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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2年02月01日 星期三

    何时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张木生 《 书摘 》( 2012年02月01日)

        我们可在税收政策上,借鉴德国“团结税”的做法,用于缩小差距的税种可命名为“统筹税”,实现胡总书记提出的“五统筹”。统筹税款集中在中央政府,用于援助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或生态功能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基金,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最近,笔者去趟德国,本想认真了解一下“团结税”。但西德人异口同声:16年了,何时是头,不堪重负。反而齐声称颂:“你们中国人太有钱了!”的确,5%~10%的中国人富得流油,勤劳致富者有,也不乏贪官豪夺,奸商巧取。但先富起来的也不能总是良心揣在裤裆里,专拿弱势群体打镲。

        东西德统一后,原东德经济落后,居民生活水平低,原西德经济发达,居民收入高。联邦政府从维护统一和稳定考虑,自1991年起,向西部公民征收总收入10%的附加税,众称之为“团结税”  (Solidartatsuchlag,口语soli)。全部税款用于支持原东德地区,作为包括改制重组在内的各种“统一”成本。开始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由于德国经济发展十年徘徊,财政收不抵支,1995年开始改为无限期的长期税种。“团结税”征收14年来,包括其他方面的财政支持,西部向东部投入的财政援助累计达1.6万亿马克,为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东、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逐渐缩小。目前,东、西部地区职工的工资差距降为10%。

        法国也有两个税种类似于德国:一是“巨富税”,即一个纳税人的动产和不动产总价值超过73.2万欧元时,就必须每年缴一笔巨富税。此举深得民心,曾有总统候选人因主张取消这一税种而落选;二是财产继承或转让税,如一个人在继承直系亲属的财产超过5万欧元时就要纳税,实行累进制,最高税率可达50%以上。

        在英国,1994年开征了一种名为“民航乘客义务税”,用于平衡福利支出的不足,1997年11月1日,该税额升至每座10英镑。1995年1月,瑞士政府也对在国内航段上的国内、国际航班征收6.5%的增值税。挪威也征收乘客的国家运输费,1995年、1996年、1997年曾三度提高税额。希腊政府也在20世纪的90年代,对从国内机场起飞的乘客征收25美元的机票税。澳大利亚也征收机票税,税额为20~27澳元。这些国家征收的这类税款,也是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法国总统希拉克已宣布,从2006年初开始对民航机票增收“团结税”。同时,致信全世界145个国家的首脑,建议在全世界实行这个计划,援助贫困国家普及小学教育和医治艾滋病患者,以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所承诺的,在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德国、西班牙等国带头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居民收入差距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都不断扩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不利。据国家统计局和人民网提供的数据,2000—2003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17、0.458、0.454和0.46,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三年贫富分化最大,早近0.5,但却不见统计数据了。那些区位条件不好的落后地区,效法东南沿海,东施效颦,缺乏竞争力,又造成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可谓得不偿失。借鉴欧洲国家的上述做法和经验,我国应在国家层面运用税收杠杆调节居民收入的公平分配,这样既能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又能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最近有主流经济学家反复宣示,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使用基尼系数之说夸大了贫富分化。奉西方经济学为圭臬、为神圣的人在分析中国贫富分化迅速扩大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时,却要“去西方化”了。但我还是要“以此之矛陷此之盾”: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C)最近发布《中国理财市场》报告称占人口0.5%的富有家庭拥有中国60%以上的个人财富,拥有约1.44万亿美元资产,持现率71%,并以每年13%左右的速度发展。茅于轼先生最近也反复提出,约占中国人5%的3000万人,是中国成熟的中产阶级,这些富人人均资产超过50万美元,是中国建立宪政国家的稳定基础。这些富人的确应该发挥点稳定作用,是中国式“统筹税”、  “财产税”的基础。

        我们可在税收政策上,借鉴德国“团结税”的做法,用于缩小差距的税种可命名为“统筹税”,实现胡总书记提出的“五统筹”。统筹税的来源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有关专家统计,改革以来,有近三十万亿的国有资源、资产、生产要素低价转移给暴发产,现应向他们抽取统筹税;二是人均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数倍以上的城市居民;三是国家几大垄断行业的税后利润,可抽取所得税附加。“富人寡税”、“财富巨人,纳税侏儒”、“垄断企业掳夺公众福利”,这些模糊偏颇的表述,把责任归结为富人“为富不仁”, “垄断企业让大众埋单”,忘记了制度设计才具有决定性。中国没有财产税,才是问题的根本。统筹税款集中在中央政府,用于援助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或生态功能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基金,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和设计“统筹税”,尽快实施“统筹税”。从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可看到,中国社会保障税负仅为0.4%左右,与发展中国家的5%~8%、发达国家的8%~11%左右比,堪称全球最低。

        《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类的千年一梦,如何实现,至今茫然。为公为私都有管理者,问题出在管理者异化。但退回去,天下为私,人人见过,几千年走下来,走不通的死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是共同富裕,弹指28年过去,富者愈来愈富,机会越来越多,社会的种种资源都向富人倾斜。学校、医院、住宅、交通,甚至法律、媒体,包括官员都傍上大款。人不在智,有钱则灵,社会公正的代表都成了追星一族。鄙人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不是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好人永远是多数(没有定性定量的数据支持)。但体制不变,光有道德号召,存在决定意识,好人干好事难以哉。不敢讲真话、不许讲真话的民族毫无希望。

        (摘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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