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1976

    “批邓”材料又被“揭批”，胡乔木备受非议,里外受气。邓小平毫不介意，称赞胡乔木是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1976年l0月6日，毛泽东逝世后的第27天，“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四人帮”一倒台，邓小平的复出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10月8日，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华国锋，依然坚持毛泽东生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种局面和形势下，由邓小平授意建立起来的国务院政研室，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受到“四人帮”的打压，外部受气；“四人帮”垮台了，内部出气了，但外部依然在受气。而作为政研室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更是里外受气。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机关单位的负责人都去守灵，却唯独政研室没有资格。后来，政研室的少数负责人分批去了人民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唯独胡乔木没有资格。这对胡乔木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一路走来，有生里来也有死里去，有苦中乐也有乐中苦，但革命终于成功，晴总多于阴，喜总大于悲。如今，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生前毛最喜欢的秘书，胡乔木无论如何都希望自己能有个机会跟主席告个别。政研室其他六位负责人十分理解胡乔木的心情，就决定以政研室的名义给中央打了报告请示。但很快批示就转下来了，依然是不准胡乔木参加。这个时候，邓力群就劝胡乔木说：“你写封信吧。”无奈之中，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请求见毛泽东最后一面。可想而知，江青不可能答应这个帮邓小平和她唱“对台戏”的胡乔木的。

    ——毛泽东的追悼大会是在9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通知每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以推举两个负责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临时搭的观礼台。国务院政研室就推荐了胡乔木和邓力群。谁知，名单报上去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突然打来电话，说：“你们两个不上好吧?为了大局，你们不要上台了。”胡乔木和邓力群没有办法，只好吞声忍气。但相比胡乔木来说，邓力群还算幸运，最后还是有机会和许多年轻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亲历了那悲痛又感动的场面。胡乔木只能坐在南长街123号的家中，倾听那来自广场上的喇叭声，独自品尝人生的辛酸泪……

    1976年l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十六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胡乔木先后五次组织政研室的同志们进行了讨论学习。10月20日、21日、23日，胡乔木一连三天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参加了北京市的游行。10月27日、28日、29日、30日和11月5日，政研室又接连召开了五次揭批“四人帮”的会议。但就在“揭批”会议上，胡乔木再次成为政研室内部的揭批对象，会议充满着火药味。这对胡乔木的精神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政研室几乎所有的负责人都对胡乔木进行了批判，有的言词还十分刺耳。当然，这一方面来自当时政治气氛的压力，有说违心话的，但不可否认有的也夹杂着个人情感和功利的因素。尤其在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乔木谈话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著作，不宜继续参加毛著编辑工作，调回中办。我今天只是口头通知，将来有正式通知发给你。”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突然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原因就出在胡乔木给江青写的所谓“效忠信”上。这封信在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竟然把它公开印发出来，这一下子给胡乔木的打击更大。出于敬仰，像胡乔木这样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且深受毛喜爱的人，希望能参加毛的遗体告别仪式，见毛最后一面，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江青竟然禁止胡乔木参与任何与毛泽东追悼有关的活动，这确实令胡乔木伤心。无奈中他给江青写了信。但是不是“效忠信”呢?胡乔木说：“我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转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虽然不能仅仅因为这封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就说明胡乔木的信是所谓的“效忠信”，但胡乔木的这些话，在“四人帮”倒台后，确实令许多看到这封“效忠信”的人感到意外和气愤，就连胡乔木的家人也都埋怨他：“你怎么这样写啊?”

    胡乔木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其实，胡乔木写这封信的心情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信的原因就是“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因为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公开批判他，说他“对毛主席忘恩负义”。为了能见上毛泽东最后一面，胡乔木既委屈，又悲伤，为了“报答毛主席”，抱着这个单纯意念的他万不得已给江青写了这封信，说了违心的话。或许，这也是胡乔木书生意气的可爱之处吧 ?历史有时候总是这样的滑稽这样的捉弄人。胡乔木不是政客。65岁的他，或许不会想到本来简单的事情往往带来的却是纷繁复杂又意料不到的后果。

    但在当时，这些历史的当事人或许“身在此山中”，难识“庐山真面目”了。而就在国务院办公厅宣布解散政研室的这次会议上，尽管胡乔木没有参加，但还是有人提出了批评。有人说：“你们搞运动，搞得不对头，你们不批胡乔木，只批农伟雄，这个方向不对头。胡乔木政治动摇，你们不批。农伟雄算个啥?无非是小喽啰而已。”话确实太尖锐了。还有人说：“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态度暧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动摇。”十分清楚政研室内部矛盾关系的邓力群，会上跟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说：“谁都知道嘛，胡乔木受‘四人帮’的压力，毛主席的压力，受研究室内部‘四人帮’代表的压力，也受到我们的压力啊。我们每个人不都批判过他?!还有批判更厉害的，李鑫同志不就说过人家胡乔木‘不是个玩意儿，我总算看透你了’嘛。胡乔木同志确有错误，但怎么能与‘四人帮’的小帮派联在一起呢?这种意见不公正。”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或许都还没有想到，解散政研室并不仅仅因为是要打击胡乔木，更是冲着邓小平来的，其目的就是要剪去邓小平的“羽翼”，使邓小平即使复出后身边也没有“笔杆子”，组建不起来理论队伍。

    因为国务院政研室的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不仅“揭批‘四人帮’”运动还没有完成，而且政研室总得还要作一个总结，所以名义上尽管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并没有散伙，只是人员一分为二——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去了华国锋那里，继续“毛著办公室”的工作；邓力群、于光远、丁树奇、滕文生、苏沛、郑惠等仍然和胡乔木在一起，留在了紫光阁，却备受冷淡。面临着政研室解散和人员分流，受到非议的胡乔木心里仍牵挂着中共高层理论人才队伍的培养，他忧心地说：“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组织理论队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来了，现在又一分为二了，剩下的人等于是一个个细胞啊，如把这些都搞掉了，以后就难办了。保留一个细胞以后就可以不断分裂，理论队伍也就可以重新组织，不断扩大。”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华国锋批准、李鑫主持起草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但在那个“个人崇拜”仍处于极端的年代，这两句话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眼里，或许都很难读懂背后的政治含意。在微妙的政治游戏规则中，身在中国政治高层的胡乔木是明白的——其直接目的就是阻止邓小平复出和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每天坚持看报纸的胡乔木指着《人民日报》对家人说：“看来邓的复出恐怕又困难了。”

    1977年3月，陈云、王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共同向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发难，提出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平反“天安门事件”。但受到了消极抵制。已经多次经历过大起大落的邓小平，对自己从来就是自信的。“四人帮”倒台后，他知道自己的复出已经指日可待。在听到王震反映“两个凡是”的问题之后，他立即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

    到了这个时候，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已经摆到了华国锋主持的中共高层工作会议的桌面上了。而胡乔木1976年3月2日写的“揭批”邓小平的材料，一石击起千层浪。当时，中共高层的李先念、王震、余秋里、陈锡联、罗瑞卿、胡耀邦等对胡乔木非常不满意。有的说“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有的说“胡乔木顶不住啊”；有的说“胡乔木怎么能这样干”，等等。就连陈云、叶剑英这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也很不高兴，颇有微词。其实，写揭批邓小平的材料时，胡乔木确实既矛盾又痛苦，前前后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而且一直都是瞒着家人写的，连夫人谷羽都不知道。直到“四人帮”印发后，家人才看见，都责怨他不该这么写。家里家外，议论纷纷，胡乔木确实感到十分窝火，更觉得难过和委屈。谷羽是十分理解乔木的，后来在跟朋友谈起这事时，也有些不平地说：“对乔木太不公正了吧!‘批邓’时受压，‘四人帮’粉碎了还受压。”

    好在邓力群等人坚持为胡乔木说真话道实情，并得到了陈云、王震等老人的理解。后来，王震亲自来政研室看望，说：“你们还是同‘四人帮’做了斗争的。胡乔木呢，我们是朋友，我们的友谊很好啊!”言谈中，还专门讲了他和胡乔木之间的私人情谊。邓力群实事求是地告诉陈云，胡乔木的“那个材料，事实没有捏造，但上纲有过头的地方，出现这种过头的话不妥当，但也确有当时来自内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压力。”邓力群就建议陈云帮胡乔木说说话，两人见一面，“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这样，两天后，陈云和胡乔木见了一面，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化解了误会。

    王震和邓力群等人知道，邓小平复出后，“笔杆子”非胡乔木莫属。当他们知道邓小平愿意与政研室留守人员见面的消息后，就马上建议胡乔木给邓小平写封信，作自我批评。胡乔木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1977年5月24日上午，王震和邓力群就带着胡乔木的检讨信来到了邓小平的家中。

    一见面，邓力群就跟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乔木同志委托我带来一封信，作自我批评，向你认错。”

    邓小平坐在沙发上，挥了挥手，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吧。”

    邓力群连忙解释说：“乔木在事实的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

    邓小平笑着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他3月2日写的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我过去这样讲，我现在仍旧这样讲，比如台阶论，最近我就对华主席讲，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你告诉乔木同志，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

    针对政研室李鑫等人批判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治上动摇的问题，邓小平却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知人善任，这就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在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时，邓小平再次专门赞扬胡乔木，说：《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这事我可以作证，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成。在这以前搞了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工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论十大关系》是《毛选》五卷新发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早已发表了，这篇是新发表的。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再三叮嘱邓力群，说：“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摘自《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6月版，定价：5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