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评价梁启超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
诚如此言，在1919年那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梁公奔走应变，堪称爱国者楷模。所以有人说，称梁启超点燃了五四运动之火实不为过。
今天一般教科书上介绍五四运动时大体上是这样的：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由大战战胜的协约各国参加的“巴黎和会”开幕。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参加了和会。但其间西方列强无视中国是战胜国这一事实，置中国应取得的权力而不顾，在和会最后形成的所谓“凡尔赛和约”上，居然规定欲将战败国德国在华的原有特权转移给日本，而北洋政府也居然准备在这个“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5月4日，北大学生首先上街示威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随即爆发。
这样的介绍当然并不错，但显然是太粗疏了，其中忽略了两个关键性的细节问题：一是主要战场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如何成为战胜国的；二是从巴黎到北京遥遥数万里，和会上的情况，国内的民众是如何能及时知道的，是谁将这一“消息传到国内”的? 欲厘清这两个问题，不得不说到梁启超。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的梁启超虽身处书房，但还是对此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同时凭着对国际局势的敏感，前瞻性指出：大战后世界格局一定会发生大的改变，中国一定要积极参与其中，抓住机遇，争取在战后取得有利的地位，从而改变自己的国际处境。
然而，当时的中国真可谓国穷兵弱，如何参与大战，自然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外交策略。最初梁启超做出了德国有可能会取胜的预言，但很快他又做出了相反的预言，认为德国必败，力主政府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
然而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却以中国国穷兵弱为借口，一再拒绝中国加入，很有点如鲁迅小说中所写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意思。1917年，大战双方都已损失巨大，陷入了精疲力竭的境地，英、法两国不但部队减员巨大，而且连兵源也几近枯竭了。而就在这节骨眼上，中国提出了“以工代兵”的参战方案。对于这一方案，先是法国欢呼，后来英国也表示接受。于是中国华工开始源源不断地以“雇佣”的名义被运往欧洲战场。不久，德国击沉了法国载运华工赴欧洲的“阿托斯”号船，溺死华工五百多人。2月9日，本作为“中立国”的中国政府，在国内各方力量的推动下，立即向德国提出抗议，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正式加入了协约国。
中国华工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久德国、奥匈帝国等终于战败，大战随之结束。一时间里，北京的大街小巷也充满了欢声笑语，人们在欢呼，欢呼中国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欢呼所谓之“公理战胜”。此时人们似乎忽然之间又想起了身处天津饮冰室内的梁启超，想起了他的预言和主张。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君劢来到饮冰室，对梁启超禁不住当面赞叹道：“任公真是少有走眼的时候!”
梁启超说：“惭愧！惭愧！”他这是为自己也曾在大战之初预言德国会胜而言。
张君劢说：“哪里！哪里！你力主对德宣战实在是高瞻远瞩呵！”
梁启梁说：“实在谈不上，此时德、奥败局已定，哪谈得上什么高瞻远瞩呵？倒是后面的巴黎和会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打算去趟欧洲。”
宣布脱离政治的梁启超，又一次主动走向政治了，且这一次主动走向的是国际政治的舞台。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赴欧洲，名为游历，实为“化私为公”，力图通过民间外交，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权益。行前，梁启超与他曾经的高足，也是国民政府原外交总长、时任“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的林长民约定，在欧洲他将随时将和会的情况报告国内，以取得相互声援。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官方代表团也组成并出发了。其阵容之强大也可谓是空前：团长为外交总长陆徵祥，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比公使魏宸，另外为了使代表团“完全代表中国”，当时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派出了王正迁作为代表参加。
1919年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与中国代表团会合，并以“会外顾问”的身份参与中国参加和会代表团的一些事务和活动。
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一千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会议的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战胜国在战后重建世界秩序，但是后来，“和平会议”竟成了“法、英、美、意”等大国的分赃会，参加会议的只有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本该是数千人参加的大会，却成了他们的“四人会议”；再弄到最后，又因有人说意大利在大战中作用不大，本国底子又薄，奥兰多也被冷落一边，所以，巴黎和会到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的“三人会议”——他们，是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也是实际的主宰者。名义上的“和平会议”事实上最终成了列强的“分赃会议”。这样的“和会”，其结果自然是可以想象：尽管梁启超进行了一系列的民间外交活动寻得了一定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曾一度表示要为中国“主持公道”，尽管中国代表团一再地在会上据理力争，尤其是顾维钧在大会的发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山东是孔孟的故乡，山东之于中国，犹如耶路撒冷之于欧洲，欧洲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中国不能失去山东！”但是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凡尔赛和约”如故，在此不必赘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从代表团有关人士那里得到消息，北洋政府竟然有让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的迹象，若这成为事实，那么中国所受屈辱实在与战败国无异，而这样的“和约”无异给中国带来的只会是屈辱，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和约”，无疑是中国精英们当初所作的所有努力都前功尽弃，所有华工的鲜血都将白流，而中国也将在近代以来一次次丧权辱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时，远在欧洲的梁启超欲哭无泪，他所能做的只有将巴黎发生的一切电告国内，希望获得四万万同胞的支持。1919年4月30日，梁启超将一纸电报发给了远在国内的林长民等人，建议警醒政府和国民，力拒在和约上签字：
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当日接到了梁启超电报，于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当晚送到《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第二天，即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这篇短文全文如下：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粱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这篇只有短短的不足三百字的短文，成了一颗巨大的炸弹，将国人彻底惊醒。5月3日晚，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代表在法科礼堂集会，决定5月4日举行学界大示威，并通电全国各省5月7日国耻纪念日游行。至此，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就这样发生了，中国历史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因此，说是梁启超一手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烈焰似乎一点也不为过!
据此，梁启超之于中国、之于历史贡献巨大!
（摘自《晚清背影民国脸：清末民初的那些人和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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