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格奥尔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l888—l945)是俄罗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中国学学者。在中国学习(1913)和工作(1925—l927)过，后来返回苏联，成为一名红军指挥官(1928—1945)，并在莫斯科几所高校任教，进行科研工作。下面的这篇随笔曾刊登在莫斯科《红色处女地》月刊(1925年第5期，5月)上。
1913年我第一次有机会来中国，就是到北京。当时北京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总统府所在地，而在这之前北京是满清王朝的皇宫所在地。北京当时就是都城，是主要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名义上它到现在还继续是都城和政治中心。在1913年中国只是在自己复兴的道路上胆怯地迈出了第一步。如果说这种复兴开始明显地表现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话，那么在北京它是不太明显的。偶尔在北京的大街上能够看到剪掉辫子的中国人或者穿着欧洲或半欧洲服装的中国人，或者骑自行车的中国人。整个北京就两三辆汽车，没有有轨电车。中国人之间互相问候的当地风俗被顽固地遵守着。对在欧洲人生活中已采用的日常用品的需求量很小。在街上遇到的欧洲人还常常引起周围中国人的好奇。到处一眼就能看到中国女人由于缠过足而笨拙地一瘸一拐地走路。人力车夫拉的车高大、笨拙。同时，与这一切相生相伴的是当时更加嘈杂、更加热闹的北京。
北京分成3个区域：皇宫的、满族人的、汉族人的。每个区域都被很高大的围墙围着。围墙的用处就在于不让普通人看见皇宫区域，把汉族人和满族人的区域彼此分开，以免满族人的高贵血统与被战胜的汉族人的血统相混合。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隔离汉族人和满族人的围墙就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只是成了某种纪念碑。现在的情况是满族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语言，被汉族人同化了，他们几乎完全同汉族人一样，过着同样的生活。
而包围着以前的皇宫——另一种叫法是“紫禁城”——的围墙直到袁世凯垮台才彻底失去了意义。中国的目击者讲述，为了方便北京东西城之间的交通，在紫禁城开了几条通道，通道开通后，行人在一开始是怀着胆怯和害怕的心情步行或骑马走过的，每时每刻都害怕因为冒犯圣上被抓住，被严惩。但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人力车夫、苦力、洗污水坑的清洁工人都与官员和富商一块大胆地使用这些通道。
以前的皇宫变空了，高官们已经不再身着奇装异服、坐着轿子和骑着马来皇宫了。皇宫慢慢地长满苔藓和野草，很多宫殿、正门、凉亭、寺庙都损坏了。内廷和库房逐渐变得空无一人。每一个新的临时驻扎官都竭力为自己“弄点东西作纪念”。现在政府将这些地方剩下的东西收集起来，开设了陈设青铜、瓷器、字画、玉石等珍贵器物的博物馆。现在还可以看到非常古老和珍稀的艺术品，但已经不是很多了，而且这些艺术品的价值也不是那么大，因为更加贵重的艺术品“保存”在别处更加“可靠的”人的手中。
随着昔日皇宫意义的失去，通向它的街道和整个地区也衰落了，变穷了。以前曾经有过数十个商店和几百个商铺的地方，有过饭店、小酒馆和大车店的地方，以前曾经是成千的人、马、骡子、毛驴喧闹的地方，现在是人去楼空，一片寂静。皇宫的仆人们分散到四面八方，随着他们一块消失的还有难以计数的当地商铺的顾客。奴仆不再等待自己的主人，不再到小酒馆和饭店里打发时间。大臣们也不用急急忙忙地跑到商店去买礼物来打发和讨好皇帝身边的近臣。瞧，这就是皇宫，通往皇宫的街道冷冷清清，空空荡荡……
就在这段时间里，在北京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地方荒凉了，一些地方热闹了。而就整体来说，北京，特别是晚上，当街头生活停息和在黑暗中亮起微弱的灯光时，具有我们偏僻的小县城和外省省城的模样。到处是一层楼(很少有两层楼)的黏土或砖石房子，而且这些不起眼的房子周围还围着高高的土围墙，除了商业区之外，街道两边都是没有窗户的接连不断的无缝无孔的围墙，只有通过门才能进到这些围墙里面去。在这些围墙边几乎到处都是肮脏的臭水坑，里面满是垃圾。沿着北京东西主要街道跑着有轨电车，里面总是挤得满满的。有轨电车是北京生活中第一件大事。
北京的第二件大事应该是自来水和排水系统。而这两样东西远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能享用的，它们是奢侈品，只有富人和小康之家才能使用，因为要与主管道连接起来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费用太昂贵(20～30卢布)。所以现在利用这些文明财富的人不超过整个北京市民的10％。其他的市民在这方面继续按照老祖宗的方法，使用送水工和淘粪工，甚至借助野狗，因为这样又便宜又方便。
清晨，在屋里就可以听到街上“没有上润滑油的大车”吱吱的声音，这是送水工人来了，他用独轮车上两个有盖的大盆运水。大车吱吱地叫着，不是因为大车的确很久没有上油，而是因为这种吱吱声就是一种广告，通知人们送水车到了。送水工人的劳动很繁重，两个大盆装上水至少有20桶。送水工人必须自己从城里的水井里打水，或者从城里的抽水站的桶里取水，为此付一定数额的钱，然后他再自己送水(不是用马或者毛驴)。首先把水送给与他签有每天定量供水协议的人家，而剩下的水和重新打来的水售给所有愿意要的人。送水到家的条件大约是这样的：每天送3桶水，一个月收1.5个卢布。因为中国人的一个月有28天，所以每桶水值2戈比左右。而从收取的1.5个卢布中送水工人自己要为取水而支付给市里70戈比，这样，他只剩80戈比。这些钱里面还有一部分用来支付办理送水执照的费用，还有一部分要上税，等等。因此送水工人如果希望每个月能够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挣上20卢布，那么他每个月就要送2500桶水。每天负重大约20普特，走大约15俄里。尽管这工作如此繁重，像服苦役一样，但在北京有不止1000个送水工人。夏天气温达到摄氏45℃，这项工作因此十分辛苦，而更加辛苦的是在冬天，溅出来的水在车上冻成冰，增加了重量，而车轮在结冰的路上又十分滑。应该在这时候看看送水工人，他使出全身气力才能从原地推动大车——只有那个时候你才会理解这是件什么样的工作啊!
中国的人力车夫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用小小的两轮车去拉人的人，这样说吧，他完成了我们轻便马车的工作，只有一个区别，就是驾辕的不是马，而是他自己。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差别。例如，我们的轻便马车如果从十月火车站驶到猎品市场或者其他方向的相同距离的地点，少了1.5个卢布是不会去的，可中国的人力车速度比我们的轻便马车快，同样的距离最多只要10个戈比(合中国的40个铜钱)。这样的人力车夫最近在北京有2.5万人。这支大军是由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其中既有贫穷的市民和无田地的农民，也有过去的官吏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还有过去的军人，他们将佩剑变成了人力车，等等。
中国人力车夫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北京的人力车夫，非常艰难，非常差，暂时还不能建立自己稳定的职业组织。人力车夫很少有自己的车，因为买不起。一辆体面的新车的价格是100卢布左右，就是一辆破旧的车也不低于30～40卢布。要积攒起这笔钱来买自己的车，对于贫穷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大部分中国车夫都是租车。
现在北京难以计数的中国旅馆和公寓的伙计也处于这样的境地之中。他们也是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9点，还必须轮流值夜班。表面上看旅馆和公寓伙计的工作好像并不特别累，但如果注意到他们每天必须一直站着几乎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工作并不轻松。4个中国伙计平均要为25～30个客房50～60个客人服务，这些客房一般分布在两层楼上下。伙计的职责有：经常送开水，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经常送来干净水，带走脏水，打扫和收拾房间；送午饭和晚饭，收拾用过的餐具；为一些常住客去商店买东西，去邮局寄信等等；收拾和打扫院子，把垃圾和脏水倒出去。冬天在这些工作之外还得加上烧火炉。大部分常住客为了节约都使用置于铁框里的黏土小火炉，每一次生火之前都必须把它们从屋里拿到街上，然后再生火，让火烧旺，等到烟散了，再重新把炉子拿回屋里，让它在屋子里再烧三四个小时。于是为了保持房间的温暖，伙计们必须拎着这个火炉前前后后上楼下楼跑五六次，而这样的火炉不少于15～20个。
在旅馆和公寓的伙计们为自己大量和沉重的劳动又得到什么呢?免费提供的伙食，用蓝色印花布做的衣服，这衣服一直要穿到快要从肩上掉下来为止。酬金是1个月1个卢布，免费提供住处，夏天在露天，冬天就在小储藏室里。尽管劳动报酬这么低，简直就是微不足道，但是对伙计的要求很高，稍微有一点点反对意见，马上就会遭到解雇，因为劳动力的供应远远超过需求。酬金为数不多的补偿是从常住客人那里得到的“茶钱”。但这些茶钱通常一个月一个伙计只有五六十戈比。应该顺便指出的是，伙计指的就是男伙计，因为除了保姆之外，中国根本就没有女伙计。
说到旅馆和公寓的伙计，不能不提到中国公寓本身的问题。在北京，公寓是一个新事物。但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它已经变得相当普遍，好像是必不可少的。而在15年前的北京，除了各省的商会为安置本省来京做生意的商人建的公寓之外，没有别的公寓(旅馆，布置了家具的房间)，而且没有这个需要。富人和家道殷实的人、穷人和中等家庭的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一些人的房子豪华宽敞，另一些人的很小，很肮脏，但是每个人都有房子，或者是属于自己的，或者是租来的。15年前一间五六平方俄丈的小房子一个月的租金不会超过30～40戈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子的租金也涨了起来，而主要的原因是人们的生活条件变了。在北京，随着新的共和政府的建立也出现了很多外来人口：官员、教师、军阀、商人。他们每个人都需要住房，但在政治形势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都敢置不动产，因此都尽量暂时栖身于临时的住房里。于是精明强干的中国商人就开始按照欧洲旅馆的样板修建公寓。中国人修建的公寓与欧洲旅馆只有一个差别，就是每个房间或者客房都是单独的一幢小房子，这些小房子又位于一个共同的院子里。但是商业利益很快就迫使他们放弃这样的房间布局，开始将几个房间安排在一个或几个更大的一层楼或者两层楼的房子里。现在，拥有80～100个房间的三四层楼的公寓已经不稀罕了。这些房间有三四平方俄丈大，有大床、桌子、三四把椅子、洗涤盆、厕所和衣架。租赁条件各种各样，取决于公寓所处的位置、房间的大小、干净的程度，有没有电灯和水管等等。在最近一段时间，一间三四平方俄丈的房间月租金在6～12卢布之间，其中包括公寓提供的服务。
不论是清晨天才刚刚开始亮，还是深夜，北京街头都响着街头小贩叫卖食物的声音，他们叫喊着卖热土豆、热饼、面条和其他美味的中国食品。不仅偶然经过的路人，而且围墙里的住户也常常拿着餐具出来，给小贩二三戈比买一份热气腾腾的食物。在这种食品条件下，一个人一天只需五六戈比就够了，一天花10戈比就罕见了。如此廉价的食物实质上只是让人不会饿死。在消费这种廉价食物的同时，在无数的中国小酒馆里，还可以买到分量很多的能让人吃得很饱的午餐，当然一般的中国贫民是吃不起的。而且卖可口食物的街头小贩自己只是卖和看着自己的食物，并不吃。
中国街头小贩的一般情况又如何呢?他们这种人在北京有很多，非常多。一些人用肩挑着自己的全部货物，另一些人用手推车推着，卖玩具、水果、旧家具、便宜的日用小百货、织物等。在街上卖、在各种市场上卖，从清晨卖到深夜。当你看到这些小贩时，你会特别清楚地想象到在北京在全中国老百姓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可怕斗争。很多这样的小贩的货物还不值1个卢布，这样少的货物很多人一天也卖不了一半。要知道，自己的肚子需要填，要知道，家里还有饥饿和疲惫不堪的一家人在等着。经常可以在这些不自由的“商人”们的脸上看到沮丧的和对周围一切非常冷漠的表情。在北京这样的小贩大约有3万人，今天他是小贩，而明天就可能是人力车夫或者普通的苦力。反过来，他今天是人力车夫或者苦力，而明天他用某种特别的方法弄到三五个卢布，他就成为小贩，做着自己的幸福梦，指望算命先生的预言能实现。这样的算命先生多得很，在北京街头几乎遍地都是。
应该指出，北京政府机关的大部分官员的物质保障并不比普通工人强。在北京，官员两三年没有领到薪水的政府机关并不少。例如，蒙古西藏事务局就是这样。在这个局里大约有300个官员。在最近3年，除了偶尔发几个卢布外，官员没有得到过薪水。以前，当西藏和蒙古还与中国关系紧密的时候，该局官员的日子不特别难过。当时也没有给他们发薪水，或者发得很少，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纯洁的”收入：在大清帝国时代和袁世凯、黎元洪总统当政时期经常有蒙古和西藏的代表团、各种委员会、普通官员进京，他们随身带来礼品以便办成事情。礼品也就相应地在该局的官员中瓜分了，完全作为对他们的薪水不足或者根本没有得到薪水的补偿。但时代变了，没有礼品了，然而几百个官员还得继续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着“美好的过去时光”的返回。
除了为数不多的例外，其他的局、机关和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这几万名官员靠什么生活呢?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这就是他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不是一早就来，而是午后才来，坐两三个小时，然后就回家了。我们中很多人连续几天完全不来上班——反正也没有工资。而在办公室里我们首先谈论时局，分享传闻，然后才不慌不忙地做自己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几个月毫无进展。也不付我们薪水，1926年全年一个人平均只给了10个卢布，所以文化程度高的人，或者去教书，或者去给人抄抄写写。一些人从事经纪业务，或者受托在机关给人办事，等等。为什么现在生活变得这么艰难?就因为在北京现在没有政府。说极端点，哪怕是张作霖管起北京来也好，也许那时候就会付薪水了。可如果真的是广州政府来北京了，我们的情况会更糟。广州政府会把我们赶走，我们不仅得不到钱，而且连位置也会失去。”
（摘自《临近又遥远的世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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