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大学；日本的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无论在本国还是在国际上，都处于前列。很多国家私立高校的教育质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公立高校，有的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然而中国民办教育如何发展呢？
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是公私并举相比，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公立学校。它必然要求政府承担绝大部分教育投入，这种格局在教育规模较小的精英教育阶段，问题并不尖锐。然而，当教育普及程度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展以后，这种仍然带有政府包揽办学的体制，就显然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事实上，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要政府全部包揽教育，是不现实的。因此，目前教育的供给赶不上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和期望，也很自然。
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突破包揽教育的体制，扩大教育的准入程度，发展各种形式的民办教育。理论上，目前正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大发展时期。因为首先，它适应了社会对教育的强烈需求。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与国家教育资源有限、教育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教育在长时间里仍将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这为民办教育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次，非公经济重要地位的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和人们收入的增加，也为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物质上的可能性。
但是，现实却远非想象的那么乐观。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民办教育的总体规模仍处于低水平。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民办小学的在校生占全国小学的在校生比例为1.8％，民办中学占0.9％，职业中学占1.25％，能够发放学历的民办高校的学生占高校本科生在校总数的22％，大大落后于国外的平均水平。西方国家，特别是在高教领域，私人投资比例一般占到50％以上，而且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中国的民办学校不仅规模小，而且质量也远不如公办学校。虽然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也有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教学质量也很好，但中国最好的中小学还是公办的。大学更不用讲，民办高校不过是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如果说中小学还有人送自己的子女到民办的学校去就读，民办高校一般都是那些考不上正规大学的成绩差的学生的无奈选择，但凡有一丝可能，人们都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去民办高校，因为那里的质量难以保证。然而，即使如此，民办教育近年也在逐渐萎缩，学生人数和学校规模，都在下降。这里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2005年的南洋之死。
南洋教育集团曾是我国民办教育的翘楚，2004年被中国教育联合会授予唯一的“民办教育最佳品牌”。但仅仅一年后，它即全面崩溃。南洋之死，其直接原因是“教育储备金”遭挤兑。所谓“教育储备金”，是民办教育创造的一种特殊教育收费形式。由于民办学校缺乏正常的贷款、融资管道，从1993年开始，由当时的广东英豪学校董事长陈忠联发明，其操作方式是，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从8万元至20万元不等)，此外不再缴纳学费和伙食费。而收取的储备金，则由学校开设新校，或用于投资其他领域。待学生毕业之后，学校以投资获得的利润或新生缴纳的新储备金，将教育储备金全额不加利息如数还给家长。在南洋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教育储备金一直是集团的脊柱。
那么，南洋为什么要采取“储备金”这样的高危模式呢?因为一旦政策尺度和宏观金融环境发生变化，祸起萧墙几乎是必然的结局。显然，这与它融不到资大有关系。其背后，则是传统计划体制在教育领域积淀而成的一套保守、落后、陈腐的教育观念和体制。许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教育是公共产品，因此“发展教育只能靠政府，政府就得花钱”。如果这仅是强调政府要负起教育的责任来，自然没错；但如果由此把它说成政府必须垄断教育，则是错误的。其实，即便对于基础教育这样的“纯公共产品”，也并非“只能靠政府”，更不一定“政府就得花钱”。公共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政府只是能够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提供者。除了政府之外，还有社会第三方也可提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教育服务。
教育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来包办和垄断教育，即使富如美国，它的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和中等教育、基础教育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由非政府民间组织来完成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还不富裕、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更应如此。
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大变迁的影响，教育也不能不直面市场，通过市场对教育的有限介入来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运行机制。而教育的市场介入和教育服务市场一旦形成，则意味着在传统的国家垄断的公共教育体制之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教育提供方式。这就是教育的市场化公益行为。市场化公益行为是现代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处理公益性事业与市场关系的行为模式。就教育而言，它是指办学主体通过某种市场化的方式来获得社会的教育资源，以一种与政府途径相平行的市场途径向社会提供服务。市场的有限介入既实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又满足了社会成员对教育的多元需求，因而实现了社会公益。
当然，民办教育的问题并不全由外部环境造成，民办学校自身也存在弄虚作假等现象。西安某学院就是一例。该学院竟然在互联网和报刊、电视上宣传自己在美国《洛杉矶时报》举行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上，与北大、清华等名校一起名列最受尊敬大学排行榜，被排名第10位，其校长则名列受尊敬的中国大学校长第2名，仅在北大校长之后。想想，对那些不明就里的学生或家长来说，看到这样的消息岂有不怦然心动之理?许多民办学校都或多或少出现过像西安某学院这样的不诚信行为。饥不择食、虚假宣传、急功近利，或许能为学校带来一时的繁荣，但从长远来看，无异是一种自杀行为。因为民办教育本来是在社会不了解不被人们所认可中成长起来的。在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其质量和水平还没有很大提高、因而还没有赢得社会广泛认可的情况下，虚假宣传被摧毁的不只是某个民办学校，严重的还将导致整个民办教育发展进程的延缓，甚至毁掉社会公众对学校、对教育、对公德的期望。民办教育当然可以有商业运作行为，但作为公益事业，它必须讲究诚信，必须兼顾利润最大化与职业道德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这是基本底线问题，越过了这一底线，谎言下的民办教育注定走不了多远。
总之，要缓解优质教育与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推动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从制度上放开对民办教育的各种歧视和限制。
（摘自《中国必须赢》，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2年3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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