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华人移民是为了生存，而今一波又一波的精英开始移居国外，是什么使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国人非要“流浪在异国他乡”？
“你移了么？”
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上无法回避的话题，声浪逐天。身边的许多朋友，仿佛是突然之间，拥有了与自己不一样的新身份。这种移民的热情，似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
中国人历来重土慎迁。虽然背井离乡的故事不断上演，从未断绝。但所有的背井离乡，只是因为大道不行，为了躲避战乱暴政。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过去每一次背井离乡，都是逃亡之旅，都是不得已的颠沛流离、卧雪眠霜，苦痛卓绝，不知何处是福地。
所以，背井离乡这个词语所蕴含的凄婉悲情，本身也是对后世的一种告诫。
今天的移民潮，却是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点，与历史迥异。
现实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的新旧病症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及时处置，民间压抑着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愤怒情绪，整个社会累积了巨大的压力。在包括衣食住行等几乎覆盖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逐渐失去了起码的稳定感安全感。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成为一种弥漫的病毒。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既然无力改变，也不愿担惊受怕，于是，移民就成为有能力者的一个重要选项。
历史上的背井离乡更多是一种盲流。今天的移民，却是一种有目的的自由选择，是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的努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技术赋予了个人超级力量，人们对于外部信息的掌握和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走、迁徙，不再是无目的的行为，不再是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的盲动。所以，今天的移民，不是一种悲惨的无序的行为，而是有规划的追求幸福的行为，它也告别了老式移民悲凉故事的悲情教育。
相对而言，合法移民并不会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合法的自由迁徙，是社会开放的体现。是否换个海外身份，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主动的自我抉择。
放在较长时间段里审视，在中国，这种释放个体的选择自由，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目标和成就，也是中国社会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现代社会的格局中，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一旦潮流形成，对于移出地社会而言，是一种灾难。
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知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三重流失的严重化，势必带来社会的某种“空心化”现象。
如果一个社会的“心”走了，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和执行层面改善内部生存发展环境，真正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公开和法治的社会，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调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政策，增强社会发展的确定性，移民的潮流不可能止住。
在产业领域，人才和资本的流向，表征着企业产业的盛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设若生活能有尊严、有安全感和相对的确定性，纵使故园仍有不如梁园处，也不愿轻易把异乡当故乡。
归拢人心，留住人，让人在这个社会生活得有尊严，才是社会去“空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井喷的移民热情
“这几天有空，见了几个有钱人，都想移民。大多数已经移民了，还有的在办理。”这是微博上一句不起眼的留言。这样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没有人具体说得清楚是从哪天开始，这成了中国富人们的生活标签。
李旭，做了十六年移民工作。他说：“以前，办理移民的人都小心谨慎，现在他们直接问我们：我多支付你们些钱，能不能办得快一点？”
英国《经济学人》也观察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变化。在近期出版的杂志上，这样评价：“一代人以前，大多数中国有钱人的模式是拥有一个独立厨房，放满了白花花的食物。但在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号召之下，成百上千的人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享有各种象征财富的东西——大房子、好车子、奢华的假期。即使是这样，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想要离开中国。”
到底，哪些算是富人？谁又在离开中国？
有钱人的移民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给出了这样一组答案： “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简称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他的理由是自己的体验，“每次参加一些企业家俱乐部的聚会，在场的人，只要知道我是从事这行的，都会问上几句，‘怎么办理移民？’”
现在来看，移民办得最疯狂、也最高调的是2010年。
2010年4月份，在北京车展上，一个移民广告的海报高调地悬挂着，“在北京买房么？不如移民吧！”
这种行业内的高调背后，是2010年移民市场的一次井喷。
当年年底，有的移民公司，业绩整整翻了五倍。
2010年上半年开始，流传着移民涨价的消息，到6月份，加拿大首先涨价翻倍。很多想移民的人都赶在这个涨价前冲刺了一把。
2010年10月的数据显示，香港、北京两地签证中心积压的加拿大魁北克省投资移民申请个案达18534例，按照现在魁北克省的最大移民额度，这至少需要9年时间。
有机构对这些“富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移民做了调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发展研究基金会就曾做了一份《2010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调查显示，超过1/4的受访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为什么移民？无论是移民中介还是移民的人士，在解释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开口会说，“好的空气，好的生活环境，并不高的生活成本，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俨然，是一幅美好的田园生活。
不仅如此，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于富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国的方式。2011年3月，亨氏签证受限指数的推出者Henley & Partners顾问公司出炉了一份《2010年公民旅行签证受限指数全球排行榜》，在98个参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88位。
张伟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发了财，有自己的公司，做软件开发和硬件销售。90年代末，他们全家移民加拿大。他认为，“孩子”，永远是促使移民的最前面的原因。
在《2011私人财富报告》中，也验证了他的这个观点。《报告》中统计，58%的受访富豪表示，子女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士进行投资移民的首要原因。
但是，说到根上，让多数富人们移民的深刻原因，还是“安全感”。
张伟光表述了这样的观点，“都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第一桶金都不干净，那也是一种仇富心理。社会仇富，政策又不稳定，有钱的人谁能有安全感呢？”
他说，前段时间，他有个在国内做房地产的朋友，总问他移民的事情。因为，一直和他这个朋友有联系的当地一个分管土地的领导被抓了，他朋友变得很紧张，总想赶紧移民。
伟光的这个朋友，已经开始办移民了，他对张伟光说，“在国内做房地产，整天悬着，哪个相关官员被抓了，自己都紧张死了，整天揪着。”
让富人们揪心的，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财产安全，多是赚了钱的商人们的移民原因。官员们的移民，则多是怕犯事被抓和已经犯事逃走的人。
张伟光说，在加拿大，移民的中国国人分为三类圈子：
“一类是官员，这个圈子我们也接近不了；一类是生意做大了犯了事逃过去的商人；还有就是我们这类人，钱也不多，也没什么其他目的，有一半好奇，还有一半期望，想过得更好。”
移民潮今昔
已经有人开始界定，最近几年时兴的这种以投资移民为主要形式、富人为主要移民群体的现象，已经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三波移民潮。
推算上去，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90年代，那时，移民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
90年代初期，加拿大等国逐渐开始正式接纳国外移民。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如果符合他国的移民条件，就可以提出申请，缴纳一定的费用，并可以取得审批，成为他国公民。移民国的这一规定，无疑为移民打开了一个“花钱就能移民的通道”。
通道开了，那些较早出国的一帮中国人开始经营这单买卖，他们在移民国家设立公司，专门接待和办理中国人移民他国的申请。有的干脆来中国大陆设立公司，自己开拓市场。
1995年进入移民行业的李旭，赶在第二波移民潮的尾巴上。那时的李旭被同学们调侃为“人贩子”。
李旭记得，“1995年，每单移民生意做成，中介公司收一万美元的手续费，8万元人民币在90年代是个大数目。”毕业没几年的李旭看到了这行的诱惑：“花钱就能移民，几单生意就能养一个公司。太好赚了。”
这股“花钱就能移民”的潮流持续到了1999年。
与前两次移民潮不同的是，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大家更关注生活质量和财产安全了。国外的教育、福利是吸引力，国内的政策，第一桶金得不到保护等原因是推力。”
“还有个新特点是，移民了，人还在国内。”
去年，胡伟略曾经接受一家法国电视台的采访，对方问他，“中国兴起第三次移民潮，是不是中国内部的政策变动原因？”
胡伟略没有回答。
（摘自《中国周刊》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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