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可以说不

    杨有德“以土炮抵制拆迁”的新闻已经俨然旧闻，但他点燃的“民权之炮”却硝烟不息：在中国农村，“‘观念上的抵抗’，在不断发酵。一方面，它解释了今日农村社会为何冲突不断；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中国的未来走向与当务之急，即如何让公权力停在农民及所有无权无势者乃至全体公民的栅栏之外。”

    此一时代的当务之急，不是“中国可以说不”，而是“中国人可以说不”。我在这里强调的“说不”，其意义未必是具有进攻性的否定，而更多在于具有保守性的拒绝。我不否认你的房屋的价值，但你也不能提起锄头，将我所拥有的房屋捣毀或抢走我的土地。

    “中国第一炮兵”

    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因为拆迁与征地酿成的自杀性悲剧了。回想2010年那位武汉农民“以土炮抵制拆迁”的故事，则多少让人眼前一亮。就像一个原本无精打采的人，听到了一个温暖的幽默，会心一笑。  我最初了解到杨友德的壮举是在微博上。印象深刻的是那张照片。这位穴居一隅的武汉农民，像个训练有素的丛林战士。他的家园此时已被改造成战壕与哨所，仍然冒着青烟的炮筒和它的主人一样桀骜不驯。    

    如果你只是看到这张照片，而没有任何其他说明，你一定误以为这是发生在东南亚某个战乱地区的新闻照片，或者是一张电影海报，就像电影《阿凡达》里潘多拉星球上的原住民抵抗地球人的进攻。身处转型期的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人们之所以不再需要小说，正是因为现实每天都在上演魔幻大片。可怜那些困顿失措却又志得意满的导演，似乎更热衷于演绎、杜撰历史上某些子虚乌有的宏大战争，却对现实中层出不穷的“一个人的战争”视而不见。    

    在中国跑社会新闻的记者更像是战地记者。随后曝光的新闻采访也不时透露或者营造着这种“战时气氛”，极具影像的质感。比如某日，“又有几十人来到，有的人手拿盾牌，头戴钢盔，用推土机推进”。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者说“打仗”。“如果说他们一个月攻打一次，我们一个月都会提心吊胆，不能睡觉，不能生产。这种折磨，只有经过抗日战争的人才晓得那种恐怖。我们就生活在恐怖当中。”你也许会说他的言语不无夸张，但那种“枕炮待旦”、寝食难安的心情却是无比真实的。这位武汉农民，将底层的抗争从“无兵器时代”、  “冷兵器时代”带到“热兵器时代”，真不愧是“中国第一炮兵”。看到这样的新闻，你真忍不住要感慨农民的创新能力——没有农民，中国怎么进步？

    伊迪丝可以说不

    美国西雅图有个叫伊迪丝·梅斯菲尔德的老太太，生于1921年，1966年搬进了巴拉德西北46街的一个两层楼的小房子。2007年，开发商计划在那个地带建造商业楼，征地拆迁进行顺利，但到了老太太这里，卡住了。尽管开发商一次又一次地提高赔偿金额，超过市值好几倍，老太太不为所动。老太太相信，钱不能收买一切。对于老太太的“固执”，美国人没有炮制出什么“公共利益”来逼老太太就范。老太太也没有请律师，没有到华盛顿上访，没有投书媒体请求帮助，更没有像唐福珍一样自焚抗议，像杨友德一样自制“土炮”，只是对开发商说一个很简单的词——“No”。是的，如果老太太的物权能得到尊重，说个“No”字就足够了，轮不上记者、律师及其他公义之士义愤填膺地跑去维权。    

    理论上中国农民可以说不，市场经济不允许强买强卖。如果生意谈不拢，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杨友德只要说一个“不”字就可以了，何苦要这样动火、动刀、动土炮？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联合推土机”南征北战，权力与资本之手所向披靡，征服城市，沦陷乡村。    

    无权无势者如何抵抗？相较以前那些自杀式抗议而言，杨友德的“不自杀”显然多了一些理性。从他与记者的对白中可以看到他一直能够控制自己的抵抗节奏，这是一个时间感非常强的人。比如他会站岗放哨，“外面有亲戚朋友，如果有保安在集合，挖土机在挪动，我得到这个信息，就会24小时待在上面。吃饭就用吊桶吊上去。睡觉就在上面的躺椅上睡。”而且，杨友德坚称自己放土炮是为了延缓拆迁的进行，他不指望这门土炮能保护他，但希望能够争取110赶到的时间。    

    这几年，因为经常回到乡下，与农民和基层干部有了较多接触，我深感民情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个体权利观念上。杨友德，这个看似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农民，其所忙碌的恰恰是要有尊严地活下去。没有谁比杨友德更爱惜自己的生命。在他看来，自杀是没尊严的。    

    记得唐福珍自焚事件发生后，除了谈到那是一场“屋顶上的矿难”，我还谈到“悲观是卧底”，即悲观会与不如意的环境形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而且，从逻辑上说，那种自杀无异于是对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无异于在别人加害你时你自己又加害自己一次，而且后者是致命一击。    

    杨友德始终保持着一种斗志。这一代人，不愧受过卫国战争电影熏陶，打起“卫家战争”同样驾轻就熟。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不绝望，不悲观，甚至也谈不上崇尚暴力。他并不往人群中“开炮”，他更像是在发送求救的信号弹。他相信亲朋好友，也相信政府，甚至不忘对政府“分而治之”——“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无论如何，他还要获得媒体与社会的支持，同时将具体的拆迁者从庞大甚至抽象的政府机器中剥离出来。简单说，是在不断给自己做加法，给拆迁者做减法。如果拆迁者只是别人握在手中的一把刀，那么他就要让这把刀与手剥离，使之被还原为一把刀，再锋利也没有力气助其挥舞。    

    没有谁愿意生活在暴力与残酷之中。我在这里谈杨友德的胆识谋略与据理力争，更愿看到他点燃的永远是民权之礼炮，而非暴力之土炮，更愿听到人们追求公正的声音，不比旷野里的烟花寂寞。    

    对于杨友德案，我也注意到一个事实——征地的是一家地产公司。当地派出所对他的行为也表现出罕见的仁慈与宽容。假如他面对的是政府，又将如何应对?他是否还可以大声说“不”？

    水稻田里种树

    2010年5月初，我回县城参加图书馆的开馆仪式。在九江下的火车，有朋友在车站外接我回永修。因为朋友的提醒，我才发现沿途有许多树种在田里。    

    据朋友说，这里的树是省里统一要求种的，叫什么“一大四小工程”。让我好奇的是，当时本省森林覆盖率超过60％，在全国排第二，哪儿用得上特别安排绿化农田，用得着毀坏那么多农田?碰巧的是，当我在网上问询这件事的时候，《新京报》就此事刚做了一个调查——《江西强占耕地建225亿元绿化林 砍大树种小树》。据称，从2008年开始，江西省提出建设“一大四小”工程，预算225亿元(2009年江西全省财政总收入928.7亿元)。根据当地文件规定，公路两旁延伸10米范围内，必须栽上树苗，因此占用道旁农田现象普遍。路边常见直径约50厘米的树桩。当地人告诉记者，原先种植的杨树，至少生长了10年，有的达20年，现在则被砍种上新树苗。“一大四小”工程，也因此被当地农民嘲笑为“砍一棵大树，种四棵小树”。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栽种标准，被当地官员总结成“白天不见村庄，晚上不见灯光”。    

    网上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林业厅收取巨额规划费是否适当；是否存在垄断购苗谋差价的问题等等。我虽然没有就此调查，不便评述，但是有些问题想起来并不复杂，比如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不是绿化问题，农田更用不着绿化。以前听说过用油漆绿化荒山，现在乡村道路没有真正建好，却有大量的钱用在种树上，用树苗绿化农田，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荒唐的是，在一些长满了树的山上，也重新种上了树。更荒唐的是政府想怎么种就真的能怎么种。    

    2010年夏天，日本专栏作家加藤嘉一到南开来看我，聊到他老家伊豆。据他说，在伊豆买一块500平米的土地，盖上房子，包括装修，也只要相当于100万人民币的价格。这位自称“三岁便开始种地”的青年才俊，当被我问及他的父母乡亲是否上访过时，他笑着摇头。道理很简单，在那有农协负责协调这些事情，而且，农协提供的不只是专业的、可持续的维权，它还让各地农协共通信息之有无，知道自己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除了这些，从外貌上看，日本农村和中国的农村没有很大区別。”这是那天加藤嘉一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它让我忆起当年在法国农村的观感。乡村现代化，远非修几条公路，盖几排房子那么简单。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没有拒绝他人侵入的权利，没有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选票，你就不能说农民是这片土地上的真实主人。    

    抵抗与观念

    百余年来，“争民主、争自由”的革命、革革命风起云涌，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从整体上说，这个民族都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而且很多在今天看来都是无谓的挫折与残酷。而这些挫折与残酷的发生，无一不与权利被轻视甚至被拋弃有关。 

    为更好说明权利观念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不妨从近百年中国历史中截取三个片断：     其一是1928年，为了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参加革命，中共中央指示湖南、湖北省委实行“烧杀政策”，“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湖南特委执行这一政策后，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5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到边远乡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此暴行引发大批农民反水、以暴易暴，导致一千多名干部被杀。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一书里，曾志特别收录了这段回忆，说明革命一旦违背民众利益将自食苦果，故引以为训。上世纪20年代，革命暴力盛行，在观念上许多农民并未接受自己是革命的一部分，或至少不认为自己应该不计代价参与这场革命。此时私权观念仍根深蒂固，当私权遇到暴力，抵抗甚至报复随即萌发。    

    其二是上世纪50年代，革命已经完全压倒生活，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并存，后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民“被集体化”。虽然一部分人选择了抵制，但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将自己奉献出去，包括上交刚刚得到的土地，砸锅卖铁去炼钢，有的甚至不惜献身。随着革命形势的展开，许多革命者及革命群众的确认为既然自己已是国家的主人，私权便不再重要。内在观念与外在压力合流，方有公有化运动之势如破竹。    

    其三是本世纪初，革命暴力已经消退，“建设暴力”犹存，后者以暴力拆迁为代表。此时的民情与上世纪50年代整体上的默默无闻大相径庭。个体的权利尤其是物权等观念渐渐深入人心，“钉子户”甚至成了时代精神的引领者。围观者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上暗含了“观念上的冲突”，因为他们不再认同强拆者侵害民权的行为。   上述“观念上的冲突”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它意味着制度上的抵抗虽然还未形成，但“观念上的抵抗”却在不断发酵。一方面，它解释了今日农村社会为何冲突不断；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中国的未来走向与当务之急，即如何让公权力停在农民及所有无权无势者乃至全体公民的栅栏之外。

    （摘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