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政治生涯中最起伏跌宕的两天

    当今政治领袖的时间表越来越疯狂了。现代旅行的便利意味着，你有可能在几天之内要跑上四五个国家。因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你早晚会被认为应该这么干。这种时间表的惩罚性质即便与仅仅20年前相比，也要厉害多了。

    从2005年7月2日起的七天将会充满挑战：飞往新加坡申办奥运会并在那里度过繁忙的两天，然后飞回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参加八国集团峰会——那一年由英国主持，也就是由我担任轮值主席。这是两项重大的挑战，也是两次巨大的风险；如果它们办砸了，那就是两次重大失利。

    在新加坡我们战胜了马德里、巴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可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说实话，我也知道，尽管八国集团峰会还是一个需要越过的大坎，但这次胜利将减轻我身上的压力。庆贺的电话打过了，采访也做完了，对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的人群也发表了讲话。这时我可以回过头来以一种乐观、自信的心情考虑八国集团峰会的问题了。

    八国集团峰会通常把精力集中在当前问题上面，而且传统上总是有关世界经济。它的成员资格代表了历史上而不是当前的经济与政治实力。我们开始逐渐非正式地将其他国家纳入进来，这是从1998年伯明翰八国集团峰会开始的。

    这次我把它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首先，我邀请了五个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参加差不多全部峰会，并邀请了不同的非洲和阿拉伯领袖作为补充。八国集团与五国领导人对话会成了一个新的模式，这让全球事务最主要的参加者——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尽管是非正式的——得以在联合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框架以外唯一的非地区全球性政治会议中齐聚一堂。

    第二，我决定努力争取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结果。我确定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双重的：为非洲设立一个大家同意的一揽子计划，谋求广泛的扶持与伙伴关系；至少在原则上建立一个新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议——要把美国和中国包括进去——以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继续发挥作用。

    第一批来参加峰会的人中就包括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我真诚地为他感到遗憾。他在有关欧盟协议的公民投票上失利，我敢肯定，这是一次能够让人深切感受到的可怕打击，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人民对他的生硬拒绝。申奥又是一次。而且因为我们都在各自的申办中如此高调出征打先锋，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双重羞辱。如果处在他的位置，我一定会感到情绪低落，非常低落——那种情绪又岂是“低落”二字可以形容的。

    无论在别的方面你如何评论雅克，他始终是有勇气的，而且是个中老手。他出现了，而且非常优雅；他以个人和国家的名义祝贺了我，祝我万事顺利，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表现出了尊严与真诚。我不知道他私下在自己房间里是否啃过地毯或者用拳头擂过地板，但我想他没有。

    峰会将以女王主持的一次豪华宴会开始。

    开幕宴会往往是很欢快的——领袖们来上一两杯之后也差不多就变成正常人了，但在后来的几天里，当争吵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戒心就重多了。这次宴会很不错。女王跟他们相处得挺好，尽管有些客人不怎么清楚该怎么跟她相处。有些人跟她蛮亲热。现在让我告诉你点什么吧：你不会跟女王很亲热的。有时候她表现出跟你很亲热的样子，但你可别试着跟她做同样的事，否则人们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我看着那些明白女王和总统之间区别的人，和那些不明白这一区别的人，心里感到很有意思。女王和总统都是国家元首，但女王就是女王。她是王室的，不是什么通过选举一步登天的平民。你可别忘了这一点。

    宴会之后我回房间继续做我议程上的工作。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大家对给非洲的援助数字有分歧，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也还有不小的抵触。我睡得时间不长但睡得很好，一早起来就开始准备了；我还有点兴高采烈，开始聚精会神。

    第一个会面是与乔治的双边会谈。没过多久我们就甩开了所有的人一起吃早饭。我需要感觉到他会不会越过界线，同意参与制订《京都议定书》之后新交易的对话。他现在不会同意接受一个减排目标，我能明白这一点，但他会不会参与一种最终与议程相符的程序？有关非洲问题他或多或少是会参与的。

    乔治和我共同主持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他必须解释，为什么他前一天晚上在庭院里骑自行车的时候撞倒了一位警察。这事只会发生在乔治身上。按一贯的作风，他在医院里跟那位警察谈了话，而且对此很自责；但自然而然的是，这件事一经媒体处理，就好像乔治来格伦伊格尔斯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苏格兰警察撞上一番，而且如果那天下午还有几个警察列成一队的话，乔治或许就会像割草一样把他们一一扫倒。

    我来到新闻发布会的小房间，我将在那里会见中国的胡主席。他似乎非常正式，但是位强有力的领袖，而且我想他也是标准的正派人。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心存顾虑，担心会由于接受与经济发展阶段不适宜的义务而受到限制。中国人很担心被迫接受对他们的头等大事——发展——不利的事情。他们还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在靠农业生活（美国和欧盟大约是百分之三），并希望把千百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没有强大的经济与工业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的能源消耗——这将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2000年到2006年间，中国煤的消耗量增加了一倍。他们知道，同意加入旨在达成一项协议的对话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无害，所以可以理解的是，他们非常谨慎，但同时也感觉到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对与力量相伴而生的责任也有很强的意识，知道他们参与大国俱乐部之中不能同时又游离其外。我觉得，只要我不是做得太过分，或者让他们接受措手不及的条件，我就能让他们参与对话。

    谈话进行了15分钟后，乔纳森递了一张纸条给我。上面简短地说地铁出了点事。可能有伤亡。或许是一次事故，或许不是。直觉告诉我，不是事故。

    乔纳森突然离开了房间，然后又神色不安地回来了。我向胡主席道歉，解释了纸条的事，然后问乔纳森，我们是不是有了进一步消息。

    “发生了不止一次爆炸。”他说。

    我的上帝啊，可别是一次恐怖袭击。这一直是我最怕的。

    我起身请求胡主席原谅，我必须去核实一下情况。在走出房间的路上，我一把抓过乔纳森递给我的移动电话，得到了最基本的事实，接着就撞上了乔治。他当然已经听说了。“恐怖袭击吗？”他问。

    “可能是一次事故。”我说。但我们对望一眼，知道不是事故。

    这时已经很清楚的是有三次袭击，都在伦敦地铁里，都是在客流高峰期。

    “伤亡人数如何？”我问。

    “我不清楚。”

    “有人死亡吗？”

    “恐怕免不了。”

    “有多少？”

    “我不知道。”

    毫无意义的问题，毫无意义的回答；谁也不知道。

    那个时段最糟糕的情况都发生在通勤交通最繁忙的路段。大约上午10点，传来了第四次爆炸的消息，是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公共汽车的顶棚被炸飞了，断肢、骨头和鲜血四下飞溅。但为的是什么？以上帝的名义吗？

    愤怒、怜悯与决心在我心中翻滚，相互碰撞。我做了一次深呼吸。要去掉感情色彩，只进行冷静地思索。要了解大致的灾难程度。我要离开八国集团峰会吗？我们要取消它吗？我怎么能够一边等待消息一边主持会议呢？我们要通过改变安排而把胜利拱手让与敌人吗？如果继续举行会议，是不是对受害者过于麻木不仁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很无情，但我必须仔细思考。以后会有时间让我哭泣的。现在你是领袖，那你就该领导民众。

    通过在危机时刻启动的奇怪的苏格拉底程序，我们慢慢制订了一项计划。灾难程度是明显的: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但有52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而且天知道有多少人的精神受到了创伤。52个人，52个有着家庭、朋友、女朋友、男朋友、孩子的人。52个本来享受着丰富多彩的人生的人。52个那天早上起来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醒来或者与人吻别的人。

    我把其他领袖召集起来解释了情况。对于是否离开这次峰会我确实感到非常为难。现在回想起来，这是非常明显的：我应该回伦敦。但当时却看不大出来有这种必要。对此最为强调的是雅克：你必须回去，英国人民期待着你回去。峰会怎么办？我问。我们同意，峰会由迈克尔·杰伊爵士主持。

    回到唐宁街后我们尽最大力量整理了已有的事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在事发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接到电话威胁说有新的袭击，或者接到有关袭击企图的情报。这实在是场噩梦。每一次电话都可以是关闭机场或者交通基础设施、封闭市中心的原因。我们在7月22日不幸误杀了巴西学生让·查尔斯·德梅内塞斯；后来证实这是一次可怕的失误，但我也为涉及此事的警官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他们是出于善意，想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才采取行动的。

    这是英国有史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甚至比爱尔兰共和军在动乱的40年中进行的任何袭击还要糟。怎么可以这么做，而且恰恰是在伦敦，在一个刚刚获得奥运会举办权这一殊荣的地方。无法相信。首先是凯歌，随之而来的是悲曲。

    我知道，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团结，所以我发布的唐宁街公告试图呼吁团结，我要特别向英国的穆斯林公众致敬。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回到了格伦伊格尔斯。我们已经向这一可怕的恐怖暴行的受害者表达了必要的、恰当的体恤。现在我们必须表明，八国集团峰会是我们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这也是重要的。在我们的方式和恐怖分子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这是一场观念的交锋。这是善意的政治活动与邪恶的政治活动之间的区别。明显，简单，除了疯子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

    回到会场，我很清楚地发现，这次恐怖主义事件在领袖们身上造成的后果是激发出了他们身上最美好的东西。他们的反应是卓越的，而且是一致采取的行动。他们一致决定支持八国集团峰会的议程，并让峰会取得一定的成果。对非洲的拨款凑齐了（五百亿美元的承诺）。八国集团与五国领导人对话会得到了通过。

    第二天我们集合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并准备峰会的公告。我的想法是，我们发表一个公告，说明我们取得的成果并将成果与恐怖活动进行对比；我们——全世界的领袖们联合起来——将共同做这件事，大家一起象征性地签署这一公告，赋予它进一步的反响与可信度。这就是听到了奥运会申办结果后48小时内我们所做的事，是我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令人震撼、最起伏跌宕的两天。

    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维护了正确的政治原则。尽管所有的呼吁、峰会的复杂程序、公告中的沉闷措辞、恢宏的周围环境，尽管这些看上去都与通常的政治活动并无二致，但我们全都从中感受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尽管我们都是些历经考验、早已习惯了政治风云中各种情感的老手，那就是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具有的那种真诚而又真实的感觉。

    （摘自《旅程：布莱尔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