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肃省靖远县五合乡南行30里，便来到了一个叫蔡家塬的地方。和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个地名也充满了浓厚的旧社会家族气息。七十多年前，村子里的人为躲避旱荒和饥馑而迁到了这里，而今天，还是因为旱荒和饥馑，他们又将不得不迁往别处。
站在苍茫的蔡家塬上，向北看就是当年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中欲踏出缺口的贺兰山；向东看则到了宁夏固原境内；向西望去，便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黄河了。而塬下的平川若不是现在住了很多人，在料峭的寒风中一定会让人联想到大漠来。我要去的是塬上一个叫尧庄的村子，村子里38户人家，从东到西像一盘散落的残棋，互不干涉却又息息相关。
尧庄小学：困境中的艰难生存
若把尧庄当成一只大鸟，那么，村东头和村西头的三十多户人家，就是这只大鸟的两只翅膀，而尧庄的学校就位于大鸟的中间。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来到了尧庄的学校。这天是学校开课后的第三天，3月3日。钟声响过之后，校园里传来了学生们朗读课文的声音，时而整齐、时而嘈杂。村里的人们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出门了，因为还没到春耕时节，大家都显得有些散漫。习惯了劳作生活的人们，这时，他们的出门并没有明显的目的性，有的人甚至只是为了到田埂地头上转一转、看一看，而有的人则是为了拾些驴粪来烧火做饭，或者与某个人远远地闲唠上几句。
尧庄村的小学只有四十来个学生，都是一至四年级的。因为只有一栋校舍，四个年级只能合用两个教室。学校有5名老师，除校长沈渭华外，剩下的4名全是民办教师。沈校长告诉我，他已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了，现在他带的学生大多是以前他带过的学生的孩子。他是2001年才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他说，这个学校以前是个戴帽小学(有初中的小学)，学生近二百人，老师也有十多个。后来，人们搬迁，学生少了，学校也被拆去了一大半。那时，学校有食堂，还有一部分初中的学生住校，不像现在。
我看见，学校土夯的围墙有好几处已坍塌了，学校原来砖砌的大门也不知被谁掀翻了，空荡荡的操场上立着两个早已不能使用的篮球架，像是学校一面破旧的招牌。村民们传言学校要扩建，但沈老师说他一直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他说这不可能，因为大多数人已搬走了，这几年国家搞退耕还林，尧庄居民可能要全部搬走，再在这里修建学校没有多少意义。
在沈老师的引荐下，我见到了学校的许存叔老师。他个儿不高，清瘦，头发有些长，脸上土苍苍的，整个人往那儿一站，仿佛一杆风尘仆仆的竹子。他在这个学校当民办教师已经十多年了，但直到现在还没有转正，主要是没有文凭。为此，他参加了自学考试。他说，16门课，要让他这个四十多岁的人一下子拿下来，真是有些难。许老师家先前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后来，他响应政府的搬迁政策，于十多年前把家搬到了塬下的川地里。因为民办教师带课工资低，以前只有几十元，现在也只有二百多元，搬家之后，因为交通不便，他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后来，身体有了病，干不动农活了，只好重新来教书了。沈老师对我们说：“这二百多块钱挣得不容易啊！”许老师每星期都得走几十里的山路来学校上课，他说骑自行车吃力得很，骑不动了。前年，他把家里养的几十只羊卖了，买了辆摩托车。
许老师的摩托车就放在办公室里，摩托车的前方是一个砖垒的格档，里面装着些煤。格档的旁边是一面土垒的火炉，炉后是一面土炕。许老师平时工作和吃住都在这里，因此，这间房里除了摆满了学生作业本和教科书的办公桌之外，还有一张放着锅碗瓢盆的桌子，室内墙壁曾用白灰粉刷过，但如今好多地方早已变得斑驳不堪了。许老师把有些地方用白纸重新裱糊了一下，与先前的墙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和我聊天的时候，许老师把炉子下的炉灰扒出来，一点一点地向外捡那些还没有完全烧透的煤。他说，学校拉一车煤不容易，每星期给老师分的煤也很有限。
学校没有食堂，许老师每天都要自己做饭，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可以回家。有时，一个人懒得做，也只能开水泡馍凑合着过了。他说，不知为啥，这几年尧庄人越来越穷了，有的娃娃上学，家长连学费都拿不出；只能到学校来欠，欠下的又一年半载还不了；还不了，他们民办教师的工资就一年半载拿不上……
许老师向我讲述这些时，室外突然刮起了风，尘土从门窗的缝隙里钻进来，落在他面前办公桌上那堆积如山的学生作业本上。我们注意到许老师的头发有些脏乱，发丝间分明可以看见一些细微的尘沙。风在窗外号叫，天地间一下子变得昏暗起来。许老师对我们说，这些年就是这个样子，一刮风，黄土就乱蹿，老是尘土飞扬。之后，他又对我们说，学生开学了，他在塬下的镇上买了一双30元的皮鞋和一条20元的裤子。他说不能穿得破烂了，要不，在学生眼里的形象不好。
出了学校，我看见风席卷着黄土在蔡家塬上狂奔着，从尧庄村的东头到西头，一股股的，如同强壮的兵马，踏过了每一户人家。
尧庄父母：希望与苦痛并存
尧庄的贫穷是远近出了名的。我在村里采访的十多天里，曾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几乎所有家庭年人均收入均不足千元。这个数据是很让人吃惊的。说到村子里最贫困的人，恐怕要算陈玉治了。
数年前，陈玉治还是一个很精干的小伙子。但结婚后，他去煤窑背煤，煤窑塌方，他的腿部受了重伤。如今，他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家里几乎一无所有，妻子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干农活，再加上这几年雨水少，他家的地几近荒芜。
陈玉治站在自家门前，朝我们微笑着。他家是土夯的院墙，院子里很脏很乱，从外面吹进来的沙土在墙角里落了厚厚的一层。进了屋子，我感觉有点冷。陈玉治说，这房子就是这样，在下午阳光好的时候比外面还冷。说着，他蹲下身去，从一个小铁炉边的一个盆子里拿起一撮麦草，用手里的打火机点燃了，放进炉子里。炉子通风不怎么好，转眼之间，屋子里便有些呛人了。接着，他开始向炉子里投驴粪蛋。他说，他买不起煤，只能烧驴粪，因为自家的驴死了，就连这驴粪他也要每天到外面去拣。
说到自己，陈玉治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完了。”原来，陈玉治在煤矿落下残疾之后，煤矿曾给过他三千多元的赔偿金。但他却偏偏在那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把几千元钱全输光了。他说，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说，一个农民，要是在尧庄这个地方跌了跟头，再爬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里的生存环境不可能给人提供爬起来的机会，而人活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况且，他还是一个残疾人。
陈玉治说，这几年，他家常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最初，兄弟们还能帮他一把，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虽然政府每年都给他一些救济，但远不能解决问题。他说，几年前，他还可以挖甘草弄几个钱，给家里填补填补，但现在不行了，国家限制了，不让挖也不让收了。前年快过年时，他家无米下锅，他爱人只好到附近的村子里去讨。他说，乡里乡亲的，当乞丐不好受，有很多人认识咱，咱张不开那个嘴啊。
陈玉治的三个孩子都在尧庄小学上学，因为家里生活条件困难，学校为他们免去了学杂费。他说，等孩子们能认识几个字后，他就不打算供孩子们上学了，让孩子们听天由命去。 在陈玉治的家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铺在土炕上的一条褥子也是补丁摞补丁的，补了好几层。炕上只有两床被子，很旧也很脏，陈玉治和他的妻子、孩子平时就睡在这面土炕上，炕没有烧火，冰冷得要命。陈玉治告诉我，妻子出去“要饭”已经十几天了，他和孩子只能这么凑合着过。
下午放学后，我见到了陈玉治的孩子，他们灰头土脸，穿得破破烂烂。见到我，他们很是羞涩，只是站在墙根下向这边瞟几眼。过了一会，有个孩子跑到陈玉治的跟前，拽着陈玉治的衣角，说了些什么。陈玉治说：“去给你们老师说，我没钱，能读就读，不能读就算了!”孩子低下了头，眼泪流了出来。这时，我才明白孩子可能是向陈玉治要钱。
我看到那孩子一只眼睛有些不对劲，就问陈玉治是怎么回事。陈玉治说：“小时候调皮，让柴禾棍子给戳的，刚开始大夫说能治好，但我们没钱，现在瞎了，看不见了!”
我给了那孩子50元钱，那孩子兴奋地叫了我一声“叔叔!”但在我刚走出陈玉治的家门时，就听见了陈玉治呵斥孩子要钱的声音。之后，我听到了陈玉治落在孩子身上的响亮的巴掌声和孩子尖锐的哭泣声。
……
在去蔡家堡子的路上，我们注意到塬上有很多坟茔。给我们带路的小伙子告诉我们，这些坟大多是年轻人的。这使我们有些吃惊。小伙子对我们说，因为王家山煤矿和红会离尧庄近，十多年前，村里一些小伙子辍学后就去煤矿干活，国家开的大矿进不去，只能到私人开的小煤窑里干活，小煤窑很危险，村里十来个年轻人的命就丢在那里了。小伙子又说，这几年，国家不让私人开煤窑，封了很多非法小煤窑，他们打工就没地方去了。他说，现在干啥都要有文化，村里年轻人的文化程度连初中都不到，也没啥手艺，没地方打工，只有指望土地了。而这几年雨水又少，很多人只能把肚子填饱，钱缺得要命。
风，一股脑儿地跌进了蔡塬壕，我们分明能听到风在那里与地表的厮杀声。小伙子对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蔡塬壕里长满了树，有很多杏树与桃树。每年春天，桃花、杏花开了，那壕里可漂亮了。如今树没了，不知都被谁挖掉了。十奶那辈人在壕里住过的窑洞，如一双双黯然伤神的眼睛，又如一张张贫穷饥饿的嘴巴，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摘自《大西北文化苦旅》，崇文书局2011年8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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