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运动三十年后

    我非常了解自己是一个早已过时的人物，现在大家的思想都是往前走，很多人的思想都已经进入22世纪，我的思想基本停留在19世纪，基本上是晚清的基本意识，所以我这个文章的题目，也是一个晚清的题目。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恐怕并没有完全超越晚清时代提出和留下的一些问题。

    我的题目是《留学运动三十年后》。我的基本想法就是：就哲学、人文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情况而言，中国学术界简单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应该已经结束，但一个大规模的重新研究西方或者说重新阅读西方的时代有待开始。

    留学运动三十年后的问题，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胡适先生1912年就已经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留学的根本目的是要结束留学运动。1912年大概正是晚清留学运动进行了四十年的时候。所以胡适是在总结晚清留学运动的时候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留学运动基本上就是失败，因为中国人在留学的时候忘记了留学的目的所在。他说，留学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论当时的政府教育政策，还是留学生群体，都没有意识到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在胡适看来，中国人留学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尽早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他的原文是：“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正因为没有尽早结束留学运动的目标，中国大学的实际走向和最高目标只能是成为最大的“留美预备大学”。如胡适所言：“今日之大错，在于以国内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是以国中有名诸校，都重西文，用西文教授科学。学生以得出洋留学为最高之目的，学校亦以能使本校学生可考取留学官费，或能直接升入外国大学，则本校之责已尽矣。此实今日最大之隐患。其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

    这并不是少年胡适一时冲动，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胡适1947年接任北大校长时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这是整个晚清民初一代一代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传人的非常清醒的目标。陈寅恪1931年在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时写下的《吾国学术之现场与清华之职责》。他其实认为20年来清华大学根本没有尽到一个中国大学的职责，他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也就是说在他们那一代人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论证，是大家的公论。他在文章中历数20年来国内所有大学的学术现状，认为没有一个达到学术独立。不要说社会科学，即使本国史学、文学、艺术等等，看上去最应该独立的，查其实际，亦复不然。所以他提出，我们国家的学术现状所有大学都负有责任，而清华首当其冲。胡适的那篇文章也批判清华大学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留美预备学校。

    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中国人要什么?中国大学的自我期待是什么?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明的期待是什么?假如说你的自我期待很低，当然没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比方说，我认为香港、新加坡就没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它们基本上跟着走就行了。冯象先生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大学教育香港化。大概可能是因为冯象和我两个人都曾在香港工作，他原先也在香港大学，后来离开了，我至今还在香港大学。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个香港化的状况是我们对中国大陆高教和学术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忧患。什么叫香港化?香港所有大学几乎全部的教学人员都是英美博士，而且都是名校出身，都用英语写作，像我们港大，英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2003年北大改革的时候，我之所以勃然大怒，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北京大学的自我期许如此之低!北京大学是现在让我感觉最失望的中国大学。其实我觉得出现范跑跑这样的人绝非偶然，是因为它与多年来的自我降低、自我矮化的精神性有极大的关联。

    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胡适、陈寅恪当年提出来的问题早已经过时了，今天21世纪已经在全球化了。另外一种看法是：胡适、陈寅恪他们当年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认同的目标。我认为这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对错的问题，因为判断的标准在于你的自我期许。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自我期许是什么?如果中国的自我期许是所谓的大国崛起，我认为大国崛起的关键在于思想、学术、文化的崛起，你不可能想见一个文化学术大国的精英大学里的所有教授都是外国大学培养的，这不可能。假如说哈佛大学主流的教授都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博士，那就表明哈佛大学是二流大学，表明美国仍然是二流国家，而这曾经是美国的状况，19世纪美国也曾经一度只有拥有德国的学位才可以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但是他们相当快地结束了这个阶段，之所以可以相当快地结束，是因为美国人的留学虽然不是国家派的，是个人自己去的，但他们留学的专业分布非常清楚，都是在补美国比较缺的东西，比方说医学是第一位，法学几乎没有留学，因为美国法律不需要向德国学习。所以回过头来说，中国对自己的期许到底是什么?如果中国只不过想成为有13亿人的大新加坡，那么确实没有必要重新提出胡适、陈寅恪所提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学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办二流、三流的大学，你可以不提这个问题。我认为二流、三流的大学没有必要自我产生博士。而且我想说的是，所谓的一流大学的概念存在很大的问题。从2003年的北大改革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实际上最近几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它的一流大学的标准就是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百分之八九十的教授都有英美博士学位，而且以英文写作，所以可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自然科学的情况我们姑且不论，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香港本身的学术界、高等教育界，有十多年来都在反思这个问题，力图想扭转香港高等教育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化的学术机制。中国大陆本来还没有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是不是要以此为道路？实际上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最好的大学看，基本上现在的聘用标准就是留美博士。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对错，就看你的自我期待是什么。中国人要想成为二流、三流的国家，不要提什么大国崛起，大国崛起的根本标准就在于结束中国留学运动。

    我今天之所以重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看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更严重的问题。不管你说什么问题，都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它关系到中国人的自我期许是什么，关系到中国人对这个国家、对中国文明的期许是什么，中国大学的校长、教授的自我期许是什么。如果中国大学教授的期许只是发几篇英文的文章，那太容易了，但是有什么用?如果中国大学的校长成天就是忙于与国际接轨，忙于学西方，那么中国大学永远都办不好。胡适、陈寅恪现在依然为人所尊崇，但是他们最基本的抱负实际上被放弃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问题看似比较激烈，但实际上胡适当年《非留学篇》的语气远远比我激烈，第一句话就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我们现在是不以此为耻，只有胡适、陈寅恪这一代有这种耻辱感，因为他们是以一个大国文明自居，以五千年文明传人自居。

    自然科学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也要提出一个问题，我前几年在北大，一些理科的老朋友跟我说，1977年周培元当校长的时候，北大物理系排亚洲第一。留学二十多年以后，北大物理系现在亚洲第五都排不上。我没有核实过这个事情，但是我想他们说的大概差不多。就是说，留学在理工科也是需要检讨的，留学到底带来了学科的进展还是倒退?我想至少在某些学科是倒退的，原因很简单，优秀的人都送出去了，而且不回来。从前可能很多方面的条件不如人家，但这些人是立足国内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问题，三十年留学运动下来，我首先要说的是，留学运动不仅提供了目前大学里面越来越多的教学和领导骨干，而且留学的人、留学所传达的东西成为我们办大学的一个根基。留学永远会有，没有要求国家不让留学，我要求的是，如果你要振兴中国的大学，你在聘用人的体制上必须考虑如何用本国培养的人才。

    30年来，一个简单化地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一个大规模地研究西方的时代还没有开始。什么叫简单化地向西方学习，打个比方，现在大学校长都比较重视通识教育，而且现在大学也很有钱，每个大学派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名校哈佛、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跑一大圈，然后看一下人家今年的方案，我们回去照做一个。这个叫简单地学习。什么叫研究?研究就是你根本不必出国，现在网上咨询发达得很，你要看它的博士2005年、2008年怎么做，你要看它一百年的历史，你要看它当初是怎么做通识教育的，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的，如何纠正它自己的错误的或者不太成功的例子。哈佛大学的校长特别强调，任何人学哈佛一定失败，因为他们不知道哈佛每一个新的方案一定是对哈佛以往错误的纠正。你如果不知道哈佛以往的错误，你根本不知道它现在的方案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只是学它最新最快的方案，一定失败。这个就是说你把它作为对象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当做老师。西方人可以简单地做我们老师的时代，我认为已经结束了，问题是要深入研究。如果没有一个深入的重新研究西方的过程，那么我们中国的学术也不大可能发展，因为事实上中国人一百年来就是在西方的影响甚至笼罩下，无论成绩还是错误，都和它有关。所以我个人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要大规模地重新研究西方，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接轨就可以奏效的，而是中国人要自我独立地进行大规模地研究西方和大规模地研究中国，这两部分要相互配合、相互影响。

    （摘自《文明·国家·大学》，三联书店2012年1月版，定价：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