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人们经常把出国当成发财致富的道路，以为只要出了国就进入了天堂，为此宁愿负债甚至偷渡。但两名意大利最重要报纸的记者却通过他们的追踪考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欧洲人视角的中国移民生存现状。事实上，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获得尊重的保障。尊重不是白给的，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
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更幸福
对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来说，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好时候了，老移民们对这一点十分肯定：他们比以前富裕了，子女比父辈生活更好了，那种“疯狂和绝望”地工作的时期已经彻底翻过去了。可是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更幸福。(20世纪)90年代，人们欣赏亚洲人的工作态度，愿意(和他们)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友情。今天，有关中国人的新闻里，总会有黑社会的影子；在意大利每一个(中国人的)企业里，都能嗅到仿造的气味。
张先生还清楚记得90年代初那些美好的时光。他取名卢卡，全家人都喜欢用意大利名。他曾经在姐姐的餐厅里刷盘子，妻子伊拉利亚在米兰尽可能多地到处打扫楼梯。两个3岁和4岁的孩子整个下午自己待在家里：
“那些年真是可怕，如果没有我们的意大利邻居，我们根本熬不过来。”今天说起来，声音里还带着恐惧。
“我们在瓦格纳广场的家，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妻。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根本熬不过来。每天下午他们上楼，敲开我家的门，给孩子们端来热可可，帮助两个独自在家的小孩”。15年过去了，子女变成了三个：埃莉莎(Elisa)在大学里学经济，恩里克快高中毕业了，萨曼莎在准备考高中。
张家现如今生活在都灵，他们在巴利耶拉地区买了一套很好的房子，经营一家女性内衣批发店，继续紧张地工作着，但和从前相比，就如同是在度假：
“整个星期天都是自己的自由时间，这还不够吗?”
总之一切都很好，除了意大利人。是的，15年间旋律变了音调，在街上再也没人跟他们打招呼了，一栋楼里住着的老年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当住在楼上的先生敲门进来的时候，张家以为这是一个友好的访问，没等他们递上咖啡，客人的问话使气氛变得凝重，可见时代的变迁：
“我在院子里捡到这块牛仔布，你们把缝纫机藏哪儿啦?”
想想90年代初那些邻居，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黄嘴脸，滚回你自己家去!
以前多好啊，不仅仅是在米兰的瓦格纳广场。万先生来意大利有27年了，头发花白，嘴角淡淡的一丝微笑，让人想起李安电影里的阴谋家。他是个企业家，据说很成功，当我们问起是否还记得刚来意大利时的情景，他毫不费力地如数家珍：
“帕维亚笼罩在雾中，我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打工的地方。”
今天从安徽的丘陵来到波河流域，旅途不算短，三十年前就更加遥远了，而且孤身一人，不会说一句意大利语：
“我永远不会忘记，只要随便向一个路人寻求帮助，他就会把我带到要去的工厂。”
许多年过去了，万先生看到他的技术进出口公司开花结果，养大了三个孩子，而且孩子们难以回答哪种语言对他们更容易，意大利语还是中文。同时万先生也悲哀地看到，意大利人的待客态度在转变：
“今天，如果我去佛罗伦萨，询问去韦奇奥宫的路，我没有语言障碍，但没有人会回答我。”
对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美好时光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淘金胜地快要变成社会和人类的陷阱了。生意还好，其他的都不好： “去年4月份，”万先生说， “我到米兰的圣保罗医院做胃镜。本来就紧张，在等医生看病的时候，来了一名护士，用手指着我吼叫道：‘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上个星期你在萨勒匹路叫喊着对抗意大利，现在你到这儿来看病：滚回你家去，你，还有所有跟你一样的黄嘴脸！’”
万先生住在米兰郊区，结交了许多意大利朋友，外出吃东西时喜欢托斯卡纳食品，萨勒匹路每个月只去一次，买点姜和粉丝。2007年4月12日，当一群中国商人跟米兰市政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时，他在别的地方做他自己的事情。但他的一双杏仁眼，足够点燃一个波河护士的怒火。万先生的胃镜总之是做了，但心情还没有好起来。
“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换句话说，昨天，中国人的劳累因同情而得到减缓；今天，中国人的成功因敌意而被损害。让我们来看看成功的状况：中国人在意大利的外国居民中占5％，根据意大利商会联盟的统计，7个外国企业中1个是中国人的，并且最近五年以154％的速度在增长，也就是说5个中国人中有1个自己创业。比如说普拉托的徐秋林：时装品牌吉佩尔的创始人，第一个进入意大利工业协会的中国企业家。再比如年轻的张方瑞(音译)，学会了石材加工工艺，但不再像他父亲那样在石头上累弯了腰，26岁就拥有了两个公司，在全意大利销售珍贵的巴纽洛-皮埃蒙特的露赛娜石材。但是，在中国也是如此，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获得尊重的保障。
黑社会、仿造，直至米兰市中心堵塞人行道的手推车，所有这些都在损害着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关系，这个他们选择在此生活、工作和生儿育女的国家：
“非常遗憾!”毛强(音译)叹息道。
他是来自南京的电子工程师，住在布里安扎有20年了，已获得意大利国籍13年，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当我们问他，中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关系有哪里不对劲时，他似乎后悔拿了意大利护照：
“在这里我生活得很好，工作上得到赏识，孩子们从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每次我打开报纸，总有一种感觉：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我们不理解他们?
在意大利人眼里，那个逐年增大、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最大华人社会的群体，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神秘未知。在罗马，在普拉托或者米兰，他们在猪去鼠来的新年里挥狮舞龙，其余的时间似乎给人的印象模糊不清，总能让观察他们的人恼怒，咕哝咕哝，弄不明白。
在意大利的主要移民，特征一栏都有明确的标识：对穆斯林，我们的偏见像水晶一样清晰；阿尔巴尼亚人，我们指责他们暴力；吉卜赛人是偷窃；中国人主要是神秘。他们在自己的批发商铺的阴影里活动，消失在餐厅后厨和车间，干活，挣钱，他们没别的企图，但是他们有可怕的群体力量。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存在单个的中国人了，现在只有一群中国人：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队能量激昂的劳动大军，用纸盒子和货柜车武装起来的“蚂蚁”，脸上毫无表情，搞不清楚是高兴还是沮丧。干活，干活，干活。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一无所知，说到底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不说我们的语言，不喜欢我们的饮食，也不给英特、米兰或尤文图斯喝彩，只知道干活。
中国人永远不死?
到处都有中国人，可我们却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从雾中浮现出什么，那就是令人担忧的、负面和怪异的传闻：不说我们的语言，只跟他们自己人待在一起，什么都吃，或者，什么都做给我们吃。可是，我们还是在原地转圈子。
中国人的神秘在挑战逻辑，在折磨大脑，在给优雅的餐桌撒下怀疑的种子：“那是一个晚宴，什么都聊……”文燕陶窦(音译)对我们说。
她是金融专家，移民的女儿，穿梭于米兰、伦敦和上海。
“聊的时候大家很亲热，但实际上谁也不是朋友，开始还在说米兰，到哪里去玩，马上又转到这个假期做什么。通常我是一群人中唯一的中国人，在最后快喝咖啡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律师对我眨眨眼，压低声音说：‘对不起向你问个问题，但是……怎么说呢……是真的吗?中国人永远不死?’”
真是不可想象：在晚宴上向同桌的中国人问这种问题，那得有多么强烈的好奇心，被该问题所迷惑，被报刊折页里的黑色新闻所恐吓。
对于问题，中国人总会去回答。也许是对偏见已经习以为常，在意大利华裔协会的在线论坛上，年轻一代华人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阐述观点，拿数据举证，统计死者及平均年龄，确认谁都有一死，同样适用于从地球另一端来的人。文燕陶窦那天无法在晚宴上深究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律师又接着说：
“仔细想想，从来没见过中国人的葬礼……”
仔细想想，也不常见秘鲁人、摩洛哥人或塞内加尔人的葬礼。不过总之，中国人永远不死。不知道为什么，在罗马的一号门墓园安息着两个姓林的，四个姓陈的，四个姓吴的，两个姓胡的……文燕陶窦的爷爷不在那儿：2000年因暴病去世，葬在米兰纪念墓园。
中国人死得很少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的统计，意大利人的死亡率是9.9‰，外国人的死亡率是1.2‰，至少低8倍。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人口统计报告》里说：
“外国人的死亡率非常低，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意大利人年轻很多。”
就中国人的情况来说，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他们在外国人中属于更年轻的部分，病人和老年人更愿意返回祖国。
“对中国人来说，移民国外是一个谨慎的人生选择，只有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很多人在出发之前，都会去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幸运的是众人的流言蜚语，为了哗众取宠，有时候会使用“中国人永远不死”这个传说。2006年春天，在都灵有一个中国人的隆重葬礼：林先生，新凤凰餐馆的大老板，在华人社会享有很高声望。第二天，多疑者动用言论自由：
“十八辆车没有一具尸体?”
简直是巨大的胡话，连莫林内特医院都出来辟谣，可怜的林几天前在该医院死去，但世界就是这样，当懒惰和想象力在纸面上相遇的时候：
“栽赃给中国人，刊出！”
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事情发生在2002年的11月份，监察员贝朗特，都灵警察局东方人犯罪科的权威专家。他最要好的中国朋友的母亲因暴病去世：
“一份报纸的标题是《中国人也会死》。可以想象死者的儿子看后会怎么想。”
这位先生是个商人，融入了这里的社会，在这里也得到了一定的财富。也许他开始思考，是否选错了国家。
（摘自《不死的中国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定价：39.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