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公布于众，全国全世界一片哗然。汪精卫集团的汉奸卖国贼面目暴露无遗。
汪精卫集团只好厚着脸皮把卖国的丑剧演下去。于是，汪精卫准备粉墨登场，要“还都南京”，成立汪记傀儡政权。
搞汪记傀儡政权，靠汪党几个人物远不够，他们也要搞“统一战线”，要一批吹鼓手，要吹喇叭，抬轿子，搞得热热闹闹。于是，汪精卫费尽心机想出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机构，来装潢门面。为尽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汪代(主席)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参加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和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
此时，江亢虎已贫困潦倒，住在一间“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穷极无聊，便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但其实他手下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是以光杆司令的“党魁”加入汪 “和平运动”的。
另外有诸青来和赵毓松投靠“汪代”，他们也纯粹出于投机。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无非花钱买他们来当吹鼓手，为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多党政治”装饰门面。参与其中的还有“无党派人士”杨毓珣和赵正平。杨毓珣是袁世凯的女婿，而赵正平最早当过陈英士的跟班，后来在孙传芳手下办过教育，当暨南大学校长。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来拼凑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组织傀儡政权在紧锣密鼓中进行。
可是，中间出了件啼笑皆非的恶作剧，使汪精卫集团“还都南京”的锣鼓敲响了许久，而丑剧迟迟不见开场。
正当汪精卫兴冲冲准备上台当汪代主席之际，倭方向汪精卫叫停。
原来，日方认为与蒋方面接洽所谈的条件已有头绪。因此，倭方主张汪先生组府日期延迟。
汪精卫听了，犹如是日本人当头给他一桶凉水。如果倭方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势必让他与蒋介石共同组府。这样，不就是日本人又把他汪精卫回卖给蒋介石了吗?
汪精卫悲哀至极：
日本根本没有把他汪主席放在眼里。他不过只是日本呼来唤去的一只狗罢了。不需要时，就随时可以被抛弃。
原来，从1940年3月初开始，日本人背着汪精卫加紧了所谓“桐工作”。“桐工作”就是要跟重庆的蒋方面直接谈判。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卓尔奉命赴香港任机关长，与重庆方面的自称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等三人谈判。双方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重庆方面的“代表”原则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但他们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又不愿在“备忘录”上签字，仅仅保证火速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誓在内部努力作到承认这一“备忘录”。
因此，日方认为“桐工作”计划已有头绪。
但那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实际上是个冒牌货，真实身份是军统特工曾广。特工曾广无非是为了捣乱一下日方的部署而故意玩了一记恶作剧，如此而已。日本人久久地期盼曾广这个假宋子良能给回个音头，却不知所终。
同时，汪方的陈公博、周佛海也在等司徒雷登与蒋联系的回音。
汪内部的周佛海是个朝三暮四的人。1938年底，他逃到香港时，曾与戴笠、杜月笙联系，周佛海向戴笠表示：
此次离职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
周佛海到上海后，派段祺瑞之侄段运凯通过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去重庆向蒋介石传话。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到上海找周佛海。周佛海、陈公博与司徒雷登见了面。司徒雷登说：
“中国军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你们现在不宜组织政府，以免公开暴露内部分裂。”
陈公博、周佛海表示赞同。双方详细讨论了“全国和平”有关事项，但司徒雷登走后，杳无音讯。
这两下折腾，使汪精卫的好梦迟迟没能做成。
日本人发觉被军统特务耍了。知道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希望，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卫，同意他们在4月1日组成政府。
汪精卫闻言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
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却说：“4月1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汪精卫吃了一惊：“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
“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
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知道遭到愚弄，但敢怒不敢言。他好歹与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左说右说，才同意把日子选在3月30日。
3月20日，汪精卫到南京主持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汪记国民党头目11人、北平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南京梁鸿志的“维新政府”代表各5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8人。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长官人选，同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国民政府还都”丑剧开场，伪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汪伪国民政府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南京市闹区大批日本军人荷枪实弹，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城市。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一班人马，在国府大礼堂内恭恭敬敬地等待日本主子的到来。西尾寿造、板垣带领着一大群随从姗姗而来。于是“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丑剧上演。汪精卫宣布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非法”。
粉墨登场的汉奸文武官员是：
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兼政训部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军政部代部长鲍文樾，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宣传部长林柏生，农矿部长赵毓松，社会部长丁默邨，交通部长诸青来，赈务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铨叙部长江亢虎，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
汪精卫自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说是主席还是重庆的林森来当。
当天晚上，汉奸“拿摩温”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信誓旦旦：
“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
第二号汉奸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
“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
主子和走狗之间算朋友关系吗?
汪精卫等宣誓就职后，日本政府并不给任何面子。沉默不予承认。
汪、陈、周汉奸三酋急了。
慌忙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要求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以给汪政权一点面子，但大倭不予理睬。
原来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在努力争取与“重庆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
铃木公开对美国记者说：
“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
在南京城里，发生了日本兵殴打市民的事。原来，汪精卫集团要市民挂起猪尾巴“国旗”，不少市民故意倒悬以示蔑视，这激怒了日本侵略军。日士兵以此为攻击目标，殴打悬旗住户，还派人向汪精卫提出抗议。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军司令部低声下气地道歉。
日本控制了汪精卫的伪政府。根据日汪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 “太上皇”。而伪政府各部也分别由倭国顾问控制，倭国顾问的权力比伪官员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摘自《国殇（第4部）：国民党对日抗战谍战纪实》，团结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4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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