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的创建人之一和早期领导者，被中共开除后又以“中共领袖”的身份遭国民党逮捕；他是一个盖棺而不论定的人物，毛泽东曾说：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商议回党
1937年9月12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在船上，陈独秀思考写一本抗战的小册子。
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
罗汉8月底离开南京，作为陈独秀的信使，在南京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和李侠公于9月2日到西安后宰门旁边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是林伯渠，认识罗和李。罗汉北伐时任四军政治部主任，打南昌时四、六军配合过。李侠公1899年生，这年39岁，贵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0年在上海被捕，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而脱党。
经过长征，林伯渠头发胡子几乎全白了，但身体很硬朗。林伯渠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只是脾气太倔。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林伯渠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回电。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来看罗汉。谈到陈独秀，王若飞非常关心，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中共六大上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自己差点儿被打成反革命。1931年夏，王若飞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同年11月在包头被捕入狱，直至1937年4月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
9月10日，接到林伯渠电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见到中共中央电报后，罗汉不虚此行，急忙赶回南京。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在傅厚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博古说： “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出任何具体结果。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
博古三十来岁，自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至遵义会议，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 “前一条我已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说着，陈独秀找出一份手稿，上面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他答应帮忙，但没有刊登。
一天，罗汉偕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找博古和叶剑英。博古对罗汉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还要有一个书面检查。
毛泽东见陈独秀迟迟不写检讨，11月12日发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时，说：“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武汉演讲
1937年10月2日，星期六，陈独秀写了一篇短文《从第一双十到第二十六双十》，由《宇宙风》杂志刊出。
一日，华中大学学生会的许俊千和同学焦传统找到陈独秀住的四合院，请陈独秀演讲。陈独秀低头沉思了一下，点头答应了。记得1920年年初，自己二月在武汉演讲，回去为了躲避抓捕，逃到上海，接着创立中国共产党。说起来，那次武汉演讲，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因为离学校只有几百米，约定了演讲的日期后，客人告辞出门。
10月6日早晨，许俊千和焦传统到了双柏庙后街26号，接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为了演讲，特地穿了新的长袍、布鞋。潘兰珍整理了一下陈独秀的衣领，客气地对许俊千两人说：“同学们慢走。”怕其他人围观，许俊千和焦传统带陈独秀走女生宿舍后侧进了武昌华中大学大礼堂。这天，武汉文化界也想邀请陈独秀去演讲，因和华中大学事先约好，陈独秀推辞了。
陈独秀上了讲台，掌声不绝，窗前门后，挤满了人。陈独秀说了一声“大家好”，便开始了《抗日战争之意义》的演讲：“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了更深的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陈独秀的讲话，不断地引起热烈的掌声。结束时，许俊千等人请陈独秀走后门回家。在校园，陈独秀精神很好，流连忘返。四处观望，想到了自己在北大的日子。
到了家，潘兰珍请许俊千等进去坐，许俊千见陈独秀的书桌上有纸笔，想请陈独秀题字，但又不好开口。出门时，还是忍不住说了。陈独秀满口答应，因家里没有现成的纸，说：“你去弄点宣纸来。”许、焦二人在外面买了几张宣纸，并在小纸上写了“敬求大笔，赐许俊千”字样。陈独秀嘱他过两天来取。焦传统也留下了名字。陈独秀给许俊千题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给焦传统题了四字横联。他们来拿书法作品时，陈独秀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其中说，中国的历史书太少，只有夏曾佑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下册可读。
毕竟坐牢久亏，从华中大学演讲回来，陈独秀就病倒了。双十节前一日，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淋，天空灰暗一片。这时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撑着雨伞敲门，见潘兰珍开门，忙拿出名片。原来是《抗战》周刊记者，他站在门口，打着伞说，因为明天是国庆节，所以今天冒雨来采访陈先生。陈独秀见记者上门，忙穿衣起床了。记者问了一些集中现金、征集壮丁的问题后，问：“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陈独秀说：“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派杂志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 “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去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我的个性不大适宜做官，但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明天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陈独秀说： “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打算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说了一会儿话，记者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六点钟，便起身告辞。他还要过江呢!
闲时，陈独秀给濮德治写了一封信，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兄忘念我耶?……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
11月中旬，濮德治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递了《宇宙风》第49期给他看，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陶亢德来信催陈独秀按时写下文，但陈独秀只打算写到北伐以前。因为以后，涉及共产党内的意见分歧，属于党内机密。而且，不能每期连载，需要慢慢写，如果陶亢德逼自己每日写多少字，一定要粗制滥造，他就情愿不写。
这个时期，陈独秀在武汉到处演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扫荡报》刊登了陈独秀在华中的讲演稿后，因为内容和国民党当局的政策有偏差，有关方面下令“暂缓登载”。陈独秀知道后，很不愉快，演讲的热情冷淡了下来。
12月24日，吴甲原到陈独秀家，看同乡王凡西。吴甲原是个画家，喜欢名人字画，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正在气头上，写了“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题赠甲原先生”。
和吴甲原同来的一位青年，也请陈独秀赐墨宝。陈独秀写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汉奸”风波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与康生、陈云等自苏联同机飞抵延安。王明到延安后第五天，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半个月前，《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于今，《解放》的调子突然转了180度。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毛泽东、张闻天代表中央提的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反对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针对会上“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苏联联盟案”。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抗日十大纲领，明确除了汉奸，都是团结联合的对象。所以，王明一口咬定陈独秀就是汉奸。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王明当上了书记处书记，毛泽东虽然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但没有明确谁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王明到武汉主持长江局后，1938年新年伊始，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 《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 “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其中，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第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实”：
1931年“3·18”事变，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 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 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
1938年3月16日，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等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函，为陈独秀鸣不平。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新华日报》发表短评，针对王星拱等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
陈独秀看了这个评论，很生气，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绝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后一句话借用了1936年鲁迅批评托派的话。
《新华日报》未发表陈独秀给《新华日报》的信，3月20日《扫荡报》将该信刊登。
次日，《新华日报》写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辩护……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的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了他们三次和陈独秀会见的经过，重点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陈独秀将1937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公开发表后，关于陈独秀是否汉奸的问题，终于安静了。周恩来深感这次风波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一道抗日，多次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徐特立4月约何之瑜(何资深)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徐特立本人也见了陈独秀，劝他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4月8日，陈独秀给长沙化名贺松生的何资深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既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诬蔑……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
何之瑜2月初写信邀陈独秀避住长沙，陈独秀担心乡间土匪多，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有答应。
因为康生的文章中几次提到罗汉有汉奸行为，罗汉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4月24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他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此事后来传到晋察冀阜平聂荣臻的司令部，萧克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是汉奸，每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到的吗?”
（摘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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