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庵曾是黄埔军校学生并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在黄埔军校清党时，李默庵第一个退出中共。就这件事，有好几种说法，下文为您解开李默庵退党之谜。
李默庵的脱党问题最有意思，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说法。
周恩来说他是那39人退党的第一个，这是第一种说法。周恩来的这个说法同样是在1943年春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提到的，当时听众不多，流传不广。1980年，周恩来上述讲话被整理载入《周恩来选集》上册，并公开发表，流传便广泛开来。本来李默庵虽为名人，但是,淡出中国政坛，隐居海外，销声匿迹，不为人们所熟悉。可能因为有了个“第一个”，这往往更引起人们的注意，有心留意的人也记得比较清楚，当年笔者在北京经人引荐第一回见到李默庵，与李老亲切握手时，心里不禁一惊：“这就是周总理所说的当年黄埔军校清党时第一个退出中共的李默庵。”因此，这种说法流传最广。因为是周恩来，其时又是中共在广州领导人，又是第1军副党代表，所以关于李默庵脱党的说法更具权威性，更为人们所相信。
另一种说法是包惠僧的回忆：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提出党军中不准跨党的要求，中共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不至于破裂，委曲求全，采取退让迁就政策，决定送一批跨党的中共党员给国民党，使他们自动脱党。同邵力子一样的办法。最初提出的名单中有李默庵，李默庵当时不愿意脱党，但是过了不久，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登记脱离中共。
包惠僧在“中山舰事件”前后任第1军第20师党代表，是李默庵的直接上司。有一段时间里，李默庵一直跟随着包惠僧工作。包在黄埔军校任后方政治部主任，李在政治部任干事；包调任第1师3团党代表，李任3团党代表室少校干事；包升任第20师党代表，李升任第20师第60团党代表。包和周恩来一样，是第1军的高级政工干部，都是在这次“清党”中，因不愿退出中共而被清理出第1军的，他的回忆，他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权威性。
包惠僧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知名历史人物，他是中共湖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中共一大十三个代表之一。他一生坎坷曲折。被蒋介石从第1军中清理出来后，与周恩来一起在广州大佛寺以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名义举办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任主任政治教官。学员大多是与他一起被蒋介石清理出来的中共党员。后历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筹备处主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南昌起义，因病留南昌。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8年以后，脱离中共在国民党军政治机关任职，解放战争后期避居澳门，后定居北京，过着“隐居”般的生活，多得周恩来的关照。“文革”被整，著有《包惠僧回忆录》，1979年7月病逝。
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李默庵终究是脱离中共。不同点是：前者是主动的，从党德要求带有变节式的，尽管不是像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叛徒”；后者是被动的，经由组织上的决定，当事者模棱两可、立场不坚定而脱离组织。
特别是前一种说法常被人们相信，又被大肆渲染。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赵琪先生著写的《壮哉，黄埔》一书，在第九章的一节中写到“第一个退出共产党的黄埔学生”，采用的是前一种说法，当然当中还有关于李默庵先生认为不实的内容，因此引起了李默庵的不满，提出了抗议。争论是谈判式的，没有时下所谓因侵犯“名誉权”而诉诸法律，搞得在公堂对簿，你争我辩。据云赵琪后来向李默庵道了歉，把这件事摆平了。
究竟是哪一种说法正确呢?
恰巧笔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史有一定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发现了这个殊途同归的李默庵脱党问题。两种说法的提供者都是重要的当事人，都很权威，究竟要相信谁啊?一时感到很困惑。刨根问底的学究职业病引发我要弄个究竟。很凑巧，一位热心的朋友把我引荐给从国外归来搬居到北京的李默庵，协助他撰写回忆录。借着记录口述回忆，我侧重询问这个问题，李默庵原想“逃避”，在“激将法”的作用下和多方阐释弄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后，他才颇不情愿地回忆这段历史。没有想到，这段回忆居然是既美好又痛苦：
革命加恋爱是中国大革命时期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冲决一切封建的纲常罗网和“吃人礼教”，主张“婚姻自由”、 “恋爱自由”。一时中国大地有许多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坚决与传统的包办婚姻决裂，自己寻觅情投意合的对象，恋爱结合。广州，作为革命的中心，革命青年的集散地，此风尤为浓烈，黄埔一期的李之龙、许继慎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重新结婚的。
第一次东征回校之后，有一位广东籍的同学，常约李默庵在星期天进城去他家里玩。有一次提出给李默庵介绍对象，并带他去见一位执信女子学校的曾姓学生。南国的姑娘，虽然长得不像家乡的姑娘皮肤白皙，但却是是大家闺秀，从小长在城里，不必参加体力劳动，小巧玲珑，一对会说话的明亮眼睛，看起来也是楚楚动人，又知书达礼，还是挺匹配的。青春的萌动和对异性的向往使李默庵对曾姑娘颇有好感，你来我往，便建立了恋爱关系。
正当李默庵沉浸于爱情之中，第二次东征的军号吹响了，不容犹豫，马上随军出征。
东征胜利班师回到广州，一晃已是三个月。
如果说初恋的情人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么，对李默庵来说这三个月就是“恍如隔世”了，这时他已升任第1军教导师第2团党代表，他的部队正在北郊集训，广州城近在咫尺，客观上给他与恋人提供了接触的便利。珠江岸畔，黄花岗下，到处留下了他们初恋的踪影。
1926年2月中旬，已由教导师改为第20师60团移师东莞集训。第60团原为建国粤军第2师师长张民达的旧部，叶剑英任该师参谋长，该师也是一支劲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教导师第2团时已淘汰了老弱病残和素质较差的官兵。不知何因，蒋介石一直瞧不起这支部队，1926年1月28日上午，在广州北校场检阅这支部队时甚为不满，认为：“其成绩反不如最劣之党军也。”
校长既然提出批评了，作为学生又是部下当然要努力训练管教好部队。在东莞，李默庵协助叶剑英在军政两方面严格训练部队，一时忙得没日没夜，时常耽搁了赶赴参加党小组开会的时间。
东征军抵定潮汕后，蒋介石开始重视他所辖部队中的两党纠纷问题，逐渐暴露他反共的内心世界。
1925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东征军总指挥部汕头宴请苏俄军事顾问和东征军连以上的军官。蒋介石耍了个阴谋，煽动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刘峙、陈继承、蒋鼎文等人轮番敬酒，企图灌醉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然后让他交出黄埔军校和第1军中的中共党员名单。结果被周恩来对中共的忠诚，过人的机警和好酒量所粉碎。
此后，以前常把“黄埔军校和党军没有共产与非共产派之分”挂在嘴上的蒋介石在重要的人事任免问题上很注意人选的党派身份，把共产派分子打入另册。
1925年12月31日，蒋介石率部班师回到广州，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言听计从，对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妄加批评指责，与苏俄顾问季山嘉公开争吵起来。公然未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批准，撤掉亲近汪精卫、季山嘉的第1军第2师师长王懋功的职务并把他扣留起来。
这些是蒋介石由“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新右派转变的开始，也是蒋介石的反共信号。顿时，广东的国共两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
战斗在广东第一线的中共组织负责人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他是精明能干的，综合周恩来、包惠僧、蒋先云等人的汇报，预感到国共合作前景不妙。他向苏俄顾问和中共中央建议：共产党人要重新认识蒋介石，要有所准备。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处于幼年，独立自主的能力尚未养成。它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不可违背的组织原则。因此，要受制于共产国际的指挥。共产国际叫你中共中央怎么着你也就得怎么着，出了事自有人负责。虽然中共上至陈独秀下至基层党员不乏精明能干个性鲜明的人才，多多少少看出这样合作下去，这样一味退让，迟早会出大事的。牢骚归牢骚，建议归建议，命令还是一定要服从的，不然会受到党纪的处罚。共产国际认为：世界革命需要中国革命配合。中国革命离不开国民党，国民党中的蒋介石是实力派，是革命的同路人。离开他，中国革命不行。中共只能与蒋介石国民党妥协，只能退让，再心疼也要忍耐退让。
陈延年、周恩来等回天无力，对上级命令只能服从。他们一面密切注视国共两党斗争的新动向，一面命令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组织纪律性，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指示上来，对于敏感的国共关系问题要慎之又慎之，做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表率，不要做出任何违背党纪的事来，授国民党右派于把柄。
广东各级基层组织马上紧张地行动起来，开会传达和学习上级文件精神，汇报形势情况，研究对策。召开党内生活会，找差距，亮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时，会议比以前多了一些。
党纪是严格严肃的，当时的共产党人是讲正气的，在组织生活上敢于思想交锋，对认为不符合共产党人的言行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像现在有的地方党组织盛行“好人主义”，扮演“好好先生”，甚至打着团结和谐的幌子掩盖原则分歧的矛盾，相互包庇违法乱纪行为。
李默庵时常迟到缺席，许继慎、王逸常对此甚为不满，在会上对他提出严肃的批评，甚至认为他是为了谈恋爱而不来参加组织生活会，指责他“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调超越了无产阶级铁的组织纪律”。
凭心而论，党小组批评李默庵在原则上是没错的。中共党章规定：“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因有病或重要的事情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事先要请假批准。不管是军务繁忙、地理原因或谈恋爱均不能作为不经请假而缺席迟到的理由。
李默庵的缺席迟到现象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应该受到批评。问题在于李默庵的入党本身就没有经受过党组织的严格考察和考验，入党时间不长，党性修养没有受到很好的锻炼，他的头脑中存在着自由主义思想，不习惯于党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不能虚心接受批评，对党组织、许继慎等人批评他“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调超越无产阶级铁的组织纪律”很不服气，当面顶了几句。尽管他当着许继慎等人的面前不想多说什么，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但他心里在想：我这种谈恋爱算什么，小题大做。李之龙不是在黄埔大搞“三角恋”，身边追随着不少漂亮的妙龄女子，虽然受到“留党察看”的党纪处分，但还是官运亨通，官至中将海军代局长。你，许继慎，也不要对我上纲上线，你自己不是也在军校医院治病时认识了女护士谭冠玉，然后恋上她，最后抛弃家乡结发老婆与她结婚。还有其他党员我就不说了。
李默庵负气走了。不久，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中共组织的活动在黄埔军校，在第1军中受到了限制。他也没有积极主动与党组织联系。他就这样自动脱离了党组织。
李默庵最后补充：
“后来，我与这位女友也吹了。原因是她家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我参加北伐到长沙的时候，曾在战斗之余写信让她来见我。她没有来，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1984年，我回湖南老家经过武汉时，许多故友、同学赶来聚会。谈起我的脱党问题，王逸常不同意前两种说法，侯镜如也可以证明。”
（摘自《黄埔一期的红色传奇》，团结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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