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作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
1926年，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引述了美国传教士A.H．史密斯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日译本《支那人的气质》）中的这段话，之后说：“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
其实， “做戏”并非中国人的“专利”，毋宁说，它更是政客的一种“通病”，政界一种流行的普遍“规则”，而不论其国别如何。
曾进入过政界的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就发现了政客们语言和行动之间的巨大落差：“政治并非精神的严肃实践”，“我们的领导人不再区分清晰的界线：他们不再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也不再做他们说过的事情。”(陈卫星、夏榆《德布雷：曾与格瓦拉并肩战斗的人》，2010年6月10日《南方周末》)
那么，最了解同胞的鲁迅，为什么认同史密斯的观点呢?就因为，“做戏”在中国，有一种普泛性，不唯政客而已。大概这倒是一种“中国特色”。国人的脸，他实在已经看得熟烂了，他见过了太多的聪明人、伶俐人、巧人、伪人、巧伪人、伪君子。
与此相关，鲁迅还发现，中国是一个“文字游戏国”，但又最不看重文字，一切总爱玩些与实际相反的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比如史书上记载着唐德宗时的一种说法，叫“税外方圆”，又称“用度羡余”；然而，谁又能猜想得到，这实际上指的是，藩镇巴结皇上进奉市恩的财货呢?
“文字游戏”，也就是“瞒和骗”，言行不一，名实不符，耍把戏玩手段，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说一套做一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本已言语道断，说出了此流人物的本相。历史上，不是有“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小说中，不是有“明里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的王熙凤吗?
做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中国人太爱面子、太重体面，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才弄成了如此这般模样。
史密斯以为，中国国民性之重要关节，便在于“体面”。对此解释，鲁迅也是颇赞同的。在《说“面子”》一文中他写道：“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他还说了个晚清时候的掌故，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礼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让他没面子；洋人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因爱面子、重面子而做戏，实际上，也正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等章节，入木三分地描写了、剖示了阿Q种种可怜亦复可笑的病态人格：在现实中，他虽一再失败、受挫、被辱，但在心理上、精神上，却永远志满意得，永远飘飘然，永远是优胜者。即使浑身上下，只剩下了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他也仍然是洋洋得意的。
鲁迅是把阿Q作为中国人的一种典型、作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刻画的。在阿Q身上，恐怕每个中国人，都会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吧。当年，《阿Q正传》一段一段在《晨报》副刊上陆续登载的时候，不是有许多人看了，都栗栗危惧，担心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吗?可见，鲁迅针砭的这种“国民性”病症，是何等普遍而又沉重啊!
做戏的一面，就是不认真。假如以为“万事是戏”，当然无论做什么，就都可以凑合应付、稀里糊涂，敷衍一番了事。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马马虎虎病”。此一沉疴，怕是也由来已久了。“无可无不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的古哲人早就说过的。
不认真的一个结果，则是什么都不信，无信念，无信仰，无操守，无特操。“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鲁迅称这种人为“做戏的虚无党”。
“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这是鲁迅给做戏的虚无党们勾勒的一幅绝妙的画像。
做戏的虚无党，做起戏来，前台的架子，肯定与在后台的嘴脸，大大的不同。而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他做得像、好看、好玩，也依然能够为其哀乐悲喜，于是彼此相安，天下太平，这出戏就做下去、做下去了。有谁要来揭穿，他们反以为多事，扫了大家的兴。于是乎，这出戏也就得以永远地做下去。其流毒，对于国人、同胞异胞，真可谓沦肌浃髓、余烈悠长。
近几十年来，做戏病更加沉重起来的时候，我想，大约是在“文革”时节。回忆起来，“戴像章”啊，“捧红宝书”啊，“跳忠字舞”啊，“吃忆苦饭”啊，“早请示晚汇报”啊……真个是乌烟瘴气，折腾不已，没有止境。搞得个举国翻腾、神州激荡，一出全民族的大戏、大闹剧，居然以天安门广场，以全国城乡各地、各行各业为舞台，上演了十年之久。
有一回，朋友w问我： “外国电影里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你不能不佩服；而我们中国电影演员，和角色总是隔着几层皮，真叫人气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回答他：“就因为外国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相互混同起来；而咱们这里，老是把做事和做戏搅和在一起，没完没了地做戏，很难有下台卸装的时候，所以，到了真要做戏时，反倒玩不转了。是不是呢?”
普遍的做戏，造就了普遍的虚伪。那效果的遗留，既深且远，着实是令人惊骇的!
新近不是又有“大师”级文人的“含泪劝告灾民”，又有中小学生作文的“普遍说谎”，又有“实话实说不得”的CCTV“实话实说”栏目的关门大吉，又有官员主张“运动员获得金牌后不应感谢父母而要感谢国家”吗？还有政协委员绕口令式的概括：“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云云……诚可谓好戏一出接一出也!
假若说做戏，是因为过于重面子、爱面子，那么，我们的同胞异胞，又为什么如此重面子、爱面子呢?
深究起来，恐怕我们古已有之的礼教道德、精神文明，摆脱不了干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纲常名教、仁义道德，是我们的国学家、道德家所一向颇为自诩，至今有人谈起来依然眉飞色舞的。然而，不能不说，这很多人现在提起来仍膝盖发软的“圣教”，实在不过是一种“畸形道德”!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无非是一味地愚弄、收拾弱者幼者的方法而已，野蛮，苛酷，而且血腥!
说来颇有些滑稽，“三月无君，便皇皇如也”的孔圣人，为驭民者、权势者、统治者所谋划的出色的经济理治方略中，有一副老牌灵丹，就是这一味俨然道貌的道德高调，“君子忧道不忧贫”呀，“君子谋道不谋食”呀，什么什么呀……然而，他老先生曾经“厄于陈蔡”，几乎饿瘪了肚子，却并不饿死，鲁迅说“真是滑得可观”；而他的学生子路，因为相信先生的“君子死冠不免”，结果“结缨而死”。鲁迅以为，子路把帽子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孔子的当了。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地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吧。
被尊为圣人的孔夫子，一方面给自己的言行，立了极烦苛的规矩、姿态，“忠信”啦，“恂恂如也”啦，“侃侃如也”啦，“訚訚如也”啦，“踧踖如也”啦，而另一方面，“瞰亡往拜”哩，“出疆载质”哩，这些最巧的东西，他老人家也都是玩儿得很在行的。
鲁迅说：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而我们的古圣今贤、教育家、政治家、文人学士，却只是一味热衷于鼓吹自己并不遵行，却不负责任地要民众、要弱者、要幼者，都来奉行照办的畸形的道德戒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愈来愈精密，愈来愈苛酷，绝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到了宋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一类严冷之极的话，就都出来了。到了现代，“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种最最革命的言辞，也都出来了。
然而，这种真正能够做到尊奉“天理”，完全彻底地“无私”、“灭欲”的“人”，有谁见过呢?这种恨不得灭绝了人性的训示，究竟有多少人会真心诚意地信奉、遵行呢?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呀!做不到，可以装得很俨然、扮得很入戏，煞有介事，宛如真的一般，“庶几近之”嘛。
于是，在严酷苛刻的教训之下，在道德高调的推行之中，谁要想做有口皆碑的好人物、正人君子、道德楷范，便不能不戴上伪善的面具和脸谱，于是，大庭之中广众面前，国人、同胞、异胞的面孔，也就日渐威严正大、肃穆庄重、装腔作势、岸然道貌起来。久而久之，言谈举止，甚至连咳嗽喷嚏，亦炼成了一副戏子或准戏子的模样。
会上会下，腔调不同；人前人后，两副嘴脸；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些玩意儿，再与功利的“宣传”媾合起来，蔚成一种社会上处处可见的大观，不过，也就更其卑劣无耻，愈加令人憎恶和作呕了。
当看到抢夺女记者话筒的高官，在大会上哇哩哇啦地振振有词、指手画脚，看到贪墨官员赌咒发誓、咬牙切齿地大做特做其反腐倡廉报告，见到年薪数百万的国企老板，口口声声把公民利益挂在嘴边，看到曾经捧鲁迅于九霄之上的学者，忽而又恨不得把他贬之入地，听到削尖脑袋也要挤进欧美国籍的明星，泪花闪闪、不绝于耳地颂唱“祖国啊妈妈啊党啊”的时候，你便不能不失笑了。
（摘自《荒野上的蔷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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