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凤姐到苏紫紫的炒作中，媒体忙得不亦乐乎，民众则看得津津有味，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犀利哥有典型精神分裂症状，凤姐有典型自恋性病态人格症状，在中国娱乐媒体都红得发紫，让人匪夷所思!”
一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心理学副教授的朋友，和我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提到中国这两个知名度最高的精神病患者明星。
我朋友是美国最权威的心理学会(APA)会员。他说，在美国虽然媒体很自由，资讯很发达，彼此竞争很激烈，但媒体还是有基本社会道德底线。美国传媒狂炒辛普森杀妻审讯案、戴安娜王妃之死以及克林顿总统绯闻案等，把严肃新闻娱乐化，可是绝不会把人的身心残疾娱乐化，拿精神病患者做媒体娱乐和公众取乐的对象。
我闻之愕然，继而默然。
我联想起台湾2003年底到2004年间头号社会话题人物许纯美。她因其行为、言论处处表现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人物，而被人戏称为“上流美”。这个年近五十、形如枯槁患精神病的女人，自夸有上百亿新台币，每晚电视上总可见其丑陋形象和无耻言论。电视访谈间不断加以调侃、讥讽、甚至戏弄的口吻，形成一股民众一起看笑话的“上流美”风潮，收视率一时无两，岛内无敌。全台湾的电视观众都为之 “疯狂”。一方是打电话到电视台自称气得要砸电视机的观众，一方是如获至宝捧着现金上门约档期的电视制作人，一方是“孤芳自赏”、誓要将自己“极致上流生活”毫不遮掩展示给公众的许纯美。在奉行“收视率就是一切”的台湾娱乐圈里，话题女王许纯美和她另类的娱乐圈走红方式就此横空出世。
凤姐，不就是大陆一个活脱脱的翻版许纯美吗?
一个自夸有财，身价超过百亿台币、住台北最好的别墅区、出入台湾最豪华的酒店、一月购衣费就超过百万台币的台湾“上流社会”女富豪；一个自夸有才，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主要研读经济类和《知音》、《故事会》等人文社科类书籍。
一个在台湾公众视野里，不断上演性伙伴与家庭暴力的故事；一个在大陆媒体访谈中，不断提高择偶标准，从非清华北大硕士生不嫁，到整容后弃用清华男瞄准欧美海归。
一个自夸靓过林志玲，CD香奈儿等名牌穿在身上却有强烈反效果；一个整容后自夸媲美范冰冰，要做奥巴马情人。
在台湾媒体疯狂追访“上流美”时，曾为许纯美长期看病的精神科医生希望新闻媒体，如果还有一点悲悯之心，不应再戏耍她。台湾文化界有识之士也纷纷表示谴责新闻媒体的冷酷和沉沦。
而大陆凤姐，至今仍频频在媒体面前丢人现眼，媒体竭尽所能挖掘人性的丑陋一面。有多少人真正关注到她是一个典型的人格障碍者，需要得到及时心理救治呢?人们在享受“娱人小丑”带来低俗、短暂的精神快感之时，是否看到她在大众集体“审丑疲劳”后，将被所有媒体和哄客们冷酷地抛弃，那时她的精神世界将面临彻底崩溃，她将生不如死。凤姐是“新时代女性力量的象征”，还是新时代低俗娱乐的一个可悲玩偶?
我在三年前曾撰文批判台湾庞杂的媒体群，疯抢着有限的新闻资源，各式腥膻、异色小道传闻，语不惊人死不休，只问收视率，不管社会良心。没想这么快，这一切已同样鲜活地展现在我们每一个大陆人面前。媒体自由尚不足，新闻低俗却无所不及。媒体以猎奇、惊艳、黄色新闻为噱头，以“通俗”和“贴近受众”为名义快步庸俗化。媒体职业道德在新闻娱乐化的背景下急剧滑坡，舆论导向严重偏移。明星代替了劳模，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理论，娱乐覆盖了文化。直至今日，精神病患者闪亮登场，成为大众娱乐的巅峰主角。
如果说，五年前以肢体语言红遍网络的自恋狂芙蓉姐姐，只是表达一种多元化的声音，体现庸众的集体狂欢，并没有直接毁损经典美学和社会伦理；那么，今天精神病患者犀利哥受邀做客电视访谈节目、病态型自恋人格患者凤姐的狂言乱语，持续成为各类媒体社会版、娱乐版的热点新闻，则成了当下中国这个犬儒社会道德崩溃的标志，意味着娱乐媒体责任的边缘化和严重缺失，意味着大众审美向低级趣味的彻底缴械，意味着中国文化和国民道德的可怕沦落。
著名学者朱大可早在“芙蓉姐姐”时代就发出急切呐喊，指出“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做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乐价值”。而受众则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谋，但他们的叫嚣却成了丑角时代的最强音。
今天，中国娱乐依然是哄客的江湖。周星驰式娱乐已经0UT，反讽式话语不再先锋，哄客们不但继续背离精英文化，独立自主地反偶像和反美学，而且以个人快意恩仇取代所有文化审美情趣。道德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与大脑相脱离的感官和肉身上的刺激。公众一方面希望给犀利哥、凤姐这类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一个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但更多的人只是把“精神病明星”当做自己郁闷生活和焦虑精神的调笑品。
中国文化沦落了。在中国文化领域，欲望的满足是解放了欲望，而不是解放了人：欲望的释放是释放了利润和资本，而不是意义和价值。膨胀的诱惑和欲望一如既往，伴随着资本增长的喜剧，像一个活跃无比的戏子，在社会的前台不停地狂舞，成了各种势力(权力、资本、文化)都要强行攻占的领地。越新奇、越刁钻古怪的东西，就越具有商业价值。“新奇”像一条被权力和资本雇佣的疯狗，追逐并吞噬着更为丰富的民众文化实践的意义。文化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责任被权力、金钱和各种利益蒙住了双眼，直到倒地休克。这是对文化创造价值的毁灭性打击。
病态的文化表征，透视出病态的国民心理，更透视出病态的国家和病态的社会。处在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国原已建立的价值体系瓦解，而新的价值体系又没有建立。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普遍心理焦虑感，在中国尤为凸显。西方人的平等自由观念，使得中国传统人伦无处立根，天人合一宇宙观也被西学一扫而空，传统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的失落，导致现代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失落。官场的全面腐败，更使社会风气败坏。
诚如马斯洛所说： “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关于这种状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描述，诸如颓废、道德沉沦、抑郁、失落、空虚、绝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奉献的东西。”
另一角度看，中国传媒业日益与国际接轨，具有娱乐化色彩的新闻，因其有趣、刺激，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受众的从众心理将导致更多的人在媒介中寻找相关的新闻阅听。而由于受众麻木的看客心理，促使媒体绞尽脑汁选题材、找角度、编故事。同时在互动的娱乐时代，媒体利用受众想亲身参与游戏的心理，提供零距离接触话题人物的媒体平台，让受众感受到极大的满足。于是，犀利哥、凤姐、伪娘之类轮番登场，或被膜拜，或被追捧，或被嘲笑，或被唾骂，只要能哗一下大众、取一下媚宠就行。媒体娱乐节目丑态百出，已经到了无耻之地步。
资讯使人焦虑，何不娱乐之。娱乐消遣本不足道，可是当庸俗化成为一种汹涌的趋势，甚至风靡之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找回传统优秀文化，净化社会风气，徜徉在精神乐园里，寻求自我精神境界的超越和升华呢?圣经说得好： “你爱着的人只不过是件容器，你真正需要的，容器里放着的，是你自己!”当我们把精神病患者追捧为社会话题明星，其实我们每一个看客和哄客都已经跻身可怜的同一行列。只不过一个露丑，一个审丑罢了。
世风日下的中国，有多少文化人还会在乎社会公德和良知?当色情、暴露能换取名利时，男人们毫不犹豫掏出阳具进行“写作”，女人们不甘落后扒光衣服换取“名气”。在追逐商业价值时，失落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价值。扪心自问，我们还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多少流芳百世的好作品?羞愧面对“四书五经”，汗颜面对“唐诗宋词”，面对祖先留给我们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瑰宝，我们无地自容。
当我们的GDP节节攀升雄踞世界大国前列，当我们的太空船已成功载人升上太空，我们的文化却在一步步沉沦。我们是否到了该掀起一场精神文明的自我救赎呢?
（摘自《主张——郎遥远锐评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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