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寒儒王国维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王国维《蝶恋花》

    王国维是一介寒儒的不寻常的典型，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谜团。    

    王国维字静安，晚年号观堂，清光绪三年(1877)生在浙江海宁县城的书香世家。    

    1898年2月，22岁的王国维进入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文书)兼校对，薪俸微薄，月薪只有12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1200元)，生活清苦。但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      

    跟随罗振玉奔波

    1898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聘请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为教授。东文学社开办时，王国维请示《时务报》馆主汪康年，允许他每日下午去东文学社学习3个小时。同年，王国维谒见了康有为。7月间，王国维患脚疾，回海宁家中休养，年底病愈返上海时，时务报馆已关闭，罗振玉便请王国维任东文学社庶务，免去了他在东文学社学习的一切费用，并请他帮助编译《农学报》旬刊，撰写社论。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国维回家学英文，秋后又去上海，住在罗振玉家。1900年年底，王国维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入东京物理学校，这是王国维头一次到日本。但4个月后，因缺乏维生素患脚气病(腿脚肌肉萎缩)不得不回老家海宁治疗。    

    1903年4月1日，张謇在江苏南通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通州师范学堂。27岁的王国维应张謇之邀，任通州师范学堂教师，讲授《伦理学》和《国文》一学年。任期满后，由通州回海宁，经过上海时，行李被窃，他一年工作积蓄的整包鹰洋100圆和纸卷都丢失了。因此大病一场。       

    1906年，罗振玉被清政府学部尚书荣庆奏调为学部参事，举家进京，并约王国维同行。到北京后，王国维仍住罗宅，这一年他30岁。不久，由罗振玉举荐，王国维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馆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宜。7月，夫人莫氏病逝，王国维回家处理丧事。次年2月，又奔继母丧回海宁。3月，续娶潘氏(丽正)为妻。       

    沦为清朝遗老东渡日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清朝垮台，一些遗老逃往海外。年底，王国维也带着自己的著述手稿等，携妻子潘丽正拖儿带女，一家东渡日本京都，此后旅居日本达5年之久。  在这期间，王国维依靠罗振玉每月付给100银圆生活费(合1995年人民币7000元)，他则以帮助罗整理书籍作为回报。他的治学兴趣由哲学转为文学，又由文学转向经史考据，尤醉心于考据古文字、古器物、古代史实等，这是他远离人生、自我解脱的方法。当时，他的生活很是困难，更缺钱买书。    

    1912年9月5日，他在写给缪荃孙的信中说：  “维在此间生计尚无把握，叩尽囊底，足支一年，此后不知如何。”    

    回国后颠沛流离

    1916年年初，王国维40岁时，只带领长子王潜明从日本回国，这时生活非常简单。“初至新寓，一切无有，午饭包诸饭店，二人日大洋三角。”(《丙辰日记》)也就是每人每天伙食费1角5分，每月4圆5角，跟当时的一般学生差不多；父子俩每月伙食费仅9银圆。  1923年由蒙古八旗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7月14日，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清末五品官，月俸为160两白银，合224银圆。按照住房标准，当时搬入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的两进四合院。   

    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教授

    1925年2月，清华创办了研究院，先设国学门。    

    胡适去请王国维任“研究教授”，被谢绝。胡适便又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答应去清华。    

    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进了客厅，见到王国维，恭敬地三鞠躬，然后才说明来意。后来王国维对别人说：原以为来者必是西服革履、握手对坐的少年，这样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才决定受聘。    

    清华教授的薪金甚高，教授月薪大洋300圆至400圆，有特殊贡献者可达500圆，王国维、梁启超当然是最高者，月薪皆为400圆，后来增加到500圆。       

    王国维薪俸虽丰，但他家有子女8人，求学等费用就很可观，故生活仍不丰裕。       

    日常生活的嗜好

    关于王国维的饮食偏好，他的儿子王东明在《怀念我的父亲王国维先生》一文中写道：    

    父亲喜爱甜食，在他与母亲的卧室中，放了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下面橱肚放棉被及衣物，上面两层是专放零食的。一开橱门，真是琳琅满目，犹如小型糖果店。      

    王国维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算是休息了。1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会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    

    他对菜肴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夫人亲自做的，他才爱吃。在北京，蔬菜的种类不多，大白菜是家常必备，也是饭桌上常见的蔬菜，其他如西红柿、茄子、鸡蛋等，也常吃。豆类制品如豆腐、豆干、百叶等，他也爱吃。鱼在北京是很稀罕的，所以很少有吃鱼的事。  

    谈到王国维的消闲生活，王东明又写道：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里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将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晚年丧子之痛

    1924年4月至1927年6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担任导师(研究教授)的两年多内，是他一生中景况最好的时期。同事相处和谐(陈寅恪、吴宓最知己)清华园的研究环境良好。住宅宽敞、舒适、方便。家和人气旺，生活安定。

    这时，王国维刚到“知天命”的盛年。前妻莫氏所生三子均已长大成人。1916年年初，王国维40岁时，只带长子王潜明从日本回国到上海，父子俩共同生活。可见王国维对长子的偏爱和培养。但王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独立、有志气的青年人。1918年5月他与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结婚，成家立业。     

    1925年5月底，王潜明又奉调上海海关，月薪143圆。但不幸于1926年9月26日，王潜明在上海患伤寒病逝，年仅27岁。遗留存款2423银圆；又海关抚恤金等款共577银圆，总数正好3000银圆。    王国维赶赴上海料理长子潜明丧事，于10月15日乘火车返回北京。期间还托人在海宁为王潜明购置了墓地。在离开上海前一天，王国维将长子留下的3000银圓遗产由大陆银行汇款给天津的罗振玉。但未及时写信，由此酿成误会。    

    罗振玉从天津赶到上海，丧事完毕以后，他不打招呼就单独把女儿罗孝纯接到天津家中。原先的家庭矛盾激化了。“清官难断家务事”，总之，罗、王两亲家为王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发生冲突。往来信函，纠缠不休。     

    总之，罗振玉写信跟王国维断绝了关系！这对于王国维精神上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王国维10月中旬回到北京，仍然在清华研究院指导门生。    

    1926年12月3日是王国维50岁(传统算虚岁的)生日，同学们来家中拜寿。7天后，他在工字厅设宴招待同学们，席间还展示他所藏历代石经拓本。学生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王国维虽然不喜交游，看似性格孤峭冷僻，其实他也是很喜欢同朋友、熟人们谈天的，对学生也极有感情。同学们看到了他冷静的外表下，含有热心的一面。    

    但王国维内心深处的创伤是永远不能痊愈了!    

    自沉昆明湖

    1927年春夏之间，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山东一带，北京的遗老遗少们感到惶恐，梁启超、王国维尤怕发生湖南那样摧残知识分子的事，因而忧心忡忡。6月1日，清华研究院放暑假，那一天中午，师生举行会餐，开了四桌，每桌有一位导师。梁启超在席间大谈同学成绩之优异，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同学们听了十分兴奋，欢笑声鼎沸。此时，大家谈笑融融，气氛热烈，而王国维那一桌却寂然无声。他一个人静坐凝思，似痴呆状，但没有人去注意他，只以为他又是在思考学术问题。宴席散时，师生相互话别，互道珍重。 

    当夜，王国维阅学生试卷到很晚，方才睡下，夜里熟睡如常。    

    第二天(6月2日)清晨起来，用完了早点，又如往常一样去研究院视事，9时左右，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借大洋2圆，侯厚培没带现洋，便借了一张5圆的纸币给他。王国维就一个人悄悄出了校门，雇了一辆人力车去了颐和园(当时颐和园的门票为6角一张)。这时已是上午10点钟了。    

    中午，家里人不见王国维回来用饭，打电话到研究院问，说是早就出去了。家人感到不安，等到午后2时仍不见归，这才着了急。儿子贞明赶紧到研究院办公处去问，听差说：“王先生让我到校门口雇一辆洋车，不知哪里去，我便给他雇了35号车。”    

    王贞明忙跑到校门口问车夫：“35号在哪儿?”车夫们说：“上午去颐和园了，还没回来。”王贞明又赶到颐和园，见35号车正要拉空车走，忙上去问。车夫说：“上午10点多钟，王先生让我拉他到颐和园，到了门口，他给了我车钱，让我在门口等。”车夫一直等到3点多钟，王先生仍不出来，公园门上的人问车夫：“你怎么老在这儿站着?”车夫说：“还有一位老先生在里面。”把门的问了老先生的外貌衣着，说：“这人已经投湖死了。”车夫随他到里面去看，果然属实，车夫就赶紧出来，正要回学校去报告……    

    王贞明一听，脑袋里轰然一声，像是要爆炸似的，忙说：“快，拉着我去看看。”    

    王国维的尸体已打捞上来，停放在鱼藻轩。园丁们向王贞明讲述了王国维投湖的经过：王国维在10点多钟进了颐和园，先是在石舫前默默地坐着，过了很久，又走进鱼藻轩中，掏出纸烟来吸。过了一阵儿，园丁们便听见了投湖的声音。他们跑过来，跳进湖水相救，不到两分钟，就把人救起，但跳湖的人已经气绝。这湖水本来很浅，但湖底是软软的淤泥，他入水时头部先触底，口鼻都被泥土塞满，因而很快便窒息而死，而他的衣服尚未湿透。 

    王贞明摸了摸父亲的衣裳，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正是写给他的，纸已经湿透，但那字却完好无缺。打开信，信上写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于饿死也。五月三日，父字。

    （摘自《鲁迅时代何以为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