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鈁，字元方，是祖父最要好、交情最深厚的友人之一。他出身名门。祖父荣庆为清末协办大学士，入掌军机。赵先生长成后，入金融界，供职天津中南银行，为襄理。常居天津，亦时归北平。
祖父与赵先生为莫逆之交，有事尽力相帮。祖父曾说，解放前，北京有个著名的德国医院。尽管只有两个大夫，一名克里，一名史蒂父，却因医术高超，门庭若市，达官显宦富商巨贾，常来诊病。“二战”结束，二人归国，其中一人将一把手枪送给了赵夫人。“三反五反”时，此事被人揭发，而赵夫人又将枪丢弃，交不出来，赵先生很是慌恐。祖父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掩护过不少共产党人，当时有一些已是市、区领导。祖父对赵先生说：“甭怕，我去解释一下，作个担保，不会有什么事。”事后果然，赵先生十分感激。
赵先生解放前在银行业工作，常住天津，在北京的日子不很多。解放后，才回到北京居住，被聘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参事，平常没什么事，空闲时间很多，所以他作书写跋，常自署“闲闲”。赵先生的兴趣其实与金融并无关系，他喜欢文史，爱收藏文物，因有财力和眼力，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文革”中被抄家，后来才知道，与收藏文物有关。原来，康生酷爱文物，“文革”一起，他感到机会来了，于是手拟了一份北京著名收藏家，尤其是藏书家的名单，找来一班红卫兵，密令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并再三规定两条：一条是不准说出他们是谁派的，从哪儿来的；另一条是只抄文物，别的不要(详见《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估计这也是赵先生人没被打，生活用品完好的原因。
“文革”初期，红卫兵上街造反，一片风声鹤唳。祖父尽管也在朝不保夕的风口浪尖上，但还十分挂念赵先生。有时自语：“元方不知道怎么样了。”后来干脆对我父亲说：“你找个日子把你赵大叔接到咱们家来过一阵儿。”经过筹划，父亲找了个晚上将赵先生接到家，安顿在南屋住下。为什么没有和祖父同住北房？这里有个安全的考虑。因为红卫兵四处抄家打人，打死人也不用偿命。祖父是“反动学术权威”，不知何时红卫兵冲进来造反。而父亲是革命干部，红卫兵进来可以抵挡。父亲住南屋，祖父住北房，所以赵先生住进南屋，以便万一有事父亲好保护赵先生。同时，祖父又让祖母多做些赵先生爱吃的东西。
赵先生安顿下来后，与祖父朝夕相对，倒相互是个安慰。不过祖父得常常出去“运动”，赵先生也就常常一个人。恰逢这时，因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也就成了赵先生的“伴儿”。赵先生是文化人，不看书受不了。那时家里的书倒是真多，但随处乱堆乱放，院子里，廊子下，后院的厕中全是。于是赵先生整日这里翻翻那里找找，拿一些书页黄黄的古书或旧书看。有一次，他带我到后院厕中的几个书架上翻书，那里不仅有祖父的大量线装书，还有父亲搜罗的许多旧书。他在一大堆线装书中翻来翻去，忽然很高兴地说：“嗬，得个宝贝!”一边说一边用力往外抽，我一看，是《欧美名家小说选刊》，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很厚，纸很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赵先生拿在手里看了看，说：“可惜这只是下册。”说完，又弯腰躬身地翻书，想找出上册。我说：“出去吧，厕所里多臭。”赵先生说：“想看书就不能怕臭。”不过找了多时未能如愿。出来后，赵先生拿着书对我说：“你不是喜欢看书吗?这些可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小说。虽然只是选译，但你看了可以先知道是怎么回事，好比把你领进门。”不过他没马上给我，自己先拿去看了，并且选了其中他认为最有意思的给我讲了讲，我印象最深的是雨果的《九三年》。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讲《九三年》时那个炎热的午后，我家院里有一棵巨大的杏树，亭荫如盖，我们就坐在那棵树下。赵先生讲得十分传神，我听得十分入迷。一直讲到落日西斜，地上满是被晚风摇曳的树影，如同我纷飞的想象。
赵先生在我家住时，还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每家都必须在家里最醒目的位置张贴毛主席像，以便每天向他早请示晚汇报，手挥语录鞠躬如仪高唱《东方红》。后来除了早晚，又加上一天三餐前也得来这一套，烦死人了。由此我萌生了不贴主席像的想法，可又不能惹出事来。怎么办?虽然我那时只有12岁，可也很机灵。到书店一看，店里有巨大的马恩列斯像，顿时来了主意。买了四张最大号的，拿回家往客厅正面墙上一贴，刚好严严实实，没有地方张贴“红太阳”了。即便有人问，也有说词。主席像也不能不挂，请到卧室墙上。另外，我那时特别崇拜列宁，贴在书房墙上，凝视着他，在心中构建幻想，描绘自己未来伟大的波澜壮阔的人生，而不是外边那些满街乱跑的红卫兵“疯子”。
可有一天，赵先生进屋闲看，看到这张目光如炬的列宁像，笑对我说：“你不觉得他凶?不怕他咬你两口?”我当时不知如何回答，心下也颇为不满。如今几十年过去，许多尘封的档案开放，历史终以真面目示人，许多“为什么”才渐渐明白。
我还记得，等红卫兵抄家打人破“四旧”之风过去，我送赵先生回家。我望着马路上那些臂缠红箍身穿军装，或骑辆自行车，车后架上插杆标有各类造反团体名号的红旗，被祖父形象地称为“兔儿爷”的红卫兵们，心中又嫉妒又羡慕，还有些恨意。于是对赵先生说：“为什么他们可以革命，我们就不可以?他们可以造反有理，我们就不可以?”赵先生说：“那是因为有革命，就得有反革命。要不他们不就没了革命对象?”我争辩说：“可我不反对革命，我想革命。”赵先生说：“这不是咱们说了算的事。”我沉默了一会儿，可还想继续这个话题，就又问：“《九三年》里的革命，我特别向往。”赵先生想了想说：“革命很复杂，它可能是个信仰，也可能是场暴乱。有时它有道理，也有时它没什么道理。咱们革不革命，不由自己。但咱们可以做个好人，做个好人也很不容易。”从此，做个好人，做个正直的人，渐渐成为我人生努力的目标。
赵先生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祖父讲，赵先生在历代官制的研究上，学界很少有人能出其右。只可惜赵先生将学问拿来自娱，并不求名利，所以少有人知。但赵先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却是开启了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文革”后期，形势有所缓和后，家人让我随赵先生学两样东西，一样是作诗，一样是目录学。头一样是因为赵先生诗作得好，第二样则由于目录学是做学问的门径，而赵先生在这方面也是大家。但这两样东西我最后都没学到手，学诗是始终学不好格律，平仄不调；学目录是没耐心死记硬背，钻不进去。最后一扔了之，家人也由我去了。
赵先生与夫人都不喜欢孩子，所以终生无后。夫人“文革”前去世后，赵先生也不十分寂寞，因为他有“孩子”，就是几只猫。赵先生酷爱猫，将猫当孩子。而且他养的猫讲究，特别讲究在颜色上，比如他“文革”前养的几只猫中有一只颜色是米色的，非常稀见，也许绝无仅有。“文革”开始，红卫兵下了“杀猫令”，以为养猫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必须将猫交出一律灭绝(我家也酷爱养猫，但几只猫都遭了红卫兵的毒手)。赵先生请人将几只猫秘密带出城，到城外放了，期望能逃过厄运。
我也帮赵先生完成过一件“文化大事”。那是汪绍楹先生去世后，汪夫人将家中存书处理给中国书店，其间负责具体联系的是我父亲。赵先生知道了，等书由中国书店开好书单作好价后，他由其中挑一部分，买了，供每日浏览。因为他的书都被抄得精光，读书人没书看最难熬。赵先生挑的书足足有一平板车，如何给他运去是个问题。这时我自告奋勇，因我认得附近零售商店卖菜的一位小师傅，他每日蹬板车进菜，跑一趟没问题。而且我们能交上朋友，也是因为他爱看书，尊重文化人。于是我们先到汪夫人家装了车，然后一路向西城翠花胡同赵先生家疾驰。为什么疾驰?这是因为我们心里害怕，那些书不少是古香古色的线装书，是“四旧”之一，怕红卫兵或多事的人盘问。路上商量好了，万一有人问，就说送单位。说什么就来什么，果然有人蹬着自行车从旁边赶过来，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不过那人一说话我就乐了：“嗬，哪儿弄这么多好书?”原来也是个爱念书的。一搭话，他非要我给他两本，要不就卖他两本，还硬要跟着上单位。说着说着就陆续有自行车左左右右地围上来，都是用羡慕的目光望着这堆书，有的居然就伸出一只手抽去一两本。我一边对付这些好书者一边叫小王快蹬，现在想来那时我们也是街头一景，那年头街上哪儿有蹬着一板车“封，资，修”飞奔的?总算有惊无险地到了赵先生家。赵先生非常高兴，我记得那堆书里有不少历代笔记掌故。
赵先生读书时常作批点，我在他批的书上曾作过跋，如：“此陈寅恪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皆赵元方藏书，上有其朱、墨笔批校。”
赵元方为近世藏书大家。虽供职银行从事金融，而性喜文史耽溺旧籍。赵先生自幼见闻赅博，学识渊深。闲时以文史自娱，最喜典章制度。我家所藏其手录傅增湘校宋本《通典》石印本十二册(应为十六册，逸去四、五、八、十四)即可为证。
赵先生晚年以批点《红楼梦》为消遣。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为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文化禁令开了一个小口子，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发行四大名著，人们连夜上街排队购买，外加托熟人走后门。我也排队买了一套，用牛皮纸精心包好，素不喜写字的祖父还主动用毛笔分别以篆文、楷书在书脊上题了书名。赵先生就在那时也有了一部《红楼梦》，以红笔小字，批得密密麻麻，还在几个笔记本上做了详细的笔记。并刻了一方图章，名“晚红室”，可见赵先生晚年的功力全在于此。
赵先生是著名藏书家，因此也好写题跋，他为自己和汪绍楹先生的藏书写过不少题跋，考察版本，辨析异同，校勘文字，见识精当，功力深厚。他每得善本，总要招聚朋好，共同欣赏考订，这其中祖父和汪先生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每次他都要备一桌好饭菜，管这叫“文酒之乐”。我曾见过他给祖父的信札，如：“今日又得佳书数种，明日午后可过来一聚否?已约得孟涵，彼言五时后可来。元方。”
1971年祖父从山西干校奉调回京，赵先生得讯后，很快寄来一张精美的旧红笺纸。上书：“巽伯来，知已返京，大喜!先以此红笺驰贺，再谋良醅以庆。元方。”几日后，赵先生终于托人购得一尾大鱼请祖父吃饭，并又在一张旧纸上题了两首诗，名《喜颖明自晋归因以赠》。
赵先生不仅长于文词，讲话也很幽默。记得70年代中后期，祖父与赵先生俱已年高体弱，交往不便，因此许多事由我中间传递。有回我奉祖父之命传一封信给赵先生，谁想信从信封里掉了，我还浑然不觉。拿给赵先生，赵先生一掏，空的。于是一笑，问：“形式(指信封)倒还在，内容(指信瓤儿)哪儿去了?”
赵先生所居是祖传的大宅子。我也是通过赵先生家及其他几位世家出身的祖父的朋友们的居所，才领会到所谓大宅子都是进深纵跨两条胡同的。前门开在一条胡同，后门开在另一条胡同，由于进深，因而一般总有三进甚至更多进院落。赵先生家不仅有很大庭院，而且有假山水池，花草树木，还有个花园，尽管不是很大。他家里种植芭蕉，肥肥大大，黄绿相间，十分漂亮。我小时候总想这就是铁扇公主用来扇孙悟空的东西，因而对它总是充满敬畏和好奇。“文革”前那年，结了一个大芭蕉果，生了一对儿女，接着就死了。两棵小芭蕉，一棵被我同学移走，没养活；另一棵因“文革”时大家顾不上它，放在廊子上挨了冻，也死了。
祖父和赵先生俱好喝酒抽烟。我家里有一瓶英国威士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带来的，上面还有英国军队专用的说明。因年深日久，酒已变成琥珀色，瓶口处的锡纸木塞也已黯淡发黑，一副久历沧桑的样子。祖父常说，这酒他要等临死之前喝。但唐山大地震后，赵先生来家时，他就拿出和赵先生分享了，理由是：“现在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如你我现在就喝了它。”赵先生家有一个酒柜，里面全是他收藏的各种外国酒和喝完酒的酒瓶。瓶子各式各样。有各种人物，各种动物，各种建筑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种种造型。所以赵先生的这个收藏柜并不是买的现成的，而是当初他找了工匠后，先数瓶子，算出数目，然后为每个瓶子量身定做，最后才完成这个柜子。赵先生曾给我两个瓶子玩，分别为一头小象和一门大炮，而今也早没了。
说到抽烟，祖父晚年是烟卷和雪茄轮着抽，抽烟卷时多，雪茄时少，还抽过烟斗，不过抽烟斗时候很少，嫌麻烦。可赵先生晚年只抽雪茄。尤其令我吃惊的是，一次我陪祖父去看赵先生，说话间，赵先生打开身旁一个小书箱，我以为他要拿书，没想到他从里边摸出一包雪茄。我再一看，小书箱里满满的一箱雪茄，好像是人字牌。这时我才注意到，床上、柜子里、椅子上、桌子上，到处都放着雪茄，抽屉里也是半抽屉的烟。聊起来，赵先生说，人老先老腿，怕这腿不行，每天有劲没劲你得到外头走。前两年摔了一跤，虽然没摔坏，但不敢走了，从此不出屋。不出屋得买东西，东西里头这烟最重要，因此谁买东西就托带个十盒二十盒，所以越攒越多。他们抽烟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两个人将烟夹好叼上，点火后谁都点不准，那火总离烟有或多或少一点距离，反复七八次，次次如此。还是赵先生说：“咱们这样，你给我点，我给你点，或许就能点准了。”
赵先生身材不高，我见时已经谢顶。脸很圆，眼睛很大，皮肤很白。尤其是他的手，虽然人已年老，但手上的皮肤仍显得很细且白，且手很柔软。我常想，赵先生的先祖属蒙古八旗，随清军入关，凭战功历代显贵；可这双手如今不能弯弓射雕，斩将擒王，只能于纸上挥洒纵横。若说文化的同化作用，真不可等闲视之。
赵先生逝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家里床上。那天他似乎忽然想说句什么话，刚一欠身，人即逝去，属于无疾而终。
（摘自《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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