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报应

（外一篇）

梁晓声《书摘》（ 2012年05月01日）

我很担心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受到文化的报应。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到现在如果还不赶紧真诚地补上人文这一课的话，有一天，文化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悔之晚矣的后果。

某年某月某日，上海市某小区内，一名女大学生爬上四楼的窗台欲跳楼，引得楼下围观群众起哄，他们说着冷言冷语，或讥讽或嘲笑。最终，女孩纵身从四楼跳下，幸运的是，她落在已经铺好的气垫上，只受点轻伤。而令人寒心的，竟然有围观者说：“这么矮，根本摔不死。”

这种面对生命如此冷漠和麻木的情境，不禁使人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国民的劣根性在作祟?

这是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当下，比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拿镜子照一下自己，自己是否就是“看客”中的一员，甚至是“帮凶”呢?

我们总是把这种现象延伸到“社会出现了问题”，说社会使人们感到郁闷，因此导致这种现象。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思维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是在一个受到长久的良好的文明和文化影响的国度里，即使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人民也不会是这样的。即使在有阶级冲突的社会里，有品性的文化所张扬的也是一种超阶级的“人性当善”的力量。而我们的文化人文含量太少，因此我不赞同把这都归结为社会问题。即使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作为一个人，他的做人底线也不应该是把看着自己的同胞将死，当成乐子围观之。

我们文化的启迪影响力不够。我很担心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受到文化的报应。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到现在如果还不赶紧真诚地补上人文这一课的话，有一天，文化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悔之晚矣的后果。

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这个时期，我们其实是仅仅将文化当做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种宣传的工具，而且这种宣传并不指向人心。那时文化只是一种政治的齿轮和螺丝钉，并没有把文化作为一种保证社会和谐运转的一环来看待。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又转为一种沮丧的想法，觉得文化起不到作用了，甚至想干脆就放弃文化作用，因此现在的文化变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丧失了文化的自觉性。

有些现象表面看起来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人性和心理层面的问题。一个当代人有时可能并不明白自己的心理是不健康的，邪性的，而恰恰心理不健康的人最可能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靠一般的说教是没有用的，但是文艺有这种功能。文艺像一面镜子，不仅能照出人的容貌，还能照出人的内心。

现在很流行两个字——“作秀”。每当我们中国人将任何人的任何言行都冠以“作秀”二字，那么我们还相信什么不是“作秀”呢?我们没有愿意相信的东西。按照我们的这种思维，华盛顿拒绝连任总统回家当木匠，是在作秀；林肯的简朴也是作秀；马丁·路德·金的演说更是作秀。如果一切的行为在中国人的眼里都是作秀的话，那么最后的叩问就是：“中国人到底信什么?”而世上原本是有很多可以相信的东西的，只要你简单地去相信它就好。一个人帮助别人，你就相信他是一个好心人就够了。相信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这里却被解构了。

某青年因感情问题而萌发轻生之念。我不愿过多地责备他们。一个人到了要自杀的地步，一定是心理承受巨大痛苦的人，应该体现出人文关怀。

一个公民，应当具有自由、公平、正义的公民理念，公民社会的核心原则当是“我予人善，人待我仁”，我们不能把自己当做看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的主人。社会好的话，有我们的一份功劳。社会不好的话，也有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在骂社会、骂政府、骂别人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应该负有的责任。

不革命行吗？

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小学生六年级课本中的一篇重要课文——许许多多的小学语文老师们曾在课堂上强调它的“基本思想”是安徒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含泪的控诉”。既是控诉，且含着泪，那么对于控诉的主体亦即资本主义，照马克思的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乎只有革命。或用毛泽东观看京剧《白蛇传》时霍然而起大声所说的一句话是——“不革命行吗？！”

毫无疑问，《卖火柴的小女孩》确是安徒生的含泪之作。对于人世间的不平，它也确是一面镜子。但是它所要唤起的并不是憎恨和革命；而是同情和国家人道主义。

对于一个民族也罢，对于一个国家也罢，人道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教育。

没有同情的人道主义不是人道主义。

没有人道主义的人文文化不是人文文化。

安徒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写《卖火柴的小女孩》、《柳树下的梦》、《依卜和小克丽斯汀》、《老单身汉的睡帽》、《沙丘的故事》、《丑小鸭》……

王尔德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写《快乐王子》。

否则，屠格涅夫不会写《木木》和《猎人日记》……

斯托夫人不会写《汤姆叔叔的小屋》……

托尔斯泰不会写《午夜舞会》……

契诃夫不会写《伊凡的信》……

高尔基不会写《在底层》……

雨果不会写《悲惨世界》……

左拉不会写《萌芽》……

纵然一向以笔做投枪和匕首的鲁迅，大约也不会写《祝福》吧……

而柔石则肯定不会写《为奴隶的母亲》……

一个人的头脑里不会天生就产生出以人道主义为人性之最高原则的思想或曰作为人的基本情怀来的。人需要人道主义的教育。那么，《卖火柴的小女孩》究竟是写给谁们看的呢？作为童话，它当然是首先写给孩子们看的；但它绝对不是首先写给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们买不起安徒生的一本童话集。《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不必为了生存在新年之夜于纷纷大雪之中缩于街角，快冻僵了还以抖抖的声音叫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基本情况差不多是写给生活不怎么穷的人家乃至富人家的、权贵人家的小女孩们看的。通常，这些人家的小女孩晚上躺在柔软的床上或坐在温暖的火炉旁，听父母或女佣或家庭女教师给她们读《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们的眼里流下泪来了，意味着人世间将有可能多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善良的母亲。而母亲们，她们是最善于将她们的同情心和善良人性播在她们的孩子们的心灵里——一代又一代；百年以后，一个国家于是有了文化的基因……这是为什么全人类感激安徒生的理由。

同样——屠格涅夫的《木木》和《猎人日记》并不是写给农奴和农民看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是写给黑奴看的；《午夜舞会》不是写给被冷酷拷打的士兵看的；《伊凡的信》不是写给孤苦伶仃而又不得不给地主老爷做童仆的小伊凡们看的；《在底层》不是写给人生陷入无望困境的失业者们看的；《悲惨世界》不是写给冉·阿让们看的；《萌芽》不是写给当牛做马的矿工们看的；《祝福》也不是写给祥林嫂们看的……

以上一些书的及时问世，及时地体现着文化的良知。

当文化也没了良知，集体朝理应被同情的阶层和人们背转过身去佯装未见的时候，那样一个国家也就向和谐的宗旨背转过身去了。

而打压文化的良知，乃是打压全社会最底线的良知。

而连文化的同情都获得不到的一部分民众，乃是最不幸的民众。

我以我眼看世界，凡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其文化之意义曾体现于特别重要的两个方面——启蒙了穷人和教育了富人，从而，文化了国家。我认为这是比革命伟大的意义。文化当然绝不仅仅有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但倘竟从来没有好好地起到过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其文化的品质，无论怎样提升了来进行评论，都是可疑的。

于是联想到了“希望工程”，据有关资料统计——它的绝大多数捐款者，乃是小学生、中学生和退休了的老人们。

我们中国的老人和孩子们还具有同情心和善良，这实在是中国的安慰。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不配当公仆。因为他不可能有什么人文主义的情怀，非当也当得很冷漠——对人民的疾苦……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纵然富了，也不可能是一个可敬的富人。因为他宁肯赠豪宅和名车给女人，哪怕仅为一夜风流，却不太会捐出区区一百元而帮一个穷孩子上得起学……

人文主义文化在教育西方国家的公仆和富人方面，真的不可谓不成功，起码是比较地成功。

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多少安徒生们呢？需要多少个时代呢？全世界都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因而感受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诞性，多了几分合理性。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娱乐使我们同而不和，思考使我们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