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我要学政治”

    现在我经常想，如果鲁迅还活着，在这个环境里，他会怎么样呢?——如果让我再活一次，我一定不学画，我要学政治，把国家民族治理好，这比画画更重要。

    ——吴冠中

    从1991年至2010年去世，吴冠中一直住在方庄芳古园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这套房子可以称做简陋，房子没有装修痕迹，基本保留了开发商交房时的原样。

    吴冠中的画室是这套房子里最大的，有11平方米，里面除了简易的三层书架和一个玻璃圆桌外，只有靠墙用板凳支起来的一块长方形木板，从墙上和木板上斑驳的颜色可以看出，吴冠中平时是低头弯腰在这张画板上辛勤作画的。

    在2000年以前，妻子朱碧琴身体还好时，吴冠中经常步行40分钟左右，随身携带着干粮走到龙潭湖附近的画室去工作。那套房子是1995年大儿子吴可雨买给他的，位于龙潭湖公园附近一个别墅内，大约有近六十平方米，在那里的4年，吴冠中画了许多大画。

    2000年以后，因妻子身体不好，加上画室没有电梯，吴冠中不再去龙潭湖画室，整日待在方庄这套房子里，照顾患有脑萎缩和糖尿病的妻子。这10年的作品，因而也多是小画和书法作品。

    在方庄居住的19年里，日积月累，吴冠中写就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字，画就几百件大小不一的作品。

    三次面对死神

    在漫长的岁月里，吴冠中经历过三次死神的考验。

    1965年，吴冠中独自一人，随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到河北任县朱家屯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清理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当时农民吃的是白薯干粉和玉米做的窝窝头，害怕牙碜的吴冠中几乎顿顿吃不饱饭。因条件艰苦，不到半年，食欲全无，回北京医院去抽血化验，发现患上了肝炎，在家疗养。

    不久，“文革”爆发，肝炎未好，吴冠中就随学院师生到河北获鹿县李村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参加劳动改造。因为这场病，吴冠中开始严重失眠，还生了痔疮，严重到脱肛。“如无妻儿，我将选择自杀了结苦难。”

    在农村的那段时间，吴冠中开始背着粪筐在节假日作画，被学生称为“粪筐画家”。在调到师部指导战士作画后，精神压力小了，失眠也减轻了，食欲也慢慢好起来。不久，严重的痔疮脱肛也经过大手术治好了。

    第二次危险是在2003年。那年1月，吴冠中体检时，查出肝癌，入住北京医院治疗。当时，他对亲朋好友一律保密。后来，住院一段时间治疗后，他的病奇迹般地好转了。但因为长期服药，他也越发消瘦了。

    这次住院改变了吴冠中。这段时间，老友熊秉明突然去世，也给他很大的刺激：生前事必须自己抓紧做。回到家中，吴冠中放下了所有的活动安排，在家写自传《我负丹青》。

    不到一年，2004年1月，吴冠中完成了自传。“完成这件事就算交差了，哪天我不行了，就可以这么走了!”在自传出版前夕，老人这样对造访者说。

    2005年9月，吴冠中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我负丹青——吴冠中艺术回顾展”，展出作品96幅，大部分是近十年的新作。他对记者说：“这是我最后的展览。”那次，他向上海美术馆捐赠6幅精选作品。

    2010年3月，在例行的身体检查时，医生发现吴老肺癌已经扩散至全身，从发现肺癌到走，总共86天。

    这次，吴冠中没有躲得过。

    五年捐赠之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美术市场开始慢慢浮现。吴冠中也卖了一批画。但很快他发现，那些买画的收藏家买了他的画以后，基本上都是藏在家里的保险柜里，和他理解的西方收藏家完全不同。

    “我自己满意的作品，不卖给收藏家，他们不是爱艺术，而是做商业投资，等着股票升值。西方的收藏家他们买画，欣赏一阵后都是捐给美术馆、艺术馆和博物馆。”

    吴冠中从此不再卖画。遇到自己得意的作品，基本上都留在自己手里，直到全部无偿捐出。“以前政治压力给我带来困难，我熬过去了；后来是经济压力来了，我躲过去了。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把自己的作品搞好，保证质量。”

    吴冠中的绝大部分作品，没有进入市场，这也与他生活简朴，物质要求低有关。他和老伴的衣服都是在方庄超市里买的，穿的都是耐穿的旅游鞋。平时一日三餐也很简单，餐桌上就是青菜和粥。他不好意思留人用餐，说钟点工不来时，他们吃的都是剩菜剩饭。

    回想起来，2005年吴冠中借在上海美术馆的艺术回顾展捐画，已是一个信号。

    当时86岁的吴冠中身体很虚弱，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乐观。在经历了一系列去医院的反复后，他开始了捐画之旅。

    2006年8月27日，吴冠中宣布将自己的经典代表作——油画长卷《一九七四年·长江》、水墨画《石榴》、《江村》无偿捐给国家文化部，永久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这也是故宫博物院首次收藏当代画家的作品。长达6米的油画《一九七四年·长江》，是吴冠中从油画创作向水墨创作转变的一个“里程碑式”作品，另两幅水墨画《江村》和《石榴》参加了数次国内外重要展览，更是吴冠中彩墨中的代表作。为表达谢意，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景仁榜上镌刻了吴冠中的名字。

    2008年4月29日，吴冠中打电话给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要他去北京面谈一次。李磊到了吴冠中家里，拿到老人精心准备的一份捐赠名单时，才知道吴冠中继2005年送的6件画作后，又给上海美术馆送了一份大礼：30件油墨画和36件彩墨画。这66件画作，涵盖了吴冠中20世纪60年代至今各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

    9月，吴冠中宣布，把自己113幅画作正式捐赠给了新加坡美术馆，创作年份从1957年一直到21世纪初，这是新加坡收到的价值最高的艺术捐献。据当时的市场价值推算，这批画作的市值高达三亿元。但这批画作的捐献，竟然在国内引发了“吴冠中不爱国”的评论。

    对此，吴冠中表示：“我跟我的孩子们讲，我的画不是个人遗产，钱、房子你们可以分掉，但是作品我要送给公共机构——不管哪个国家，他们能够让老百姓随时看到，我都可以给。”

    12月14日，吴冠中委托儿子将《长江万里图》拍卖所得的1275.75万港元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吴冠中艺术与科学创新奖励基金”，奖励和资助在艺术与科学领域有所创新的青年学生。

    设这个奖是受老师林风眠的影响。“当时有华侨要出资100万元给林风眠奖学金，但林老师婉言谢绝，说林风眠奖学金必须是从自己口袋里拿出的钱。这事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以售画所得当奖金。”

    2009年1月15日，吴冠中《我负丹青——吴冠中捐赠作品展》在上海美术馆举行，他又向上海美术馆捐赠15幅素描画。

    这一年，吴冠中的捐赠达到了高潮：2009年2月20日，吴冠中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36幅作品，这36幅作品涵盖了他从1954年到2008年半个多世纪的代表作。1999年，他已向中国美术馆捐献过10幅作品。

    此后，吴冠中接连向香港艺术馆、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国美术学院等机构捐赠自己的作品，几次捐赠，他的家底空了。

    “我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我把‘女儿’(吴冠中把他的得意作品比作女儿)都嫁掉了，我希望普通人能够在各大美术馆里看到我的画，我不希望我的画藏在收藏家和银行的仓库保险箱里。”

    6月25日晚11时52分时，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吴冠中因呼吸衰竭走了。此时的吴可雨，按老人生前的嘱托飞赴香港，准备给香港艺术馆捐4幅画。至此，吴冠中的捐赠计划才画上句号。

    吴冠中如今捐赠的作品，都经历了火的考验。他的作品，在画完以后都会在柜子里放上一年半载，满意的留下，不满意的一把火烧掉。以前，对不满意的作品，他都是扔进垃圾篓；后来，吴冠中发现有人在他家楼下，专门等候他家的垃圾袋寻找废画，他就专门找了个铁桶，用火烧掉不满意的画作。

    “伪作”屡屡是赢家

    近三十年，在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榜上，吴冠中的画价格最高。自1993年以来，吴冠中有2433件作品分别在海内外的拍卖会上亮相，其中已成交的拍品数目达到1496件，总成交金额超过二十亿元。

    2007年，吴冠中对记者说：“这么高的价格，其实都是收藏者和拍卖机构，为了盈利、套现，买卖者和中介一起瞎炒起来的。”

    2008年4月，上海新入行的投资者苏敏罗找到《南方周末》记者，她怀疑她3年前花253万元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购买的吴冠中《池塘》是假画。4月中旬，《南方周末》记者找到吴冠中，他看完，斩钉截铁地说：“假的。”7月，苏敏罗把画送到吴冠中家里，请吴冠中当面鉴定。他仔细打量后鉴定此画为“伪作”，还在画上提笔写了“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

    官司经过北京一中院初审和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拍卖公司“不保真是惯例”为由，驳回原告苏敏罗的全部索赔诉讼请求。卖出者萧富元还将报道该起事件的《南方周末》告上法院，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起诉。

    吴冠中很愤怒。吴冠中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判决很荒唐，拍卖行和制假人公然贩假，难道不用承担责任吗?国法还管不了惯例和行规吗?中国的法律明文规定，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严打，法院判决却不依法办事。”吴冠中认为：“如这是国际行规，当属糟粕，中国特色的拍卖行不仿效，诚信是中华民族之魂。”

    在这起官司前，老人也曾经有过几起类似的遭遇。1993年10月27日，上海朵云轩与香港永成拍卖公司联合主办中国近代字画及古画拍卖会，吴冠中在拍卖前印刷的拍卖目录中发现，署自己名字的《乡土风情》和《炮打司令部》都是假画。他马上通过文化部艺术市场司要求上海朵云轩撤下假画，结果对方不仅没有撤画，反而拍卖出52.8万元港币的高价。

    无奈之余，吴冠中在媒体撰文《伪作〈炮打司令部〉拍卖前后》，对此事进行揭发。后来，吴冠中委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没想到这起官司一打就是3年时间，老人的头发都白了。

    “为这起官司迟迟不出结果，当时的政协主席李瑞环两次写信给上海市委分管文化的副书记，却一直没有回音，可见对方的后台和背景，官司一直拖了3年才判。后来这个副书记转到政协任职，在一次政协的会议上碰到我，他才向我解释他的苦衷和不得已。”吴冠中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1996年，最终吴冠中胜诉，但朵云轩不肯向吴冠中公开道歉，也拒绝向社会声明所拍是假画，最终，只能以法院向媒体发布公告了结这起官司。

    接下去是越来越猖狂的假画。1999年北京翰海“99迎春拍卖会”油画专场上，当拍卖第六号拍品、署名为吴冠中的一幅《风景》作品时，吴冠中的委托人在观众席上起身向买家声明，吴冠中说这幅画是假的。但这件假画最终以22万元人民币落槌成交。即使吴冠中本人也不能阻止假画的拍卖。大受刺激的吴冠中，从此不再对外鉴定画作真假。

    但假画仍在不断地出现，而且制假者手段也越来越高明。2009年，吴冠中向《新京报》记者披露，央视十套制作播出了一期吴冠中的专辑，后来有人送给他看时才发现节目有问题：“这个节目并没有采访我，是将此前采访过我的节目拼凑起来的，我一看节目里有四五张作品是假画。”

    去年，香港佳士得拍卖吴冠中《松树》伪作，吴冠中派助手致电，伪作仍被成功卖出。老人十分不明白。

    “关键是中国的法律不打假，行规的力量太大了，国家也不对此立法。佳士得、苏富比这种公司在国外遵纪守法，一来中国做买卖就开始拍假、卖假，因为他发现这样干没有法律责任。”

    2008年12月，吴冠中出版了新书《画作诞生记》，把自己的主要画作都配文，阐述每幅画作背后故事，他说：“一是为研究，二是为打假。”

    一生最想当作家

    作家还是比画家有头脑，还是敢讲话一些。

    在年轻的时候和年老的时候，吴冠中最想做的其实是作家。

    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父亲对他的期望是当一名有固定工资的教员。这段时间里，吴冠中读到了鲁迅的作品。“他是绍兴人，讲的人物、风土人情，跟我的故乡一样的，我一看太熟悉了，太理解了，而且他写得那么深刻，把人情世故看得那么透，融入了美，当时就吸引了我。” 

    “其实，我之所以从理工科转入美术，究其原因，是由于当年爱好文学的感情没有获得满足，这悄悄的爱情失恋了，及至邂逅美术，便以身相许，填补了爱之虚空。”在《文学，我失恋的爱情》一文里，吴冠中有更诗意和贴切的解释。

    有了上山下乡这样的磨难，吴冠中对鲁迅的作品多了一层理解。“这时候我对鲁迅的思想理解更深了一层，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热爱和感情，对丑、恶的不满，对这块土地上的阴暗面和民族传统里劣根性的愤怒。只要是他的书我都看，他讲的句句都带着现实，都是真话，每一句话都讲到我心里了，就是这样的感觉。”

    从1980年代开始，在美术成就获得海内外承认后，吴冠中握画笔的另外一只手，开始握着钢笔，把无法用画面呈现的情感，写成了上百万字的散文和文论。从谈论艺术到书写远游，从父母到师友，从文化问题到社会问题，老人的创作空间越写越大。

    “好的文学品和好的美术品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文学的表现能力更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当年他花了很多功力来画它，为了表现门徒的畏惧感情、姿态，他就去看聋子哑巴不能讲话是怎么表达的，用这些办法来移植。如果他用文学来写，他会写叛徒的心理写得更深刻。所以我觉得绘画的能力不及文学。”吴冠中说。

    在与记者的几次交谈中，吴冠中时不时就提到鲁迅。对《野草》、《阿Q正传》等作品能随时背上一段。

    “如果没有鲁迅，我根本就不会从事艺术；没有鲁迅，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吴冠中!”

    吴冠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让儿子吴可雨转告那些他来不及说再见的朋友和读者：“你们要看我就到我的作品里找我，我就活在我的作品里。”

    （摘自《文通然后字顺（文化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