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为我们所熟知，但《新人口论》是怎样形成和出台的，可能并不详解。该文让我们看到了马寅初身上那种科学求实的态度和他的超人智慧。
1955年、1956年，马寅初连续几次跑到浙江各村镇里，详细地调查人口的变化情况。每到一个村子，他就找农业社的干部和老农来座谈，耐心地向他们打听这几年来村子里生了几个娃娃，死了几个人，生死相抵后净增了几口人。同时，他也对人口增加后村子里的耕地、粮食、教育状况以及劳力安排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后来，听说上海的人口增长得更快，遥领全国各地之先，为此他还专程去上海，深入到上海国棉二厂等基层单位做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经过三年多的实地调查。马寅初发现，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是太高了：每年净增千分之二十二。
这个千分之二十二，如果是放在一个小国家里，绝对数字还不太大，遗憾的是它出现在我们国家里，要给它乘上的基数是六亿，这样一来，它的得数可就大得惊人了!当时我国每年净增的人口是一千三百万，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而且，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节制生育的话，这个千分之二十二还会增大。因为，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与提高，妇婴的生病率与死亡率大大减低，老人长寿的年龄也越来越高。过去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已是“人生七十多来兮”了!综观我国人口变化，总的趋势是：出生率越来越高，死亡率越来越低，剩下的结论是不用演算就能回答出来的。马寅初拍着大腿对人说：“我敢说，过几年千分之三十的净增率还是保守的呢!”“如以千分之三十计算，十五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九亿三千万，五十年后将达二十六亿!”这样一个数字，该说明一个多么严重的现实呀!
而且，每年这一千三百万新出生的人口，他们一生下来就要穿衣吃饭，要房子住，接着要上学读书，要坐公共汽车，要看戏看电影，最后还要就业。吃与穿，在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还只能从地里要。而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解放初期平均每人三亩地，在世界上除日本之外，我们算是最低的了，这几年来的发展趋势又是人增地减。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用怎样高的速度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才能补得上如此高速度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呢?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感到粮食紧张，布匹紧张，糖紧张，油紧张。另外，我们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收成的好坏，决定着工业交通和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由于农业提供的积累不多，各行各业的发展就受到了限制：教育事业发展不快，孩子上学紧张；交通部门发展不快，坐公共汽车紧张；基本建设发展不快，住房子紧张。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就是青年的就业问题。按今天的技术条件来说，每增加一个人，就要增添一万元的技术设备，且不说还要有相应数量的教育投资了。
因此，如果将新增加的这一千三百万人都安置在工交部门，国家每年就要投资一千三百亿元。我们国家哪里有这么多的积累呢?在马寅初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国每年只能安排一百万人在工交部门就业。而其余的一千二百万人，就只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
1955年6月人大代表开会时，马寅初就在浙江小组会上把这个意见讲了。为了使自己的发言更为稳妥一些。他在事前写出了一篇稿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看(马寅初是副主任)，征求意见。陈云详细地看了之后对他说：“你提的问题是天大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你在文章中的观点。中国有六亿多人口，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哪方面都得考虑周到，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事。因此，人口问题对国民经济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停了一会儿，陈云又颇为冷静地对他说：“不过，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会有阻力的。好的建议在推行时，也不见得就会畅通无阻，一帆风顺。人口理论也是一样，推行起来，可能就会有种种阻力。不过，我会在中央领导同志那里替你吹吹风，做些解释工作。总之，你的人口理论是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立了一大功。人口减少了，人们的日子也会好过得多!”
事情，真就如同陈云所料，“好的建议在推行时，也不见得就会畅通无阻，一帆风顺”。特别是在人口这个问题上，人们的传统观念，加上苏联的人口政策，对人们的影响太深了，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束缚得太牢固了，因此马寅初的建议一提出来，立时便遭到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反对，甚至有人认为这是马尔萨斯那一套；有的认为，虽然说法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难免仍旧落到马尔萨斯的窠臼里。有的人甚至提出，马寅初说计划经济就应该计划人口生育，这完全是荒唐无稽的。还有的说，马寅初的观点将成为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攻击中国的口实，应当进行批判。后来此事被周总理知道了，给予严厉制止，方才罢休。马寅初看到这些，知道当时的气氛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主动把提交给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来。但他并不就此罢休，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建议错了，只是觉得现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还需要进一步地把问题阐述得更清楚，论证得更踏实，让人们更容易理解，使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坚定不移地说：“我既然发现和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在这乌云笼罩、浓雾严封之际，陈云派人给他送去一个纸条，在上面端端正正写着七个大字：“气可鼓而不可泄!”马寅初看了激动万分，眼角潮润，古人有言：“良言一句三冬暖”。
马寅初为了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更踏实，也为着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他四处奔走，积极地找人磋商恳谈，耐心地将自己的想法讲给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听，特别是那些学有专长的有识之士。他找到故交邵力子，找到原在北大时继他之后担任教务长职务的顾孟余，又找到浙江大学的老同事竺可桢，找到在重庆时共同参加反蒋爱国运动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又找当年共同进行“二马对话”的马叙伦，《资本论》的译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我国著名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教授等人详谈。因此，这个问题逐渐地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
说起这位邵力子，更是一位计划生育的积极倡导者，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要避孕节育、控制人口增长的人。早在1921年他担任《民国日报》主笔的时候，就在该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论述计划生育与妇女解放的文章。后来又在《妇女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生育节制释疑》一文。
他的夫人傅学文，从1950年起就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生育会北京分会的会长，他们夫妇一直互相配合，不断地着力于节制生育的宣传，早在1954年l2月19日邵力子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篇文章。但是当时，人们都集中精力于发展国民经济上，很少有人考虑到人口问题，他自觉孤掌难鸣，便找到了马寅初，说你是位有名的经济学家，早在20年代就演讲人口问题，提倡计划生育；现在，又常以人大代表身份去浙江调查，如果你能用浙江实地调查材料来证明此问题，就更有说服力。马寅初非常同意邵力子的意见。因此，二人便一直互相配合，积极地为人口问题而呼吁。
到了1956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注意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上便正式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也明确地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开展体育运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计划生育。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周总理还建议成立一个节制生育的专门机构，并对这个机构的组织形式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1957年春，毛主席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上说：“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要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开会时，毛主席见到马寅初与邵力子坐在一起，便笑着说：“你们坐在一起，又在谈论人口问题吧!”于是，他便请马寅初出来讲话。毛主席在听完马寅初就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如不加以控制会影响我国经济建设的发言后，很高兴地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他还饶有风趣地说：“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马寅初当时对于党和国家如此重视人口问题，非常兴奋。那一年，有一位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学家访问中国，由马寅初出面接待。那位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学家在中国参观后感慨地说：“有的国家的人口问题比你们严重得多，但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不知将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们的优点，是党政领袖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只靠学者们口谈笔写效果就很小。祝贺你们有这样一个党和这样的一个政府!”
这些情况大大地鼓舞了马寅初。1957年3月31日，他应邀出席了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大会。这个指导委员会应当说是具有很大权威性的，因为，第一，它是根据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提议成立的；第二，当选的主任委员，是我国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一生接生过五万婴儿的林巧稚大夫。所以马寅初那天很兴奋，当主持会议的傅连璋刚刚讲完成立这个专门委员会的宗旨之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就是马寅初。他用自己几年来亲自下去调查得来的扎扎实实的资料，有力地论证了我国当前搞好节制生育的重要意义。他说：“控制人口必须用政治力量才能达到，控制人口必须要由政府来做，这件事只有我们这个政府做得到。因为要做这件事的政府，须有两个条件：一个必须是强有力的，一个必须是人民拥护的。我们的政府是有这两个条件的。”
四天之后，马寅初这个讲话，全文登载于《光明日报》。
1957年4月25日，马寅初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接见了《文汇报》的驻京记者。他兴奋地同记者谈了两个多小时。
这位记者曾同马寅初多次打过交道，他见老人这样兴奋还是第一次。马寅初说：“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这决不是故作骇语惊人，我马寅初决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的人!”记者有意地反问道：“我们常说，我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把人口众多作为我们骄傲的条件之一，现在怎么倒成了问题呢?”马寅初说道：“你看看我们的人民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死尸遍野，乞丐满天下。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这种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本身，也是造成我们较别的国家人民更穷更苦的原因之一。”马寅初停顿了一下，看看记者没有再提出什么反问的意见，接着又说：“我国的人口繁殖过去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今后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应当是计划生育，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进行，否则要给计划经济带来很多困难!”
记者又问：“您的这些看法会不会有人反对?”马寅初坦然一笑说：“反对，一定会有的，事情总是这样的!过去北京就有一些顽固的老人，他们认为北京街头的牌坊一个也不能拆，城墙的豁口也一个不能开。现在豁口打开了，交通便利了，牌坊送到公园里安装起来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前年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人口问题的时候，在场的人就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有的守中立。有人甚至说，苏联没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谈。”马寅初拿起桌子上的一把格尺，一下一下地拍着自己的掌心说：“对于反对的意见我是愿意听的，只要说得有道理，它有助于澄清事实，弄清事理，明辨是非。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看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
4月27日下午，马寅初又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里对全校师生作《关于人口问题和科学研究问题》的报告。他以一贯谦逊过人的风度，事前还亲自贴出通告，而且不叫什么通告，而自称为“请柬”。请柬中说：“我最近研究人口问题，小有心得，谨定于明日午后二时，假大饭厅作人口问题报告，欢迎师生届时光临指导。马寅初 4月26日。”
此事为新闻敏感性极强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见到，立即电话打回去，《文汇报》将这条消息发表在该报27日头版显著位置上。
那天大饭厅里坐满了人，马寅初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地走上了讲台，他用生动的语言和风趣的比喻，再一次阐明了控制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当时，社会上有这样一种风气，不论是谁来作讲演，台下听众都可以随时递条子，提出质疑、发问或不同意见。条子传到台上，便有人接过去押到主讲人的杯子下面，待报告到一段落时，由主讲人一一回答。马寅初演讲那天，也有一张条子传到台上，但被主持会的人给押下了。马寅初发现立即对主持人说：“拿来，拿来，你不要贪污嘛!”他接过条子一看，就大声地念起来：“马老，你是哪个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只停了半分钟，马上就接着说：“我现在就回答你。我，首先是马寅初的马，同时也是马克思的马，至于马尔萨斯，他和我没有一点关系。虽然他也谈人口问题，但与我的人口问题完全是两回事!”几句诙谐而又有力的话，博得台下一片掌声。
1957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马寅初再没有什么犹豫了，他毅然决然地将自己 的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用书面的形式提交到大会上。7月5日，《人民日报》将马寅初这个书面发言全文发表，报上所用的标题，就是后来不断被人说长道短、说东道西的《新人口论》。
（摘自《勇气与卓识：马寅初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定价：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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