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将中国的城市化和西方19世纪的工业化相比较。在两个案例中，都有巨大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且通过大规模的工业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
但是，关于中国的工业神话有一个关键性的误解。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于科技创新，而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由制造品的全球需求和兴起的私营企业所促使的。
在欧洲和美国，制造业是因为科技创新而产生的。例如，铁路的产生是基于蒸汽机的发明；汽车的出现是由于发动引擎的技术有突破性进展。
在中国，制造行业是适应全球需求而生。中国的制造商从西方公司获取订单，西方公司则是为本土市场设计产品。他们不参与产品研发、创新、市场研究或者甚至是包装过程。中国制造商在将自己的产品推广至海外市场方面经验甚少。
西方制造工业促使了白领和蓝领工人的产生，而与之不同，中国的制造商大多吸收来自农村地区的缺乏技巧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外来工住在集体宿舍里，每月挣极低的工资(每月约100美元到200美元)，并且很难融入中产阶级的范畴。《大西洋》的国家评论员詹姆士·法罗斯访问了中国的许多工厂。他看到工人在装配线上操作，并且相信在美国，只有机器能完成这些任务。
当西方人对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发动机这一地位感到恐惧时，中国人则把自己的制造业当作世界的血汗工厂，认为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然而，中国正在努力在价值链上提高自己的地位。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2006--2010年)呼吁“技术创新”，在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的竞争优势。首要任务是研发创新对GDP的贡献率从2005年的0.3％提升到2020年的2.5％。
但是，实际上有多少资金用于研发，研究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生产力让人持怀疑态度。对许多地方官员来说，“科技进步”意味着制造无用的 “工业园”。例如，在2008—2009年的全球衰退中，中国发布了《十大工业产业振兴计划》和价值5 860亿美元的刺激措施，帮助某些产业提高效率。5860亿美元刺激资金中的百分之九特别为“产业升级”准备。但是，规划的焦点是巩固钢铁业和汽车业，提高效率。随着制造业数百万的岗位减少，政府发现自己正忙于保住现有的工作岗位，而不是巩固这些行业。反过来，这笔资金用来建造176所“高新科技园”和146所“产业技术创新科技园”。
由于环境调整的不确定性，中国许多制造商倾向于看重短期收益。在规模和价格上竞争，想尽各种办法确保成本降低。因此，许多中国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上保有巨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利润收益却极为微薄。这严重阻碍了中国制造业投资研发或者培训工人。
中国制造业提升产业链的另外一个巨大的障碍在于缺乏技术娴熟的劳动力。
许多跨国企业抱怨管理人才缺乏，工厂劳动力严重不足。过剩的低技巧工人和高技术管理、技术人才的缺乏的现象相结合，为中国公司在制造业获取高价值造成了困难。
因为这些原因，极少中国公司冒险跨越国界寻求海外市场。这些企业将自己的市场定位在更贫穷的国家，例如非洲，在价格上竞争。中国的管理者缺乏国际管理技巧是主要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成功地向海外扩张。例如，中国第四大钢铁企业，首钢集团的南美分公司发生严重的罢工和劳工冲突。
根本问题是现有教育体系鼓励顺从于等级而非首创和创造。一方面，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需要熟练工人的企业发现这些毕业生不能胜任，因为他们缺乏解决问题的技巧。我的一个北京朋友经营一家建筑咨询公司，他告诉我，民工比许多大学毕业生要好用得多。“至少他们不像大学生那样挑剔”，他说。
大学学费水涨船高，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转向技校，这些学校花费更少、而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这意味着大多数中国工人埋身于低技巧的工作，让中国在价值链升级的前路上面临更大的挑战。
当世界其他国家恐惧于中国的制造实力时，中国正在努力摆脱制造的“血汗工厂”的地位，转而发展以服务为主导的经济。但是，中国发现自己在一段时间内被固定在全世界“血汗工厂”的位置上，因为几亿农民工需要工作。
（摘自《中国梦——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及其影响》，文汇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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