个平台上。大弟说要去换衣服，只有我一人站在平台上，双手紧紧抱着桑皮包。这时我就醒了。爸爸是1938年去世的，就是在梦里，我也见不到爸爸的背影，更没有看见爸爸慈爱的面貌。梦啊，你太无情了。

    1931年，我在光华大学念书，我爸爸住在上海，儿女们多数住在苏州。1932年，是放寒假的时候，我也在苏州。我的大弟宗和、二弟寅和，一位堂房弟弟蕴和(小大黑子)，还有一位堂房小叔，他们四个男孩子，都只有十六七岁。要我陪他们到上海去考光华大学。我们是1932年1月24日坐火车由苏州去上海的。我陪他们到大西路光华大学考试。最后一天考试，正是1月28日，晚上就发生日本对上海的战争。

    29日的早上，这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上海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十分惊慌，等到我们定下心来，我马上去买火车票。上海开往苏州的火车，已经不通了。我爸爸非常着急，到处找人到十六铺买轮船票，好不容易才买到两张通铺。我们五个人，四个男孩和我一个女孩，已经很挤了。我爸爸很不放心，请男工黄四送我们。黄四是厨子黄二大师傅的弟弟。

    1月30日的早上，我们一行六个人，去十六铺码头。码头上人山人海。找到了船，船上已经很多人。我们总算找到了我们的铺位，因为这两个铺位靠近窗口。可是这两个铺位上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只得请人家挤挤，才让出位子。从早上八点到我们六个人找到铺位，定下心来，已经快十二点钟了。我们都没有带行李，更没有带吃的，大家都觉得肚子饿了，才想到要吃东西。这时候，船舱里还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行。我们请黃四上岸去买吃的。

    时间过得很慢，人越来越多，船上小过道也挤得水泄不通。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种，也不见黄四回来。我坐在大弟、二弟的中间，他们把我围在当中。多亏弟弟的保护，否则我这七十二磅的人骨头都会挤断的。我的肚子很饿，可是这四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更饿，肚子咕咕叫。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还不见黄四这大男子汉回来。人越来越多，挤得严丝密缝的，简直是无缝可以插针。我们等呀等，瞅着黄四去的方向，心里十分着急。一心只希望黄四回来就好，忘记了肚子饿了。这样挤，黄四能挤得进来吗!我们都绝望地低下了头。

    午饭没有吃到，晚饭也没有吃。忽然听见有人嚷嚷“你这人真野蛮，怎么踩我的肩膀，又踢我的头!”我们五个人抬头一看，黃四像踩高跷似的、摇摇晃晃的，朝我们这个方向踩来。他手里高举着面包，头几乎顶到船的顶板，面红耳赤、一头大汗。我们五个人惊喜欲狂。我们伸出了手，脚并脚，挤得更紧一些，让黄四有一个插脚的地方。他七扭八扭地，终于插到我们中间，赶紧把面包递给了我们。他呀，连擦汗的工夫都没有。我们大口大口地吞吃面包：“真好吃，饿死了!”

    黄四忽然想起，说：“二小姐，你们的爸爸现在还在码头上。早上我们前脚走他老人家后脚就到码头。我中午在岸上见到他，他说：‘快让孩子们上岸，这样挤不行。’我说：‘我去买了面包再说。’可是码头上到处买不到，我只好跑了许多地方，才买到这两个面包。等我回到十六铺，天都快黑了，码头上人少了些。我刚踏上跳板时，有人叫我，我一回头，是你们的爸爸。我的妈呀，这样晚他老人家还在码头上。他拉住我的胳膊：‘快……快叫他们上岸!，我说：‘上不了岸了!’你爸爸急忙掏出一叠钞票塞在我手里。”黄四在口袋里掏出钱给了我。我收到一叠钞票，我的心直打战，我的头脑轰了一下。我的嘴里啃着面包，我的眼泪也啃着面包。

    六年后，1938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的爸爸张冀牖去世了。爸爸是由合肥、六安逃难到霍丘去的。后来听人说，我爸爸是吃了日本人放了毒的井水，患痢疾去世的。那时候我爸爸才49岁，他在苏州办的苏州乐益女子中学已经有17年的历史。

    梦啊，请你再给我一个有情有意的梦。哪怕是只见到爸爸那瘦削的身体，和那微微弯曲的背影！

    （摘自《今日花开又一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9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