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响应党的戏剧改革号召，一代名伶严凤英和她挚爱的黄梅戏，迎来了属于艺术的春天。
换了一个时代
迎来了一个春天
1951年4月3日，毛泽东为中国戏剧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5月5日，周恩来签署了中国戏剧改革的指导意见。
安徽省积极响应戏剧改革，1952年组织文艺干将，在合肥举办“安徽暑朝艺人训练班”，严凤英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与来自全省的各个剧目的几百名演员一起学习、交流。 一次，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来安徽，严凤英、王少舫为他们上演《蓝桥会》。
演出结束后，文化部的同志赞不绝口，说黄梅戏曲调优美，富有生活气息，是大有希望的剧种，一定会唱响全国。他们邀请严凤英、王少舫去上海演出，把黄梅戏传到上海。 严凤英内心无比喜悦，上海是经济繁荣艺术繁荣的国际都市啊，黄梅戏如果能在上海叫响，就会在全国叫响。她期待着去上海演出，也有信心去上海演出，深信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艺术琼浆会在上海的天空喷发出来，盛开成绚丽、清新的艺术之花。
安徽重视严凤英、王少舫赴上海的演出，专门调集郑立松、余健民、刘芳松、班友书、王济源(化名)等文艺人才帮助几位演员，他们中有画家，有艺人，有音乐家，主要排练《打猪草》和新戏《柳树井》、《新事新办》。
《柳树井》、《新事新办》要有新的音乐，这任务自然地交给了王济源。回到军营，王济源花了一个通宵把两个戏的唱腔都写好了。第二天一早，交织着完成任务的兴奋和对作品反响急切期待的心情，他来到民众剧场，把《新事新办》的谱子交给王少舫和王文治。王济源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严凤英的评价。消息传来，严凤英不满意，说按谱子去唱，没有黄梅戏的味道。
王济源来到钱牌楼严凤英的住所。
门是开着的，一踏进门，严凤英迎了上来，说：“进来吧，茶为你泡好了。”
面对严凤英的热情，王济源心中一暖，有些拘束，不知说什么好，说：“我们开始吧。”
“不忙，先喝茶。”严凤英热情地招呼，大方、稳练地端起白瓷壶倒着茶，一股清香弥漫开来。
王济源却激动地讲开了：“听说你对我谱的曲子不接受？黄梅戏音乐好听，但有些地方“黄”了，我认为要让黄梅戏更好地发展，要吸收精华去其糟粕。《柳树井》、《新事新办》是新戏，音乐也要创新，要有时代感。”
《柳树井》是老舍的作品，讲一个被封建婚姻制度逼上绝路的青年妇女招弟的故事。因家境贫寒，招弟被爹爹以五斗米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受尽婆婆、大姑子的折磨。为了让严凤英深入理解，王济源还说起白毛女的故事，说得严凤英眼睛红红的。
王济源深情地唱了两遍，严风英跟着唱。唱到“找不到地方哭声我的爹娘”时，严凤英放声哭了起来：“我就是童养媳啊，我演，我唱，按你的谱子去演去唱。”
他们的交往自然地多了起来。身穿解放军军装的王济源，是那么有才华，唱词、曲调他都懂，谈吐中显示了对黄梅戏的各种腔调了然于胸。严凤英崇拜知识分子，觉得与他在一起很有收获，对自己的黄梅戏表演很有帮助。
那时，黄梅戏没有专业作曲人员，也没有固定的谱子，都是艺人间代代相传，新艺人凭记忆传唱，有些由自己发挥。严凤英是发挥得最好的演员，王济源常常帮助严凤英记谱，她一面唱，他一面记，然后一起研究，如何唱得更好听。
有了专业知识深厚的王济源的帮助，严凤英感到自己的演唱像鱼得到江海的哺育，更加自由，更加舒缓。
黄梅韵 黄梅调
黄浦江上扬清波
1952年11月，黄浦江泛起了春潮，一股疯狂的黄梅戏热席卷了上海，使繁华的上海滩一夜之间万人空巷，纷纷去观看黄梅戏演出。剧目有严凤英、丁紫臣主演的《打猪草》，王少舫、严凤英主演的《新事新办》、《蓝桥会》，王少舫、潘璟琍主演的《路遇》等。
上至专家学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卷入了黄梅戏的热潮之中。“小女子本姓陶，天天打猪草”、“春开牡丹夏开莲，茅棚内走出蓝玉莲”、“驾起云头离仙境，飘飘荡荡下凡来”在大街小巷传唱。大小报刊争相刊载介绍，盛赞黄梅戏醉人的“泥土芳香”。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著名编导张拓等专家纷纷撰文赞赏黄梅戏，说黄梅戏像一首“优美的牧歌”，是农民对“青春生活的歌唱”。
1952年11月19日的《安徽日报》报道了这次演出：“音乐家贺绿汀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说：‘我认为上海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上海的戏曲音乐工作者，应该重视泗州戏和黄梅戏在上海的演出，他们是来自大自然的农村，他们是在日晒夜路风吹雨打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演出，无论是音乐、戏剧、舞蹈都是淳朴、健康的，但是又很丰富，活泼生动。在他们的演出中，我仿佛闻到了农村中泥土的气味，闻到了山花的芳香。’”
“左铉同志在文章中写道：‘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在《蓝桥汲水》一戏中，身段、甩袖几乎都与昆曲、京戏相媲美，而且眉宇之间，时时使人感到她是一个有着悲惨身世而强自挣扎的女子，她有着较好的演古装戏的根基，而又能不为古装戏的程式动作所束缚。在《打猪草》里，她又以一个活泼、明朗、愉快、好强的女孩子的形象出现，在载歌载舞的场面里，使人感受到了农村中愉悦、欢乐的气氛。’”
这次演出最受欢迎的是花腔折子戏《打猪草》。
严凤英非常喜欢这出戏，她早年向丁永泉、潘泽海学过唱腔，后来结合自己的声音特点，进行了大胆加工，唱起来更接近民歌，更婉转，更符合一个小姑娘的性格，加之她小时候与伙伴一起打过猪草，对那种生活，那种心态非常熟悉，她与王少舫一起设计舞蹈，糅合进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把一个打猪草的农家姑娘演得生动、逼真。
有文章这样写道：“《打猪草》的演出时间不过二十分钟，却是那样深刻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教人们热爱他们……严凤英的表演是非常出色的，她完整地创造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农村少女形象，使人怀念不忘。这二十分钟的演出，简直是欣赏一首优美的牧歌，这是农民的青春生活的歌唱。”
不久，严凤英还担任了安庆市的青联委员。地委书记许少林关切地对她说：“新社会了，人民当家做主，要建设好国家，繁荣文化，我们一定要把黄梅戏唱出去!”
“请许书记放心，我会努力的。我有信心，老百姓喜欢看黄梅戏呢!”
不仅是春天还有盛夏
不仅是开花还要结果
《安徽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上海的演出告诉了人们，民间的戏曲艺术是丰富多彩的，黄梅戏是过去没有被人重视，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鲜花。”
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歌剧院向安徽黄梅剧团学习了《打猪草》等剧目后，在上海演出。周恩来在视察时看到了，非常喜爱，回到北京就向文艺界介绍。曾希圣听后非常高兴，说周总理都这么喜爱黄梅戏，同志们啊，我们不能身在宝中不识宝啊，黄梅戏要大力扶持。 1952年12月16日，安徽省文化局、安徽日报社和省文联筹委会联合召开了关于黄梅戏的演出座谈会。
围绕黄梅戏要怎样发展，怎样走向全国，大家各抒己见。严凤英说得很动情，她说原来是喜欢就不顾一切跟上黄梅戏班子唱戏，也经历了种种艰辛与坎坷，现在，政府这么重视黄梅戏，她会满怀感激地唱下去，唱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省文联筹委会主任戴岳和省文化局副局长杨杰最后发言。杨杰说：“过去，我们没有很好地重视这个财宝，给它指出发展方向，这说明我们文艺界的水平不高，对毛主席‘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领会不够。我们还须加强学习。安徽省的文化遗产很丰富，我们应该去发现这些优秀的遗产，加以研究、整理。”
1953年3月5日，安庆江面上几艘警船驶过。
毛泽东坐船巡视长江。船到安庆，他让人将船泊在岸上，听市委领导汇报工作。他问了一些民生问题后，又问到了陈独秀的后代和黄梅戏的情况。
毛泽东指出：“我看过大家对黄梅戏的评价，评价很高的嘛，要把人民喜爱的地方戏抢救过来，把它搞好。”
黄梅戏的影响越来越大。曾希圣一拍桌子，决定成立省黄梅剧团，由省文化局具体落实。
1953年4月30日，安徽省黄梅剧团成立。严凤英第一个被点名调到省黄梅剧团，同时调来的还有丁永泉、张云风、查瑞和、王文治、王文龙和丁永泉的外孙女丁俊美等人，此外还调来一批文化人，陆洪非、李力平、方绍墀、乔志良、潘汉明都是这时调进省剧团，从事黄梅戏编剧、作曲和导演工作的。
严凤英以满腔热情投入到黄梅戏的天地里。配合形势的发展，她和同事们排演了许多新戏，还移植其他剧种，剧目有《柳金妹翻身》、《江汉渔歌》、《木兰从军》、《玉堂春》等等。一年排十几出戏，她有使不完的劲。人们劝她歇一歇，她说：“不累不累，旧社会把我当棵草，新社会把我当做宝，我要好好排戏，才对得起观众。” 严凤英心里的确是这么认为的，过去，她在哪里都会遭受凌辱。如今，政治清平了，她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没人喊她为戏子，而是称她为演员，甚至是艺术家了；不必为生活担心，不怕遭受流氓骚扰。她要全身心投入到黄梅戏的排演上，她有个信念，要让黄梅戏从安庆走向安徽走向全国!
（摘自《严凤英一家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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