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世界经济史上的超然地位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在经济及制度上是古代向近世中国转折的历史时期。宋代国土日蹙，政治积弱，然而经济迅速成长，市场空前繁荣，拥有较高的生产力，成熟的官僚体系、货币制度和交易系统，贸易极为发达，文化乃至科技之昌盛尤引人注目，识字率在当时也位列全球最高(15％—20％)，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将之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上世纪末，中外经济史学家高度评价宋代，在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以迄今为止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用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做了估算。根据其计算的结果，无论是作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比较，宋代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地位。
悄然兴起的商业革命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外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中和从不同的方面，都得出了“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而后发展减缓，最后限于停滞”的结论。这个结论已成为现今学坛上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主流观点，而此观点的主要基石之一，就是宋代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进步，即“宋代经济革命”。
早在1957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对宋代的物质文明有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到了文艺复兴，欧洲就走在中国前面了。但起初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小，直到18世纪还是处于一种雁行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一发生，欧洲便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郝延平在其《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中即认为宋代处于世界史上第一个商业跨洋大发展的时期，与东北亚、南洋、中东皆有贸易，是东方商业的扩张时期，并直接刺激了欧洲近代商业革命的兴起，迈向“全球市场”。可见此时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都经历一大变革，学者将宋代视为中国正式从中古转向近代的开端。近代化的定义一般包括商业化、都市化、经济自由化等因素。
宋代城市的商业已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点到面的结合形成的，点是深入都市的坊巷和遍布全城的各种商肆，面即是铺店林立、位于全城的中心地区的商业区。北宋东京开封府的规模虽不及唐代的长安，但仍然是11～12世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坊市制”，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已日渐崩溃，屡遭破坏，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更多的贸易自由，那种不受时间和区域限制的商业活动在宋代出现了。在地域上不仅在城里可以设立商铺，就连城郊和乡镇也有了草市。时间上，商铺的营业时间完全由店主决定，正常情况下是天明开张，日落闭铺。街巷的市民有时家里也不再置办蔬菜，中、晚饭往往到“市店旋买饮食”。至于酒肆瓦市等则“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
由于开封地处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和金水河的交汇处，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质可以很方便地运抵京都，从而使开封处于“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地位。开封既是商贾会聚之所，又是人文荟萃之地。茶坊酒肆内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按管调弦，杯觥交错，一番歌舞升平，其菜肴可谓是“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宋代的时尚文化
逛夜市是宋代的一种消费时尚，历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甚至在风雪交加的大冬天，夜市也照常开张。“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燋酸、猪胰、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北宋东京的夜市相比其他地区更为热闹，如马行街，长达数十里的街巷，两边遍布铺席商店，其中还夹杂着官员宅舍，形成了坊巷市肆有机结合的新格局；尤其是这里的夜市，比东京著名的“州桥夜市”景象更加美观，达到“车马阗拥，不可驻足”的程度，灯火通明，热闹繁华甚至连北宋大文豪苏轼都流连忘返，“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
北宋的夜市没有等级和身份的差别，无论你出于什么缘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只要你需要，手中又有钱，都可以在夜市里找到适合自己情趣和嗜好的消遣方式，这也是北宋城镇夜市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南宋时的都城临安，同样也是四方商旅云集，天下诸货交汇，商业发达，买卖生意昼夜不绝。来自海外的各色奇珍异宝、日用品和香料等物，都可以在这儿买到。
酒楼作为城市时尚的地标建筑，自然是城市商业的先驱。日本中国经济史权威学者加藤繁博士在其论文《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这样形容：宋代城市中的酒楼“都是朝着大街，建筑着堂堂的重叠的高楼”，“这些情形都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的”。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楼72个，其中白矾楼最为显赫，这些酒楼不仅仅是内部装饰雍荣华贵，而且也逐渐趋向园林庭院化，使人一迈进酒楼就恍惚到了私家园林，酒楼园林风格化是宋代城市发展的另一特征。就连位居高位的达官贵人和皇亲国戚也喜欢到市井中的酒楼饮酒，如大臣鲁肃公就经常穿着便装，不带侍从，偷偷到南仁和酒楼饮酒。皇帝获悉此事，大加费隆：“为什么要私自入酒楼？”他却振振有词说道：“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
在“设法卖酒”的掩盖下，由官方经营的酒楼里一般均拥有一批侑酒的官妓，往往引得那些“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由官妓侑酒确实为商家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许多民营酒肆看到这种情景也纷纷效仿起来。这种做法加快了饮食业朝色情业发展的步伐。
在宋代，这种酒店一般是在门首的红栀子灯上加盖箬笠以作标记的。如此美观美色，势必吸引文人墨客的极大关注，虽是个“花竹扶疏”的去处，但有时竟成为了创作诗歌的源泉，“夜泊浔阳宿酒楼，琵琶亭畔荻花秋”，自然是“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劝我急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来一回，老一回”。
“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陆游的诗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宋代城市里文化夜市的多彩风姿，文化夜市的出现，又赋予了宋代城市夜生活的新内容，也给宋代城市的文化，即市民阶层的娱乐性文化，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东京城的文艺活动也有专门的场所，当时东京城内最突出的娱乐场所是瓦子勾栏。瓦子勾栏的伎艺有说书、小唱、杂剧傀儡、讲史、小说、散乐、舞蹈、影戏、杂技等。
宋代居民生活有几个重要的节日，也是法定的节日，如元旦、上元节、中和节、天庆节等，这也是城市生活中重要的一项活动。
上元节，正月十五日，又称元夕节或元宵节。京城张灯结彩5天，各地3天，城门弛禁，通宵开放。宋太祖时，因为“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加之“年谷屡丰”，决定上元节再增十七、十八两夜举行庆祝活动。
节日期间，京城的市民群集御街，两廊下歌舞、百戏、奇术异能鳞次栉比，乐声悠扬。有击丸踢球者、踩绳上竿者，还有表演傀儡戏、魔术、杂剧、讲史、猴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等项目。夜晚最精彩的活动还是要数那个朝北搭起台阶状的鳌山(又称灯山)，上面图绘神仙等故事，左右用彩绢结成文殊、普贤菩萨。其间还张挂彩灯，手艺奇巧，以琉璃制成，绘山水人物、花竹翎毛。鳌山顶端安置木柜贮水，不时放水，像瀑布飞溅而下。还用稻草扎成双龙，遮上青幕，草上密插灯烛数万盏，远望如双龙蜿蜒飞腾。
皇帝和嫔妃在宫城门楼上观灯嬉戏，百姓在楼下观看露台演出的杂剧，艺人不时带头高呼“万岁”来取悦皇帝。这一天朝廷在相国寺罗汉院设御宴招待中书和枢密院的长官，而老百姓则以绿豆粉做成蝌蚪羹、糯米汤元、烧饼、舂茧为节日美食，还特地迎接紫姑神，预卜当年的蚕桑情况。一直至十八夜或十九日才开始“收灯”。
（摘自《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25.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