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3日凌晨，陈虻最好的同事和朋友崔永元、李伦等人，眼看着那条代表他心脏活力的曲线慢慢变直了。
猝不及防的诀别令每个人都感到悲凉孤寂，大家不知道离开了医院还能去哪里。后来敬一丹、白岩松他们到陈虻的办公室待了一夜。
敬一丹一边流着泪，一边收拾陈虻的遗物。看到书柜里码得整整齐齐的《电影传奇》，她给崔永元发短信。俄而看到回复，“以后，还会有谁欣赏我们的作品。”
生活不规律、过度劳累、体能透支，几乎是电视人的通病。曾经供职央视评论部的周文飞说，在这个“使人老得很快”的部门，“很少有人有正常、平和的日常生活，大家都像工作机器一样，活着干，死了算。”
但陈虻的离去似乎又不仅仅因为工作的重压。很多同事、朋友都谈到了他在职业理想与现实境遇间的辗转。白岩松说，“他是那么有才华，那么多想法如同绚烂的火花不断在他心里燃放升腾。但后来，变现的越来越少，郁积的越来越多……”
当年与他一同投身新闻改革的那批人都因他的离去陷入巨大的悲恸。陈虻办公桌上的一盆白菊别着字条——“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老朋友时间则在留言本上写道，“我们是兄弟，是战友，如今战壕没有了，冲锋也没有了……”
当年战友的追忆，让我们看到他的真诚、理想和纯粹。在他们的热泪和哀悼中，一代电视人的青春远去了，他们的眼泪，为陈虻而流，也为自己而流。
崔永元：他傻得让人心疼
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他的长头发、他的箴言一样的话语风格，让人误以为他是活得非常逍遥、丰富的人。其实根本不是，他生活得特别单调。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每一拨人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大家全在较劲，哪怕坐在一起打牌都较劲。每个季度评奖，大家把自己的好节目都拿出来，评一二三等奖。有时嘴上不说他的好，心里还是服气的。一个短短的电视纪录片，做到了《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水平。电影人孜孜以求的东西，被一个电视人做成了，原生态地表现真实生活，而且是日播节目，非常了不起!我心里是服气的，但嘴上不能认输。
较劲的好处是每一个人都很认真，都能感受到快乐，走在街上觉得可以挺起腰板，理直气壮。我很怀念那段日子，现在没人和你较劲，自己和自己都较不起劲。但陈虻较劲，一直较到最后。
1993年开始新闻改革，出现《东方时空》，好的报纸、杂志都不再轻视电视台了，觉得电视台有点像样的节目了，有点有头脑的人了。《生活空间》每天讲述一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工作量相当大，在他接手之前，是《东方时空》的一个软肋。但陈虻让高深莫测的纪录片成了个日播节目，让你每天看到一个和你差不多的人的故事。外行看上去很热闹很亲切，内行也不一定明白那些平头百姓在镜头前为什么那样松弛，仿佛摄像机不存在一样。其实那里面无技巧可言，完全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我相信，他有限的心血就是从那时开始过度消耗的。
陈虻不光是栏目的负责人，他像一个主讲，像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有这样的理念、意识、能力的人。一旦他们爱上了，就会坚持不懈，哪怕很痛苦、很寂寞，哪怕身体不行，哪怕累死。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别抖小机灵，老老实实在节目里卖傻力气、下死功夫。这些是陈虻教给我们的。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形势就变了。很多人都开始混日子了。我在食堂看到老编辑，头发鬓角也白了，用牙签剔牙。我问他你干什么呢。他说呆着呢。我说你真操蛋，就这么活一辈子。他说那你说怎么办?
2002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做《小崔说事》，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我已经完全掌握电视的规律，知道怎么回事，那节目25分钟，我要讲三件事，三七二十一，每人七八分钟，观众刚一疲倦就换一个人讲故事。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永远排在新闻频道前三名前两名。其实是投机取巧。他们问我怎么做到的。我说要给我一个l5分钟的节目，我能弄得收视率更高，让观众来不及换台就播完了。
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陈虻那个时候已经当副主任了，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还去看我了。
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我非常在乎他的评价。我精耕细作我的《电影传奇》，别人也会顺势夸两句好，做了一年他也没表态。有一天他说，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作品。什么叫作品?兄弟，这是一年只能做10集的，你做成了周播节目，了不起!
所以我和我们的编导说，你们干的是作品，别拿着当个活儿干，别想着编一集挣几千块钱，咱们要对艺术负责，要对良心负责。从今天起就好好完成我们的作品，不必再去管什么收视率。
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一定是大起大落，做不到游刃有余。可能我们就只能干这个。我们俩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特别好，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两个就像亲兄弟一样，无话不谈。
陈虻确实是很有理想的，他很在意，一直没歇着，真拿这个当一个事。但是大家越来越不在意了，现在有很多方式很多选择，怎么活都行。经营经营自己的博客，找找关系炒炒股票挣挣钱换换车，体验一下新生活，好多事呢，忙不过来。就连我现在也看一些花哨的杂志，虽然我不喜欢，但我看他们在说什么，用什么方式表达，是不是也有意义。我甚至学着每天花一小时上网，看看新闻，打打游戏，学着像别人那样轻松地对待工作、对待生活。
我在试，他连试都不试。
他是从基层干起的，懂得普通编导的艰辛。还有一点，他敢担责任。当官与创作，他知道哪个更重要。我遇到过太多审片人，看三分钟节目就枪毙了，这是人家的心血啊，不让播你至少看一下，刚看三分钟就不看了，你跟他解释他就跟你急。陈虻总会听你解释，会冒着风险同意你的讨价还价。
如果陈虻一心做官，以他的才华，他可以做更大的官，但他手里有一帮总给他惹麻烦的同事和兄弟，这些总在试探话语边界的朋友、哥们儿、同事断了他的官路。
我给他写了一副挽联，“一身正气做书生君子确实有情有性 两袖清风为同事朋友当然无声无形”。
水均益：我觉得我的某一部分随他去了
陈虻是我们这个团队标志性的人物，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精神。
我们是同一年到评论部的，一晃15年了。《东方时空》初创的年代，真的是一个充满激情、才华，甚至是有点狂妄的年代。《东方时空》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个子栏目，当然更离不开《生活空间》。陈虻是非常狂热的纪录片推崇者，追求非常民生的、非常纯粹的、真实记录生活的那样一种表达。他讲话、看片子或是评论片子，既充满激情，又具有哲理。我们都非常佩服他，心悦诚服。
那个时候我们天天比着干。陈虻组里的《生活空间》有好东西了，那不行，我们《焦点时刻》就得往外冲，就得曝光监督，《东方之子》就得提供人生精华……我们整天都有一种开创者的自豪和热情。
但是这些年来，各种有形无形的约束使很多东西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那种感觉随着时间流逝，说好听点是逐渐成熟、日趋稳重，说实在点就是对新闻对电视的热情渐渐消褪了。让我们这一批人，包括陈虻在内，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埋怨任何人，也不能埋怨任何事，好像是各种东西混杂在了一起，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变化。陈虻是一个坚守者，但他的感觉也在消褪，在他眼里越来越少看到当年的那种闪烁了。有时候能读到一点点无奈，甚至是痛楚!还有一点悲壮!
我也得过胃病，胃跟心情跟情绪关联特别大。陈虻又不喝酒，就抽个烟，按说不至于发展到胃癌。这跟他长久以来的郁结有关系。他第一次出院后，我跟他有过一两次比较长的交谈。我感觉他心里不太痛快，有委屈。有很多事情对他也确实不公平，包括他干的这些工作。他实际上是一个业务人才，你把他扔去做片子，绝对好手。可能也是受到重视，让他做行政领导，他一天到晚审片子，太疲劳了。
他是做纪录片出身，就特别热衷于审《社会纪录》《纪事》这些栏目。我下班时经常看到他在那儿审片，房间里围着一堆人，小青年、新来的编导，竖着耳朵，毕恭毕敬听他论道，声音很大，隔着楼道你都能听见。他侃侃而谈，眉飞色舞，一个十分钟的片子他能说一个小时，基本没有停顿。
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是他这次住院前，谈了两三个小时，非常真诚投机。我们两个中年人，像懵懂的少年一样，在那儿谈人生，谈理想，谈逝去的岁月，也谈到了生死。到这个年纪，死亡会近距离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的亲人、朋友身上，人对生死的这种思考变得更加具体了。
有时候不太愿意谈，或者不太敢谈，可是同龄人坐在一块谈一谈，有时也是一种鼓励、一种安慰。我们聊得挺投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坦率的人，聪明、敏感，他对待死亡的态度非常坦然。
我劝过他，身体已经发出预警信号了，你得换一个活法!首先要把这种非常强的竞争心态往下平一平，其次是饮食、烟酒这些东西都要控制了。他不怎么喝酒，烟瘾很大。他还真是有毅力，后来基本上就不怎么抽了。但生活还是没有规律，有时候晚上八九点钟了，才跑到食堂吃两口东西。
陈虻对电视非常非常执著。他是为电视而生，为电视而狂，可能也是为电视而走。他的很多想法没实现，走得不愉快，是个悲剧人物。离开那天，在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交替中，他对一直照看他的好朋友、《社会纪录》的制片人李伦说了一句：“话语空间。”李伦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就像涌起滔天巨浪，一下就被打蒙了。他病了两年了，怎么最后还想着这样一句话。
一想到他走了，我心里就凉凉的。我们的队伍开始减员，我们的势力开始削弱。不是帮派势力，而是那种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力量在削弱，这是一种很悲凉的感觉。大家心中可能有某种情绪，有对那个纯粹年代的追忆，对现状有埋怨，又不知道去埋怨谁。
我们的痛苦和感伤不仅仅因为失去了这样一个好哥们儿、好同事、好朋友，而是他的离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让我们停下来追忆。怎么说呢，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也远去了。
陈虻离去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一个人对喜欢的事业，新闻也好，电视也好，他是不会停止追求的。不会说一个好哥们走了，得了，我们干脆明哲保身，老婆孩子热炕头。肯定不会的，可能反倒会有激励，把他的追求，他一直非常珍视的、等同生命的事业，做得更好一点。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也是对陈虻的一种安慰。
陈虻走了，我们的痛苦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减轻，甚至淡忘。但是冷不丁也许又会在某一个时刻想到他，甚至听见他说电视、纪录片、话语空间……
（摘自《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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