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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2年02月01日 星期三

    谎言和偏见

    ——意大利人眼中的中国移民

    [意]拉菲尔·欧利阿尼 李卡多·斯达亚诺 著 邓京红 译 《 书摘 》( 2012年02月01日)

        国内的人们经常把出国当成发财致富的道路,以为只要出了国就进入了天堂,为此宁愿负债甚至偷渡。但两名意大利最重要报纸的记者却通过他们的追踪考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欧洲人视角的中国移民生存现状。事实上,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获得尊重的保障。尊重不是白给的,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

        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更幸福

        对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来说,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好时候了,老移民们对这一点十分肯定:他们比以前富裕了,子女比父辈生活更好了,那种“疯狂和绝望”地工作的时期已经彻底翻过去了。可是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更幸福。(20世纪)90年代,人们欣赏亚洲人的工作态度,愿意(和他们)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友情。今天,有关中国人的新闻里,总会有黑社会的影子;在意大利每一个(中国人的)企业里,都能嗅到仿造的气味。    

        张先生还清楚记得90年代初那些美好的时光。他取名卢卡,全家人都喜欢用意大利名。他曾经在姐姐的餐厅里刷盘子,妻子伊拉利亚在米兰尽可能多地到处打扫楼梯。两个3岁和4岁的孩子整个下午自己待在家里:

        “那些年真是可怕,如果没有我们的意大利邻居,我们根本熬不过来。”今天说起来,声音里还带着恐惧。    

        “我们在瓦格纳广场的家,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妻。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根本熬不过来。每天下午他们上楼,敲开我家的门,给孩子们端来热可可,帮助两个独自在家的小孩”。15年过去了,子女变成了三个:埃莉莎(Elisa)在大学里学经济,恩里克快高中毕业了,萨曼莎在准备考高中。    

        张家现如今生活在都灵,他们在巴利耶拉地区买了一套很好的房子,经营一家女性内衣批发店,继续紧张地工作着,但和从前相比,就如同是在度假:    

        “整个星期天都是自己的自由时间,这还不够吗?”    

        总之一切都很好,除了意大利人。是的,15年间旋律变了音调,在街上再也没人跟他们打招呼了,一栋楼里住着的老年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当住在楼上的先生敲门进来的时候,张家以为这是一个友好的访问,没等他们递上咖啡,客人的问话使气氛变得凝重,可见时代的变迁:    

        “我在院子里捡到这块牛仔布,你们把缝纫机藏哪儿啦?”    

        想想90年代初那些邻居,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黄嘴脸,滚回你自己家去!

        以前多好啊,不仅仅是在米兰的瓦格纳广场。万先生来意大利有27年了,头发花白,嘴角淡淡的一丝微笑,让人想起李安电影里的阴谋家。他是个企业家,据说很成功,当我们问起是否还记得刚来意大利时的情景,他毫不费力地如数家珍:    

        “帕维亚笼罩在雾中,我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打工的地方。”    

        今天从安徽的丘陵来到波河流域,旅途不算短,三十年前就更加遥远了,而且孤身一人,不会说一句意大利语:    

        “我永远不会忘记,只要随便向一个路人寻求帮助,他就会把我带到要去的工厂。”    

        许多年过去了,万先生看到他的技术进出口公司开花结果,养大了三个孩子,而且孩子们难以回答哪种语言对他们更容易,意大利语还是中文。同时万先生也悲哀地看到,意大利人的待客态度在转变:    

        “今天,如果我去佛罗伦萨,询问去韦奇奥宫的路,我没有语言障碍,但没有人会回答我。”    

        对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美好时光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淘金胜地快要变成社会和人类的陷阱了。生意还好,其他的都不好:    “去年4月份,”万先生说,  “我到米兰的圣保罗医院做胃镜。本来就紧张,在等医生看病的时候,来了一名护士,用手指着我吼叫道:‘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上个星期你在萨勒匹路叫喊着对抗意大利,现在你到这儿来看病:滚回你家去,你,还有所有跟你一样的黄嘴脸!’”

        万先生住在米兰郊区,结交了许多意大利朋友,外出吃东西时喜欢托斯卡纳食品,萨勒匹路每个月只去一次,买点姜和粉丝。2007年4月12日,当一群中国商人跟米兰市政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时,他在别的地方做他自己的事情。但他的一双杏仁眼,足够点燃一个波河护士的怒火。万先生的胃镜总之是做了,但心情还没有好起来。

        “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换句话说,昨天,中国人的劳累因同情而得到减缓;今天,中国人的成功因敌意而被损害。让我们来看看成功的状况:中国人在意大利的外国居民中占5%,根据意大利商会联盟的统计,7个外国企业中1个是中国人的,并且最近五年以154%的速度在增长,也就是说5个中国人中有1个自己创业。比如说普拉托的徐秋林:时装品牌吉佩尔的创始人,第一个进入意大利工业协会的中国企业家。再比如年轻的张方瑞(音译),学会了石材加工工艺,但不再像他父亲那样在石头上累弯了腰,26岁就拥有了两个公司,在全意大利销售珍贵的巴纽洛-皮埃蒙特的露赛娜石材。但是,在中国也是如此,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获得尊重的保障。    

        黑社会、仿造,直至米兰市中心堵塞人行道的手推车,所有这些都在损害着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关系,这个他们选择在此生活、工作和生儿育女的国家:    

        “非常遗憾!”毛强(音译)叹息道。    

        他是来自南京的电子工程师,住在布里安扎有20年了,已获得意大利国籍13年,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当我们问他,中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关系有哪里不对劲时,他似乎后悔拿了意大利护照:    

        “在这里我生活得很好,工作上得到赏识,孩子们从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每次我打开报纸,总有一种感觉: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我们不理解他们?

        在意大利人眼里,那个逐年增大、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最大华人社会的群体,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神秘未知。在罗马,在普拉托或者米兰,他们在猪去鼠来的新年里挥狮舞龙,其余的时间似乎给人的印象模糊不清,总能让观察他们的人恼怒,咕哝咕哝,弄不明白。    

        在意大利的主要移民,特征一栏都有明确的标识:对穆斯林,我们的偏见像水晶一样清晰;阿尔巴尼亚人,我们指责他们暴力;吉卜赛人是偷窃;中国人主要是神秘。他们在自己的批发商铺的阴影里活动,消失在餐厅后厨和车间,干活,挣钱,他们没别的企图,但是他们有可怕的群体力量。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存在单个的中国人了,现在只有一群中国人: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队能量激昂的劳动大军,用纸盒子和货柜车武装起来的“蚂蚁”,脸上毫无表情,搞不清楚是高兴还是沮丧。干活,干活,干活。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一无所知,说到底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不说我们的语言,不喜欢我们的饮食,也不给英特、米兰或尤文图斯喝彩,只知道干活。

        中国人永远不死?

        到处都有中国人,可我们却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从雾中浮现出什么,那就是令人担忧的、负面和怪异的传闻:不说我们的语言,只跟他们自己人待在一起,什么都吃,或者,什么都做给我们吃。可是,我们还是在原地转圈子。    

        中国人的神秘在挑战逻辑,在折磨大脑,在给优雅的餐桌撒下怀疑的种子:“那是一个晚宴,什么都聊……”文燕陶窦(音译)对我们说。    

        她是金融专家,移民的女儿,穿梭于米兰、伦敦和上海。    

        “聊的时候大家很亲热,但实际上谁也不是朋友,开始还在说米兰,到哪里去玩,马上又转到这个假期做什么。通常我是一群人中唯一的中国人,在最后快喝咖啡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律师对我眨眨眼,压低声音说:‘对不起向你问个问题,但是……怎么说呢……是真的吗?中国人永远不死?’”    

        真是不可想象:在晚宴上向同桌的中国人问这种问题,那得有多么强烈的好奇心,被该问题所迷惑,被报刊折页里的黑色新闻所恐吓。   

        对于问题,中国人总会去回答。也许是对偏见已经习以为常,在意大利华裔协会的在线论坛上,年轻一代华人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阐述观点,拿数据举证,统计死者及平均年龄,确认谁都有一死,同样适用于从地球另一端来的人。文燕陶窦那天无法在晚宴上深究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律师又接着说:    

        “仔细想想,从来没见过中国人的葬礼……”    

        仔细想想,也不常见秘鲁人、摩洛哥人或塞内加尔人的葬礼。不过总之,中国人永远不死。不知道为什么,在罗马的一号门墓园安息着两个姓林的,四个姓陈的,四个姓吴的,两个姓胡的……文燕陶窦的爷爷不在那儿:2000年因暴病去世,葬在米兰纪念墓园。    

        中国人死得很少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的统计,意大利人的死亡率是9.9‰,外国人的死亡率是1.2‰,至少低8倍。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人口统计报告》里说:    

        “外国人的死亡率非常低,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意大利人年轻很多。”    

        就中国人的情况来说,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他们在外国人中属于更年轻的部分,病人和老年人更愿意返回祖国。    

        “对中国人来说,移民国外是一个谨慎的人生选择,只有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很多人在出发之前,都会去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幸运的是众人的流言蜚语,为了哗众取宠,有时候会使用“中国人永远不死”这个传说。2006年春天,在都灵有一个中国人的隆重葬礼:林先生,新凤凰餐馆的大老板,在华人社会享有很高声望。第二天,多疑者动用言论自由:    

        “十八辆车没有一具尸体?”    

        简直是巨大的胡话,连莫林内特医院都出来辟谣,可怜的林几天前在该医院死去,但世界就是这样,当懒惰和想象力在纸面上相遇的时候:    

        “栽赃给中国人,刊出!”    

        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事情发生在2002年的11月份,监察员贝朗特,都灵警察局东方人犯罪科的权威专家。他最要好的中国朋友的母亲因暴病去世:    

        “一份报纸的标题是《中国人也会死》。可以想象死者的儿子看后会怎么想。”    

        这位先生是个商人,融入了这里的社会,在这里也得到了一定的财富。也许他开始思考,是否选错了国家。

        (摘自《不死的中国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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