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1986年4月，离开北京市文联，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先担任常务副主编，后担任主编。
我从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一下子成为这样一家刊物的负责人，自知必须兢兢业业。为了精诚合作，上任前我挨家拜访。绝大多数同仁都对我热情接待，交谈甚欢。也遇到冷淡的。杂志社一位司机佟玉坤，住三元桥附近的一栋楼里，我去敲门，门里明明有动静，却半天不开门。想是我去的时间不合适，自知冒昧，便欲抽身，单元门却忽然大开，一个雄壮的身影逆光横在门框里，问我道：“你找谁?”我说出他的名字，他又问：“你是谁?”我说出我的名字，想来他是知道我即将上任，却又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来看看你，以后我们要一起工作，希望能彼此熟悉起来。”他这才把我让进屋里。原来他在屋里正自制一扇防盗的铁门，尚未完工。
那年秋天编辑部在山东办业余作者讲习班，借用济南郊区仲宫的一个部队招待所，晚饭后散步，我偶然遇到佟玉坤在小树林边练拳，才知他习武术，于是攀谈起来。渐渐的，佟玉坤不再对我冷淡，后来他接替老杨师傅开车接送我上下班及参加各种活动，我们更热聊起来。
二
佟玉坤出身贫寒，父亲病了十几年终于去世，母亲由他赡养。他三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在服装厂当熨衣工的刘秀兰。他转述的刘秀兰的情况，颇令我鼻酸。刘秀兰一家也是城市贫民，她下乡“插队”几年以后，“四人帮”倒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掀起了“返城热潮”，刘秀兰所在村子里的其他“知青”全都办妥手续返城了，她却被生生卡住，而掌握返城手续大权的干部，向她索要的不仅是钱财，她若不办手续回到城里，家里也无法接纳，首先粮票及副食供应就无着落，其间详情不忍细问，总之，是她在极度绝望中，先用剪子剪掉了自己一个乳头，然后跳入水井中，事情闹大了，这才被救出，允许办手续回到城里，待业不算久，分配到服装厂当工人。刘秀兰把自己的真情实况道出后，问佟玉坤：“我这么个人，你要么?”佟玉坤第一次搂住了一个女人，对她说：“你要我，我要你。”
婚后不久，刘家人告诉佟玉坤，刘秀兰回城待业期间，犯过病，是到安定医院治疗的。这就是说，刘秀兰曾是个精神病患者。婚后才道出，是否属于蓄意隐瞒病史?佟玉坤听后却不惊不躁，也道出自己家的隐私：他的哥哥，就一直在安定医院住院，也跟刘秀兰一样，不属于先天性的，是在工厂里，因为觉得领导处事不公，损害了他的利益，却又性格内向，不能据理力争，抑郁成疾，终于爆发，被关在安定医院病房再难出来。佟玉坤跟刘秀兰说，只有先天性精神病才会遗传，我们的后代是不会有问题的。婚后一年多他们生下一个女儿。我到杂志社时已经快上小学了。佟玉坤本希望生个儿子。单位里有人跟我反映，说他拒绝领独生子女证，说明他对计划生育政策有抵触情绪，我笑一笑不作指示。我到他家做客，觉得他老母亲身体硬朗，妻子刘秀兰大方勤快，女儿慈兆活泼可爱，是个美满的家庭。他管女儿叫“儿子”。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有卑微的一面，就是必定镶嵌在一个时期的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中，无论趁势而兴，还是遇潮而退，概莫能免。那时许多国有的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开始改组、合资，对于一般工人来说，其实就是倒闭、裁撤。一天佟玉坤跟我说，刘秀兰他们那服装厂濒临倒闭，再说她年纪大了再提拎不动大熨斗，上班的距离也太远，现在咱们杂志社所在的文联大楼正缺电梯工，能不能把刘秀兰调来开电梯呢?我听了觉得是件予人方便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就做主将刘秀兰调来，作为勤杂工，编制在杂志社，工作则是参与文联大楼电梯班工作，那时她心情舒畅，每接纳登梯的人士，总乐呵呵地招呼：“您好!”
后来，我刚从常务副主编转成主编，就发生了“舌苔事件”。事发后一些文学界人士对我避而远之，想来也合情合理，趋利避害，我亦有之。但是佟玉坤突然宣布，他要在他家搞个“派对”——他学过一阵英语，竟将此词付诸实现——我是主客，谁想参与，各随其便。那晚去了好几位年轻的同仁，佟玉坤让刘秀兰准备了丰富的冷热菜肴，他自己购来整箱啤酒，还有多瓶白酒，大家在他家那间大屋里痛饮狂聊，他的母亲、妻女只好集中到隔壁小屋里待着。那晚大家都喝醉了，我醉得最厉害，直到天光大亮，才从迷离恍惚中返回现实世界。那一刻我才注意到，在那屋子一角，挂着一个金质奖牌，被窗外射进的阳光激进出耀眼的金线，我问：“那是什么?”佟玉坤告诉我，那是他1981年请假到太原参加全国武术锦标赛，以六合拳赢得第一名的斩获。我原来只知道他是个业余武术爱好者，没想到他是正儿八经的全国武术冠军。
佟玉坤针对“舌苔事件”跟我说：“就是把你撤了，开除了，也别担心，有我哩，我有一碗饭，半碗就是你的。”我真的很感动。戏曲舞台上的那种讲义气的壮士，活脱脱就在现实生活中我的眼前。
三
但是“舌苔事件”并没有导致我的撤职。那年秋天我被通知恢复原职，并获准到美国访问近两个月。
我的下一劫难未到，佟玉坤自己的劫难来了。刘秀兰的精神病复发了。在我因“舌苔事件”被停职检查期间，不知是刘秀兰自己表现出情绪不稳定，还是有人反映我不该将一位有精神病史的妇女调来开电梯，她闻知后紧张，总之，她开电梯的工作被中止了，后来可能打扫过一段楼道卫生，再后来就在家病休，只领取很少的基本工资。我因自己烦恼甚多，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过刘秀兰，直到从美国回来，才听佟玉坤说，刘秀兰情况不妙，有一次突然说一直相处很好的婆婆是妖怪，要索她的命，有一次晚上忽然从床上站起，拿腿往窗户外迈，亏得他及时给拉住了，从那晚起他就用铅丝把家里所有的窗户绑死了，那时他家在居民楼的高层，实在是不能不防意外发生。
四
后来，中国作家协会改组。马烽从山西来履新，任党组书记。
那天马烽和党组副书记马拉沁夫约我去作协机关谈话，内容是免去我的杂志主编职务。
佟玉坤那天和往常一样，为我开车。我照例坐在副驾驶座上，对他说：“这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开车了。”他很生气地回答：“为什么?就不许我自己买辆车，开给你坐?”千不该万不该那节骨眼上我脱口而出一句深深伤害了他的话：“你买得起?”他脸色铁青。
据说为了跟我谈这次话，二马很做了一番准备，怕的是我恋栈“跳起来”，为此马拉沁夫将我1986年8月所写的《片叶冥思录》放在桌上，将其中他觉得属于“自由化”甚至“反动”的句子段落划出重点，如果我敢“跳”，他就当场将我那些言论揭示出来。
那天很大的办公室里，只有马烽和马拉二人等着我。马烽宣布免去我《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马拉紧张地注视着我，以应对我“跳”。
我却淡淡地说：“这主编原本就不是我自己谋求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把我从北京市文联调过来的，其间我几次推辞过。现在免掉我职务，换上你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很好。”
我不但没“跳”，还欣然接受，一定出乎他们的意料。我感觉马烽的表情是如释重负，而马拉有些愕然，并且似乎为未能尽享“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多少有些失落。
印象里，马烽是个淳朴的人，他其实并不适宜搞政治。而那时的作协改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他是被“拉郎配”，给强安到那个敏感位置上的。我在二马无话可说的时候，也不便抽身就走，于是没话找话地说：“也许，柯岩来当主编吧，她合适。”按说不该接我这个话茬，尤其不应该跟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泄露他们那派之间的歧见，马烽竟很憨厚地跟我说：“如果让柯岩来当，那也用不着把你换掉了。”这话事后让我琢磨了好久。果然，没多久马烽就“不堪重任”，抱病回山西休养，那几年中国作协实际上的“一把手”就成了马拉沁夫，马烽于2004年病逝于山西太原，享年82岁，是位因参与创建“山药蛋”文学流派而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留下明显痕迹的作家。
等候在办公室外面的佟玉坤没想到，大约二十分钟不到，我就谈完话出来了。我坐到车里副驾驶座上，他说：“没听到里头出高声啊。”我说：“为什么要嚷?我心平气和地下台了，现在你送我回家。”他说：“你现在就回家?便宜的你!”他开车驶出作协的那个院子，朝我意想不到的方向驶去。
车子驶到故宫东华门外的筒子河边。佟玉坤对我说：“我要练一套六合拳给你看。把1981年在太原得金牌的那个套路，又精雕细刻了一番，保你喜欢。”我跟他一起下了车。筒子河边，微风拂动绿柳，燕子在紫禁城墙间呢喃飞舞，当时河边车少人稀，佟玉坤立定，深呼吸，先做了几下准备动作，然后告诉我：“五秒后开始。”五秒也不知怎么过去的，绿柳下，他忽然化作一只苍鹰，展翅旋转，翻飞腾跃，忽缓忽疾，刚柔相济，一气呵成，戛然而止，完成了一套六合拳，他收势立定，我也不知鼓掌，也忘了喝彩，只痴痴地望着他，心里的感动，无法形容，哎，不形容也罢!
五
不久新主编到任了。实行聘任制。有的编辑和职工，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被聘任，可以自己另找单位，也可以只领基本工资不用上班。有人给我打电话知会情况，说想不通为什么某某不聘?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发表意见，而且表示连这样的消息以后也不必告知我。我准备过好自己“挂起来”的赋闲生活。
然而还是有人给我打来电话，说还是要告诉你一个新闻。就是在编辑部的会议上，与会的都是被聘下的，佟玉坤却提出来，虽然聘他，他却不受聘，宁愿回家待着，只领取基本工资。他妻子刘秀兰那时候就在家只领取基本工资，他再也只领基本工资，那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基本工资加起来大约八百多元，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怎么过?打电话的人对我说：“佟师傅还不是为了你!”怎么是为了我?放下电话，我坐着思忖半天。义气这个讲究，早成社会绝响了，就是相关的戏曲剧目，也绝少在台上出现了。但是佟玉坤显然是为了我而拒绝给新主编开车。这何必呢?
我去佟玉坤家。他家装着那扇四年前我见他正制作的防盗门。其实那年头订做防盗门已经形成风气，也没有多贵，但为勤俭度日，他能自己解决问题就绝不“浪费”。他开门迎进我，我发现他正在屋里桌上摊开米袋，晾晒整袋大米，他说买整袋的可以比零买省好几块钱，我说你放久了必生米虫，何必呢?他就说只剔出极少的黑色虫子去，那些白色的肉虫没关系，都是高蛋白，吃了一样有营养。我还没问他不应聘的事，他先开了口：“听说我不应聘啦?别那么想。跟你没关系。跟谁当主编也没关系。”那几天刘秀兰又住院了，但医院觉得她神智稍好，就会主动打电话让佟玉坤接她回家，精神病医院的医疗资源也紧张，“除非你们到级别有特殊待遇，随时可以去住院，想住多久住多久。”我就跟他抬杠：“别总‘你们’‘你们’的。我什么时候去住过院?”他留我吃饭，我说：“我可不愿意吃肉虫。”他说：“好，咱们再别一个桌上吃饭!”我说：“偏还要一个桌上吃饭!我今天请你外头吃!”拉着他就走，他光着膀子，忙抻过圆领衫往身上套，我说要去隔壁屋跟伯母问声好再走，他拦住我：“千万别!”我却已经推开那边门，发现他母亲也是光膀子，慌不迭退出，到门外才大声问好，说“玉坤跟我出去喝酒吃饭，他带菜带饭回来，那时候慈兆也下学了，您们一起吃!”我和佟玉坤在他家附近一家饭庄，点了一大桌菜，喝酒畅谈，我们的交情，更上一层楼。
我赋闲期间写了不少小说，长篇小说《风过耳》里，我以佟玉坤为原型，塑造出一个仲哥的形象。
佟玉坤虽然不承认他是为了我而拒绝新主编聘用的，我心里却总觉得是我陷他家于清贫，他又绝不接受我的现金资助，怎么办呢?恰好一位美籍华人，在北京任一家美国大企业的总裁，他也是位作家，我们有机缘结识，我就问他那里缺不缺司机，他说正好有一个司机的职位，我就推荐佟玉坤去，面试后，双方都满意，于是佟玉坤就有了份新工作，而原来杂志社的基本工资和医疗等待遇还都继续享受，那家美企跟他正式签约，月薪2000元，加班还有补助，这在20年前是很不错的了，从此佟玉坤经济上不那么拮据了，但他的消费习惯仍是那么俭朴。有人知道了我给佟玉坤另谋工作的事情后，猜测道：“佟师傅不知怎么感谢刘心武呢!”但从那时到他六十多岁与美企不再续约，虽然我们常见面，他从未跟我道过一声谢，我实在也不需要他道谢。
六
大约十二三年前，作协又在分房子，佟玉坤将迁到城东南劲松附近的新楼去，我听了对他说：“应该搬过去。不过，以后我就再不能到你家了。你是知道我的，你说你是倔脾气，其实我有时候比你还倔。那楼里住了若干我不愿照脸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和不喜欢我的人，最好永远不要照面。”他默然。
佟玉坤从三元桥迁走后，我们的联系频率锐减。有时候我从三元桥那里经过，望见他曾住过的那栋楼，丝丝缕缕的感伤就旋起于心头。
（摘自《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漓江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29.80元。原标题为《好一趟六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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