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的记忆中，元朝是一个特别黑暗的异族统治时期，在滴血的蒙古战刀的威慑下，汉人战战兢兢地苟活了将近一百年。不过在马可·波罗看来，当时的中国却是地球上最最富有的国度，它的繁荣和生动让人心生向往……
13世纪初，一股蒙古族的军事力量崛起于北方，它的杰出领袖叫铁木真。他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即“天赐蒙古人的坚强大汗”。1271年，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它的统治将延续到1368年，前后长达98年。在后世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特别黑暗的异族统治时期，在滴血的蒙古战刀的威慑下，汉人战战兢兢地苟活了将近一百年。不过在一个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却是地球上最最富有的国度，它的繁荣和生动让人心生向往。
1298年，这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被关在监狱中，无所事事之余，他向狱友罗斯特·切罗口述了他在1271-1295年之间游历东方的传奇故事，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他在元朝的经历。这次讲述被编成一部书，就是日后非常出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的各地风貌。他曾两次抵达泉州港，在游记中它被称为“刺桐”，马可·波罗写道：“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在这部游记中，马可·波罗对前朝故都临安城的工商繁荣描写得更为精细，他写道：
按照通常的估计，这座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它的街道和运河都十分宽阔，还有许多广场或集市，因为时常赶集的人数众多，所以占据了极宽敞的地方……据说，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12000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桥拱下顺利通过。
……城内除了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10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都长达半英里。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四十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许多较低的桥横跨其上。这些方形市场彼此相距四英里。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的方向平行。这里的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他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居民的住宅雕梁画柱，建筑华丽。由于居民喜好这种装饰，所以花在绘画和雕刻上的钱数十分可观。本地居民性情平和。由于从前的君主都不好战，风气所致，于是就养成他们恬静闲适的民风。他们对于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在此处所经营的手工业中，有l2种被公认高于其余各种，因为它们的用处更为普遍。每种手艺都有上千个工场，而每个工场中都有10个、15个或20个工人。在少数工场中，甚至有40个人工作。这些工人受工场老板的支配。这些工场中富裕的手工业主人并不亲自劳动，而且他们还摆出一副绅士的风度，装模作样地摆架子。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记载的不少数据让后世学者一直不敢相信，比如，他说临安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相当于方圆170公里，这一面积比现在的杭州城区面积还要大很多。再比如，他说自己在临安期间，正好碰上大汗的钦差在这里听取该城的税收和居民数目的报告，因此有机会了解临安的人口数目。当时上报的有160个托曼(Toman)的炉灶，所谓炉灶就是指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家庭，一个托曼就是一万，所以马可·波罗推算临安城有160万户人家。按当时每户4人计算，就有640万人，这也是一个十分夸张的数字。
当代西方学界一直在争论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说他于1275年到达大都，在中国旅居17年，可是让学者们疑惑的是，他在游记中为什么没有提及长城、茶叶、筷子、书法和女人缠足？中国学者则大多认定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史家钱穆就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泉州的地方学者则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论证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泉州海船有细致的描写，他看到的船体底部有二至六层板，而这些细节不见于其他史料，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泉州湾出土宋代沉船，其构造与马可·波罗的描写完全一致。
尽管有种种争议，不过，马可·波罗还是为后人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元代记忆”。更重要的是，这本游记为处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扇用黄金砌成的“东方窗口”。13世纪的欧洲文明水平与东方不在同一阶段，其繁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马可·波罗的游记写成几个月后，就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其后的将近百年时间，欧洲遭受空前的自然灾害，1315年爆发的大饥荒以及1346年开始的黑死病瘟疫，使得全欧洲死亡7500万人。在空前的惊慌萧条之中，马可·波罗的游记更勾起了人们对东方和财富的无穷想象，日后，它将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地理大发现”的向导书。
元朝因军力强大，统治者心态十分开放，根本不在意任何形式的“入侵”，所以，推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经济开放度超过秦汉唐宋，为历代最高。 与农耕文化的古代汉族不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人从来有重商的传统，成吉思汗发动西征据称就是因为花剌子模国劫杀了蒙古商队才引起的。蒙古帝国建立后，国境空前辽阔，为国内外贸易创造了需要想象力才能到达的大市场，政府对商人采取了种种保护政策，比如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如果所到州郡，失盗而不能捕获者，以官物偿之。凡商旅往来要道及止宿处所，地方官均设置巡防弓手。稍晚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写道：“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9个月也尽可放心。”
元朝的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北陆南水，两条“丝绸之路”上车舟繁忙，商贾如潮。 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元代的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不过，宋代比起元代又逊色得多。与宋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元代则达到了一百四十多个。据《岛夷志略》记载，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更多达220个。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立7个市舶司，颁布市舶法则二十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三十分之一为商税。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处。
元代的众多经济政策延续宋代旧制，比如专营、扑买制度毫无更改，盐税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库收入来源，占到整个收入的一半左右。一个重大的创新是，建立了影响千年的银本位制，还进行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纸币改革。
由于蒙古贵族不善于经商和理财，因此对那些善于经营的商人特别信任和重用，许多人被吸收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忽必烈曾任命多位商人出身的人出任宰相一职，如回族人阿合马、镇海，汉人卢世荣，吐蕃(藏族)人桑哥，这是自管仲、吕不韦之后，绝无仅有的景象。这些人都颇有敛财之术，对帝国初期的经济重建和财政整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阿合马等人都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或被政敌刺杀，或被皇帝抄家砍头，并在《元史》中被集体列入《奸臣传》。
元代的经济思想也呈现重商特征。被认为是程朱理学在元代的“唯一大师”许衡就明确提出，“士君子大多以务农为生，经商虽然是末业，不过也是可以从事的职业，只要能够恪守义理，即便投身此业，也无不可”。他是继叶适之后，对士君子经商持肯定态度的又一位重要学者。
元朝末期，纲常败坏，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治国者却没有理财之能，蒙古贵族、色目商人与汉族民众的对立情绪无法化解，这个迷信战刀的政权花了将近一百年时间，却始终没有让国家成为血肉不分的整体。1351年前后，天下终于大乱，历经十余年战事，元朝覆灭，乞丐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夺得政权，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
（摘自《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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