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院不是衙门，院士不是终身制官僚。我们期待60岁的中国科学院振作起十二分的神智，努力精进。
98岁钱学森驾鹤西去 60岁中科院尚须努力
2009年10月末的中国科学界悲欣交集。30日，中国科学院开了建院60周年纪念会，国家主席致贺信。此前一天，最年长的院士贝时璋辞世。此后一天，“科学巨子”钱学森故去。
观瞻两位科学老人留给世人最后的容颜，令人怦然心动的是他们的眼睛。106岁的贝时璋和98岁的钱学森，历国运之变幻，阅人事之浮沉，观科研之拓展，一生不可谓不复杂，然而他们在个体生命行至终点时，却保有清澈的眼神。
60岁的中国科学院，在人类科学共同体的生命中，大概只能算是青年(15岁的中国工程院，够算少年吗)。然而翩翩少年、英挺青年的姿态有几分?但见暮气沉沉更多。至于甚者，不仅少了一分年轻的意气，老年的世故、权谋、算计，统统都有。
不苛责个人，起码如今这个科学共同体，和两位前辈对不上眼。清澈眼神若逼视，能榨出西装下面藏着的“小”来吗?
“小”病有二。一曰境界低。贝、钱一辈科学家，对于国家民族兴盛之事业，念兹在兹，对于个人物化追求，看得寡淡。这样的人生，当得起“疏朗开阔”四字，也当得起“诚挚”一词。如今学者，包括不少院士，个人私心重压下，终日营营役役，实在有辱斯文。
二曰气局窄。古老中国一旦开始现代转型，便有一批智者矢志追求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其眼界和能力都是世界性的。钱学森的传奇故事，便是明证。如今学者，同样的，包括不少院士，自怯于开创性研究，自欺于低水平重复建设，自恋于课题、评奖，广阔的科学田野活活被切割为私家耕种的一亩三分地。
作为中国科学共同体的机构形态和水准象征，科学院(包括工程院)有诸多成果，也确有巨大贡献。但对于“小”病，它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性的驯化以及利益上的交叠，使得科学院越来越失掉它本来的面目，越来越像一个政府机关。
60岁的中科院迎来许多祝贺，祝它有更大的发展。这一点其实并无疑义，发展是必然的，但发展方向和发展品质便大有讨论的空间。结构性失误不除，体制性积弊不除，“小”病不除，下一个甲子的科学院，只能是越发展，越显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越呈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须知：科学院不是衙门，院士不是终身制官僚。
衙门化的科学院和官僚化的院士，已经开始伤害这个机构和这一称号在社会中的美誉。作为中国科学院原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的去世又带走了几分公众对院士的敬意，又消褪了几分科学院、工程院的神圣光环。看那漫天的纪念和致敬，如果不是对中国科学界现状的嘲讽和批判，至少应该理解为对中国科学共同体的鞭策和期许。
钱学森这个名字，代表着科学家在公众中享有的荣耀，也代表着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享有的荣耀。他的去世，给科学院、工程院以及堂堂院士们提出一项挑战：如何能使得这份荣耀不归于消散、不归于虚无?如何去赢得新的荣耀——既在全球科学共同体中，也在全体国民的心间?
相比钱学森，贝时璋的离去显得寂寥。于公众层面，这无可指摘——普通民众的科学认知，需要的是明星，而钱学森的传奇经历，注定了他会成为这样的明星。我们所期望的，是贝时璋的辞世在科学院里、院士圈内、整个科学共同体中，不要太过沉寂。
院士们有义务使这位前辈的去世变得重要起来，他总结自己治学80年的心得，概括为“志勇恒爱”四字，即目标远大、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和乐此不疲，堪为科学界座右铭。中国科学院有义务使这位元老的去世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他是大陆最后一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48年那场空前(或许也有绝后之憾)的院士评选，承载着一种弥足珍贵的非政治化、非利益化的科学院组织状态。
切记：科学院不是衙门，院士不是终身制官僚。
我们期待60岁的中国科学院振作起十二分的神智，努力精进。
谁为季羡林任继愈二先生撰墓志铭
假设一下，如果季羡林先生独驾鹤西去，堪为他撰写墓志铭的，大概是任继愈先生。而如果独独任先生故去，其墓志铭由长他5岁的季先生来做，也再恰切不过。然而事实是，二位先生在同一天辞世。
谁来为二老撰写墓志铭，谁能做这两篇文字?细想，无解。
最近几年，两位耄耋老者之于我们这个社会，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存在。这一层意思，以国家总理自2003年以来五次看望季羡林先生，彰显得最为明显。
文化的传承需要仪式性。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本人或坚决请辞或淡然不应，公众还是习惯为他们戴上“国学大师”的冠冕。任何一个文明，总需要个体的可感的存在，来接续某种抽象的群集的传统。但考察这些年来社会对二老尤其是季先生的态度，则难称正常。过于虚无的尊崇，并不能增加文化老人的荣耀，也无法证明传统的活力——甚至恰恰相反，它表征着这种传统在当代是多么地缥缈、脆弱。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被其时代所理解，中国幽深的文人传统中，有一条标准可作判定：在他身后，是不是有一篇“真正”的墓志铭。远的不说，与季、任二先生都有关系的陈寅恪、胡适二先生，一位撰写了一篇世人传诵的碑铭，另一位则获得了一篇深情凝重的墓志。
陈寅恪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论思想自由之真谛曰：“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胡适墓志由其友人毛子水撰写：“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陈寅恪以比肩王国维的思力、学力、笔力，为王之死赋予了接续与提升中国人文传统的意义。毛子水学术分量远不及胡适，但他堪称真正的“胡适之的朋友”，他对胡适有准确的把握，有理解之同情。
那么，在如今这个寥落的时代，谁来为季、任二先生撰墓志铭?以学问论，无解。以气度论，无解。以性情论，无解。仅以理解论，还是无解——若真的理解，便不会如此喧嚣地待他们。
（摘自《民国风度》，九州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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