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园54号住过不少前辈，1952年北大刚从沙滩迁入时，冯友兰住54号，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住57号，后两人对换。后来的北大校长陆平也在这里住过。
这幢小楼最早的住户是燕京大学教授洪业。
1922年，洪业应燕京大学之聘担任助理教授，当时他尚在美国，协助燕大副校长路思义筹得巨款，以兴建新的校舍，这也许应当算是他与燕大结缘的开始。
而燕南园的建设，据说也是由洪业发起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城里的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的教授有的自己购了房产、有的租了独院、还有的住在学校宿舍，燕京大学由于远在城外，所以就要在校园内或附近解决教职员的住宿问题，建于勺园旧址东侧的燕南园和东门外的燕东园，便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
1923年洪业回国的时候，燕园尚在建设的过程中，燕南园也刚具雏形。洪业对燕南园的规划提出了不少建议。他成为燕南园的第一批居民，住进了54号那座两层的小楼。据说这楼还是他本人参与设计的呢。
洪业先后在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制定现代化的科学图书馆管理制度以及工具书编纂、索引研究等方面也造诣颇深。同时，还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做出了很大贡献。
说到哈佛燕京学社，对燕京大学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时有一位名叫霍尔的美国人，是用电解法处理铝土矿以提炼铝的技术发明者。然而这位霍尔早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似乎并不聪慧，考试成绩很差，许多美国同学对他百般歧视，倒是班上的中国留学生总是热情地鼓励他，使他得到很大的安慰。谁也没想到，霍尔后来居然成为著名的发明家，而且拥有了一大笔财富。想到当年中国留学生对自己的关心，霍尔深怀感激，在自己的遗嘱中指定将部分遗产捐献出来，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基金，用于发展和资助中国乃至亚洲的教育机构。当时，计划在中美双方各选定一所大学，美国选定的是哈佛大学，中国选的是北京大学。但是，据说因为北京大学曾派人参加过美国的华尔讷考古队，该考古队因盗窃敦煌文物而闹得名声很差，北京大学对此进行了监督和抵制，拒绝与之合作。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抓紧时机到处活动，为自己的学校争取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终于在1928年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而洪业早在1924年便受燕京大学的委托，参与磋商筹备哈佛燕京学社。在学社成立那年，他应聘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直到1930年回国。后来，则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的北平办事处总干事。
洪业在哈佛大学讲学的时候，许多美国学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中国的古籍文献数量繁多、浩如烟海，若想从中寻找一些具体的资料，费时费力，极其困难。其实岂止是外国人感到头痛，对于中国的学者专家来说，这也同样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洪业提出成立一个“引得编纂处”的建议和计划，很快就得到哈佛燕京学社本部年会的批准，洪业则成为编纂处的首任主任兼总纂。
洪先生童年诵书，最难背的是艰涩难记的《尔雅》，为此书挨过多次打，稍长才知《尔雅》是一部以义为主的中国最早的分类百科词典。洪先生认为古书不管是按音韵还是按部首查检都很费力，于是他从1919年起，到1930年引得编纂处成立，经过多年探索终于发明了一种新的号码排检法——中国字庋擷法。洪先生以此种方法获得哈佛燕京学社本部的专项拨款。亲手制定《引得编纂手续纲要》。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当年曾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多年以后，他在回忆恩师洪业的时候，仍是充满感激之情。他说：我来到燕京以后，在历史系学考古，跟着洪业。我二年级学他一年课，主要是学习“初级史学方法”。内容之一，是学科论文写作的训练。上了半个多学期，该讲的内容似乎都讲完了，下边该干什么呢?下一堂课，他来了，一进门就给我们做了个鬼脸，对我们笑。他把那个书包往桌子上一放，开始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就是一黑板。1、2、3、4做了分配：历史上最爱藏书的是谁?中国第一个造墨的是谁?……每个学生负责一个题目，为那些历史人物写传。他要求我们自己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整理卡片，分析研究，最后写成论文，作为这个学期的学习成绩。布置完了，他问大家：有问题没问题?没人提问题。他说：好，下课，自己到图书馆去查。下次来了就问：你怎么去查?什么时候开始查?走冤枉路了没有?让我们汇报。他要求每一篇文章必须要用前人没有用过的材料、新材料，从来没人用过的。只有这样，你的文章才能有价值。他盘问得很严格的。厉害呀!
当时我所分配到的问题是：“历史上最爱藏书的是谁?”经过查阅图书资料，我觉得有三位学者符合要求，进行比较研究后，我向洪业老师汇报，最后决定将其中一位名叫胡应麟的明朝学者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并写好了说明，接着开始写传。遇到什么问题，就直接到老师家里去问。他在燕南园住，我每当周末都去看望老师。
1936年侯仁之本科毕业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师从顾颉刚。不料第二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顾颉刚因宣传抗日而被日本人列入搜捕的黑名单，不得不逃离北平。尽管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但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因此在战争初期还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侯仁之又转为洪业的研究生。当时，侯仁之的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了地理学，洪业老师发现了这一点。恰好洪业的弟弟在清华大学教地理，他建议侯仁之可以直接到清华去听课。洪业预感到侯仁之将是一个可成大器的学生，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这个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
多年以后，侯仁之在他的《怀念我师洪业教授》一文中满怀感激之情地写道：
我清楚地记得，l93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煨莲师忽然打电话要我到燕南园54号他的家中去看他。按习惯我去看煨莲师总是在傍晚或晚间，现在竟然约我在早上去，必有急事。这次煨莲师也不是在客厅里而是在他极少让人进入的他的书房中等待我。我进门后刚一落座，他就突如其来地大声对我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当时听了有些茫然，正待发问，他就接着对我说：“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到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去。”这也就终于决定了我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在侯仁之考虑确定求学方向的关键时刻，洪业的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侯仁之日后得以成就一番大事业。不过，这还需要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当即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其中也包括燕京大学。一大批燕大师生相继被日寇逮捕入狱，洪业与侯仁之也在其中。
说来洪业被捕实有些出乎意外。一年前美国俄亥俄韦斯良大学授洪业文学博士，他应邀赴美接受授衔。当时日美关系已日趋紧张，许多人劝他暂留美国，但他坚持回国与全校师生共度危难，毅然在1941年初重返燕园。燕京大学被封以后，他也在日寇搜捕的名单里。那天，日本宪兵已经闯到燕南园54号家中，正要把他带走的时候，夫人很镇定地提出一个要求，说饭已做好，希望能让他吃了饭再走。日本宪兵居然答应了。最离奇的是，在吃饭的这段时间里，宪兵却改变了主意，自行撤离了!有人认为是洪先生名气大，曾有许多日本籍的学生，因此日本宪兵也许是碍于情面，放他一马。这话可能有些道理，但不久后他还是被捕了，而且与大家关在一起，“待遇”完全一样。
在狱中，洪业坚守气节，威胁利诱全无所动。直到第二年6月才被释放。由于燕南园全部被日寇占领，洪业一家只得迁至城内居住。而侯仁之则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释放后去天津的岳父家暂居。
据侯仁之回忆，那几年，洪业作为老师，依然对自己的学生十分关心，经常在思想上予以及时的提醒和教诲。侯仁之记得，一次，洪业老师托一个可靠的人给侯仁之带来口信，说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北平伪政权的一个汉奸要给燕大出狱的这些人赠送一些度饥荒的粮食以示“慰问”，洪业不仅自己坚决不要，还代表侯仁之予以拒绝，同时嘱咐侯仁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敌伪所送的任何东西。另一件事，是敌伪打算在中山公园里面办一个什么“研究所”，以罗致人才为名企图拉人“下水”，他提醒侯仁之万勿上当。果然，没多久从北平来了一个人，是原先燕大的职员，也被日寇逮捕过，此时竟甘当走狗，来游说侯仁之去那个“研究所”任职。多亏洪业提醒，侯仁之早有警惕，当即断然拒绝了。
侯仁之后来了解到，洪业虽然未经判刑便获释放，但出狱后仍受到日寇的监视，且不断有人威逼利诱。但洪业节衣缩食，靠卖画售书维持生计，坚决不为敌人做任何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多年后侯仁之仍是念念不忘。那次，他听说有两个燕京大学的学生被捕，而他们对燕大学生去解放区的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是由于这件事情而被捕，说明日本人已经掌握了情况，那侯仁之也必将再次入狱，如此一来后果将极为严重，只怕难逃一死。
侯仁之左思右想，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天津待下去了，为了避免再次落入敌人手中，只有尽快离开沦陷区。他打算乘火车南下，临行之前，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张玮瑛。张玮瑛原先也是洪业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她表现得异常镇定，说：“这样的大事，应当告诉洪业老师，听听他的意见。”
张玮瑛真是了不起!那天清晨，她独自赶早班火车前往北平，直至傍晚方才返回。她对侯仁之说：“你不要走了，老师有话。”
后来，侯仁之这样写道：
她一口气传达了煨莲师的两点意见：第一，我不能走。万一事情牵连到我，却又抓不到我，必然要抓我的铺保，也就是在城里开设“光明诊疗所”的原燕大校医吴继文大夫以及其他与燕大有关的人。第二，我不走，如果再次被捕，甚至被判处死刑，煨莲师说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煨莲师这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而玮瑛说她是完全同意的。我也就立即下定决心，不走了，准备接受更严重的考验。
不久传来消息说那两位被捕的学生遭受了极为严酷的刑讯，但都坚贞不屈，日寇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东西，最后不得不将他们释放。日后重逢之时，侯仁之亲眼看到刘子健因严刑拷打而留下的斑斑伤痕，既感动又感慨。他说：“我所经受的最严重的一次考验，也正有赖于煨莲师的教导，才得自告无憾于今生。”
1945年8月15日，日寇举起了投降的白旗，举国上下，万众欢腾。
8月17日，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终被释放。第二天，他立即召集陆志韦、洪业、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五人在东交民巷开会，决定马上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开展接管校园及校产、召集教职员工筹备复校等工作。司徒雷登提出：原燕大的教职员工，凡是在沦陷期间丧失气节、为日伪政权工作过的，一律不得参加复校工作。
不久，侯仁之得以前往英国继续学业，此时，洪业也应聘前往美国，到夏威夷大学任客座教授，从此离开了燕南园。第二年，又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任客座教授，并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授课之余，他仍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可谓著作等身。他虽然久居国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却终生不泯。他曾多次对友人说：“我爱美国，我更爱祖国。祖国是我父母之邦。”他一生藏书甚多，竟达数万册，其中不少是罕见的珍本。1979年，洪业写下书面嘱托，除了将两种珍贵的明刻本《史通》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外，其他的全部藏书都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
1980年，年近七十的侯仁之由夫人张玮瑛陪同到哈佛大学去探望分别多年的洪业老师。那年，洪业已经87岁了，白发师生相见，分外激动。
侯仁之在对我述说那次与洪业见面的情况时，词语间充满了对老师的眷恋。他说：
我们到了哈佛，在我老师那里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那时，他的夫人已经故去了，他一个人住在那里，那是他自己的房子，他还在继续搞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客厅坐着聊天。我爱人也是他的学生啊，很熟的。难得和老师在一起，我们谈了很久。后来还是他说，好啦，很晚了，你们睡觉去吧。我们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早上我爱人起来，到客厅一看，洪业老师在沙发上睡着了……
侯仁之叙述到这里，停下了话头。张玮瑛插了一句：
我看见老师就那样斜倚在沙发上睡着。他夫人不在了，看来平时他大概就是这样敷衍。我怕他感冒了，找了一个毯子给他盖上。看他这个样子，真有些不安……
就在这年的12月23日，洪业在美国病逝。
（摘自《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定价：5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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