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心病

    中国的教育到底该怎么办?为什么喊了这么多年尊师重教、科教兴国却不见起色?这是所有关心中国命运与前途的人都在关心与思考的问题，不独是有子女在上学或要上学的人们。

    1998年教师节那天我躺在医院输液，把电视中歌咏教师的一组节目，在不同的频道听了两遍。压轴的那支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听得我凄然欲涕：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秘，让所有的难题都变成了乐趣。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这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你总是把我们高高举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这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这是一支忧伤而哀怨的歌。我念过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当过教师，我的许多老同学仍然坚守在教师岗位上。我知道他们都像这首歌的抒情主人公一样。对教师职业充满了感情，而又对当下的处境觉得无奈乃至伤心。我曾为自己大学毕业后未能分配到大学任教而遗憾；如今看一看在大学任教的同学生存的境况，我真该为自己没有从教感到庆幸了。教师节那天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播出了北京几所名牌大学中青年教师住房逼仄的惨况，我知道那种状况相当普遍，用“令人寒心”四个字形容绝不夸张。一个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的住房，不仅比不上在烟草专卖局、银行系统等垄断行业工作的小青年，甚至比不上在一般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同龄人。

    教师生存条件的窘迫，不过是中国教育陷入窘境的一个具象性的侧面。“教师”这个职业，不仅失去了物质上的相对优裕，变得不体面(当时一个大学教授的相对生活水准，远远比不上电影《早春二月》中那个二三十年代的小学教师萧涧秋)，更严重的是，“教师”正在失去尊严，在我们这个有尊师传统的国度似乎已变成了众人怨恨的对象。师德越来越差，学校乱收费愈演愈烈。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儿子在武汉上的是名牌小学，他一至四年级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是市级优秀教师，却从未见她批改过一次儿子的语文作业，都是布置一大堆练习，让孩子们第二天互相检查；转学到广州念初二，按户口所在地就近插班，交了三千元插班费还确实是优惠价，而至今未得到任何收据。许多家长都觉得孩子是教师和学校的“人质”，他们说一不二，家长不敢稍有违拗。

    不必讳言，教育领域问题多多，正在成为中国人的心病。中国人自古以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每个家长都渴望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成龙成凤。以陶渊明这样的隐逸人物，一方面欣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种弃圣绝智的世外桃源生活，另一方面却写下《责子》这样的诗篇，对“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的不肖后代深表失望。俗话说“谁人不望子孙贤”，可是如今的“子孙”却叫为人父母者心焦。心疼孩子如牛负重，担心孩子受歧视、走邪路，输在“起跑线上”；节衣缩食，筹措交不完的费用，从孩子上幼儿园到选择中学、报考大学，每一道门槛都令当父母的心悬悬意惶惶……以致一些青年男女目睹此情此景相互劝诫不要生小孩，以免自套枷锁。

    据说，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于“立人”、“立国”。“立人”既有问题，“立国”也就可忧。中国人的心病，亦即中国的心病。《世界史纲》的作者韦尔斯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思想(思维)的历史。今天的人类和克罗马农人(旧石器时代晚期新人，欧罗巴人种祖先之一)之间体质和心理上的差别很小；他们本质上的区别在于插入其间的五百或六百代的时间里，我们所获得的心理背景的宽度和内容。”而在今天，人们思想(思维)的发展，心理(文化)背景的转换，不再是靠千百年的日积月累和一代又一代缓慢地演进，而主要是靠教育来完成，在全球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生存的当下尤其如此。

    从日本的“伏尔泰”福泽谕吉的自传，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治维新之前即一百三十多年前，日本社会粗通文墨的人也少得可怜；从“圣雄甘地”的自传，可知百余年前印度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度，连甘地的父亲这样做邦国之相的高级人士也不辨之无。与有悠久文化教育传统的中国相比，它们简直是蛮荒之地。孰知才几十年，它们的国民教育事业已走到中国前头。日本不用说了，印度这个深受人口过多之累的国家，拥有大学文化者的比例也远远高于中国。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教育的危机就是中国的危机；反过来说，中国的危机是教育的危机，也未尝不可。

    中国的教育到底该怎么办?为什么喊了这么多年尊师重教、科教兴国却不见起色?这是所有关心中国命运与前途的人都在关心与思考的问题，不独是有子女在上学或要上学的人们。

    （摘自《中国的心病》，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