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北大旁听三年，记录了18位学者讲课的风格，展现了他们的风采。我们摘录了其中5位。
周学农: “农哥”淡泊有禅机
据说，周学农先生是哲学系的“四小天王”，粉丝无数，逸事良多。我在北大旁听期间，分别听了他开设的《坛经》、中国佛教史、佛教原著选读。中国佛教史课很受欢迎，属于全校通选，旁听生众多。印象最深的，当数他的《坛经》专题。
周学农先生被人亲切称做“农哥”，虽然内有经书满腹，外有粉丝无数，然而毫无教授习气，始终平易近人，深厚的学养与“农哥”的风范完美结合!
有次我问他，极乐世界是什么?学农先生说，极乐世界里无山、无水、无丘陵，十分平坦。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一般建筑，用杂宝拼凑而成，没有女人，没有地狱、饿鬼和畜生，那个世界非常好，没有痛苦，只有快乐，类似“高级佛学院”。
某日佛经导读课，周先生早早讲完，一看时间尚多，便道：“不如我给你们讲故事吧。话说，我(即周)年轻时最好读《聊斋》，特别向往那种书生正深夜苦读，某个女鬼或狐精就飘进来了的情景。于是，租了个房子，每晚孤身夜读至深夜，等啊等啊，如是良久，终于有一天，门开了，有个女鬼飘进来了!我那个激动啊!仔细一看：唉，是个中老年女鬼。那女鬼看出我很失望，就说：你别这样，要过来的不是我，我是帮女儿看路来的……”
周讲完这个故事，全场皆寒。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三教教室那风吹雨朽的破门，“吱”一声开了……一位美眉探头进来(估计是找位子上自习的)，发现里面在上课，就又关上门出去了。
大家沉默三秒钟，终于撑不住，全场笑翻。
可以用9个字来评价周先生：平常心，本分事，自在人。
周先生不帅也不风趣，穿着带格子的衣服，上课以前总是提前来到教室，先调试好电脑，上完课后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走，很淡泊的一个人。
另有两则传说是：
1.一次佛教史课，有学生交期末作业，一张白纸而已。交时目光如炬，镇定自若曰：“一切是空，故交白纸。”学农师曰：“一切皆空，原应不交。”有意思的是，周带的研究生接二连三出家了。事后，一位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开玩笑说，眼下就业很难，不过有一个办法可以保证吸引社会各界都来关注你，那就是出家当和尚，保准新闻媒体可以报道，学生大笑。
2.某学期禅宗专题课，“农哥”布置大家作文章一篇，充做期末考察。一学生给老师发来一幅图画以充作业。“农哥”回信三个字：“收到了。”哪知同学学禅不到家，过了几天不能放下，给老师复信：“周老师，不知道我的作业行不行?”“农哥”答道：“不问则可，问则写。”
周学农讲课的文字，被称作“农哥语录”，在网络传播，现摘抄几句，感受一下他的魅力：
★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分别代表佛教里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第二代领导核心、第三代领导核心。
★本科的四年要懂得给自己造一个留白的生活，拿来认真读几本书。书读到最后，消于无形，全在变化气质。
★少上课。多看书！
★我现在站在这里跟你们讲授佛教道义是不是你认为它是对的，就是“皈依”，我们不妨打个比方：一个人走在细细的钢丝上，你赞叹“哇，太厉害了!”这是“皈依”吗?不是。
你要说：“请你把我抱过去吧。”皈依，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
陈平原：“脱离实际，闭门读书”
陈平原先生的课，在北大是出名的受欢迎。
研究生的讨论课，有本科生来蹭座；限定本专业的课，赶不走跨专业的学生；选在小教室的课，不得不搬到大教室；教室里的位子提前被抢占一空，正点来的学生，便只好坐在窗台上、地板上。
陈先生是广东人，说话带有方言，把1927年说成“一九饿七年”，不过先生讲课心无旁骛，气定神闲，专心致志，丝丝相扣，记忆力惊人，口若悬河，思维敏捷，见解独特，低回婉转，余音绕梁，台风很好，一气呵成，知识广博非一般年轻学者所能做到。尤重学术的趣味，写得一手好的学术随笔，难得的是他对于 “北大旁听生”十分关注，令我深深感动。
陈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介书生，“爱书成癖”，天生就是一个爱读书的种子。他说：“真正的读书种子就是将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觊觎在书中获得一些现实的利益。”陈先生在广州演讲时批评目前的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公开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
最先知道陈先生的名字是读了余杰的文章。余杰在文章里把陈先生描写成了一位风流才子。亲眼目睹，才知道陈先生乃是一位平和的学者，与“风流才子”无关。
陈先生在课上大谈在现有学术体制下学术训练的必要，他说北大的学生不屑于规则性的东西，大部分很有才华，然而缺乏实际训练。北大的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刚进去是天才少年，最后毕业变成问题少年。为什么呢?陈先生反思道，做学问太有才气的不行，太笨的也不行。北大的学生不缺乏才华、想象力和境界，缺乏的是学术规则的训练。四年下来，北大学生中优秀的比任何高校都优秀，差的比任何高校都差，差距很大。北大的好处在于，给天才留下空间。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陈先生着力训练学生怎么从事学术研究，大到如何选择角度、资料收集、引文、注释、参考书目、学术道德，小到台风、演讲、语气等等，陈先生一一细心指出，他告诫学生不要没学会行就学飞，要学会听、学会学、学会表演，要先进入学术境界再发挥。
多年来，陈平原先生一直保持着学术著述和散文随笔两种文体的严格区分，自称在专业治学的基础上，有些人生感慨和社会思考能通过小品文字略为宣泄，借此保持一种“人间情怀”。陈先生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人生、关注着社会，所谓“读书、写书之外，他以揽胜、访古为乐。是时：或春日，听群鸟低唱；或夏日，观红日喷薄；或秋日，踏风中落叶；或冬日，观星河浩茫”。
陈平原先生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弘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里他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关注的是“学术”，即便关心现实问题，也仅仅出于“人间情怀”，并对学者“越位”强烈的入世心态进行嘲讽。他认为这100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没有人愿意且能够“脱离实际，闭门读书”。
李 零：“敢得罪所有人的独立思想者”
第一次聆听李零先生的讲课，猛然一惊道：“北大竟然有如此奇人?”在北大学者群里，李零先生属于那种难归类的一种人。新与旧，自由或保守，左派与右派，这些词儿套到他身上，都显得不合适。李零先生批判传统文化热，批判美国，既反左，又反右，还反中。在他身上，有一种精神的聚合力。李先生的思想独立，性格倔强，不媚中，不媚西，不媚权威，不媚朋友。有人说他是“敢得罪所有人的独立思想者”。
这些年，李零先生一直在北大开经典阅读课，引导学生读他所说的“四大经典”：《论语》、《孙子兵法》、《周易经传》和《老子》。
李零先生告诫说，讲经典，就是引导人们读原典，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老老实实地读。读经典要读原文最好，读别人的注解最多只能稍微作为参考，不要先入为主。李零充分发挥了自己古文字学和古文献研究成果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竹简的新发现，将自己的研究心得结合起来，查考词语，考证疑难，梳理文义，进行文本细读。然后，又以《论语》中的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再以概念为线索，横读《论语》。这样，通读、细读，又横读、纵读，听他课的学生，读过来读过去，硬是要把《论语》过它四五遍，这才叫读经典，是真读，实读。难怪就连钱理群先生也说:“北大学生能听李零先生讲课，是非常幸运的。我真有点羡慕他们。我在读大学时就没有这么认真读过，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李先生说，要理解现代文化气候，至少要回溯到100年前的历史。现在知识分子是一片声音，都鼓吹复兴传统文化的风，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历史上老百姓是不看《论语》的。于丹讲《论语》是愚弄老百姓，知识分子鼓吹孔子是愚弄领导。必须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不要把希望放在对传统的纠缠上。一些学者打着所谓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贩卖文化假货，是给传统文化抹黑。不要把传统文化搞得过于离奇，什么汉公羊、康有为、程朱陆王的，都抬出来了，明摆着不是搞君主立宪吗?要搞政治就光着屁股搞，中国的问题不是传统文化所能解决得了的，古书的作用没那么大!
下面是李零先生的语录，这类精彩的话他张口即出，咄咄逼人：
★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煽情传统文化不是爱中国而是害中国……
★现在能写好文字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文字已经差不多纯然堕落成为表达的工具，而且是次等的表达工具。
★造反的结果是，只有一部分动物先富起来。革命把猪变成人，其他动物还是过着悲惨的生活。
★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给当下的传统文化热泼冷水，让大家冷静。这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针对近二十年来的虚火中烧。
★孔子热、传统节日热、传统服装热、祭拜炎黄热在我看来全都是病，是病就要去医院看，可是有些热衷于这些“热”的人说是好事，我说不是，这不是爱中国，而是害中国。而且不客气地说，大师比普通的布道者要负更大的责任。历史告诉我们，愚民从来不是好事。
★我对这种“学以致用”的观点很不赞同。那些生活领域的问题为什么要靠哲人的思想来指导?经典不是实用的工具……文史哲最忌活学活用，这些东西高屋建瓴，没有层次转换，根本不能用。
★传统文化都不能救中国，就像100年前一样。现实的问题总要在现实中解决，不能放在眼前说天边。孔子不是软实力，老子也不是软实力。
钱理群：我们的“老钱”
北大中文系师生习惯于称钱先生为“老钱”，我也喜欢这种称呼，感觉亲切。
从1985年走向讲台给81级的学生讲鲁迅，到2002年正式退休，钱先生在北大连续给22届的学生讲了17年的鲁迅，其中还不包括给研究生开设的鲁迅、周作人研究的专题课。与其说钱先生是“研究鲁迅”不如说是“拥抱鲁迅”。在北京大学，以至整个日益功利化的中国大学校园里，钱理群先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注定是个异类。
关于钱理群先生的讲课风采，曾经有听课者回忆道：“老钱擦完黑板并不将黑板擦放归讲台或者黑板支托，而是拿在左手，同时右手也捏着粉笔，继续激情澎湃、滔滔不绝地讲课。他双手不时在空中舞划着，这样一堂课下来，纷纷扬扬的粉笔灰落在他的头上、肩上和脸上，和他流出的汗混合在一起。不用说，老钱对一堂课的付出是很多的，而得到的回报是下课时的热烈掌声。”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女士称钱先生是中文系几级学生共同的精神导师，她这样回忆听钱先生讲课的情形：
教室照例被挤得水泄不通，连窗户上都“挂”着人。讲演快开始时，通道的人群中闪出一条缝，有人说：“钱理群来了。”我朝教室门口望过去，只见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踉踉跄跄地挤进来，脑袋硕大，头顶半秃，衣服好像也蒙着一层再也洗不出来的土灰色……
钱老师有话剧演员的天赋，他的嗓音低沉而浑厚，即使不用麦克风，声音也可以灌满一个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钱老师的讲课也极具表演性，手舞足蹈，头上冒着蒸气。这情景简直像一幅漫画，很多年以后，一些看过的朋友还会提起。当然，真正打动听众的是心灵深处的震撼和交融。那不是一个优秀演员的投入性表演，而是一个激情燃烧者的自我呈现。听钱老师讲课不是如沐春风，而是如浴圣火。他的声音里确实有一种魔力，能对人产生“催眠效果”。每次听完他的课，我都有种感觉，好像从剧场里走出来。但我并不觉得他营造的精神世界不真实，而是觉得现实的世界太涣散了。
孙郁先生说他读钱先生的《心灵的探寻》时，感觉调子是惨烈的、悲怆的，也多少染有苦行僧的色泽。然而日常生活的他，却儒雅得很，与苍凉的韵致相距甚远。孙郁先生说他读钱氏描绘“鲁迅式”知识分子的论述，可以感到他内心的激情。并感叹道：“今后的大学讲坛，像他一样激情四射、颇有信念的老师，很难见到了。”
王 博：有哲学天分的人
据闻，王博先生少年聪慧，15岁就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在北大读书10年，毕业后在北大任教，是易学大家朱伯崑先生的学生。他讲课爱用比喻，充满智慧的洞见。给我的感觉是，他悟性极高，是一个具有哲学天分的人。王博先生曾说过这样的例子：
哲学系有冯友兰还有张岱年先生，他们都活到九十多岁，说活到最长久的是哪个系，一定毫无疑问是北大哲学系，他们为什么能长寿?因为他们能装糊涂，他们有装糊涂的本领。再给各位举一个例子，一个滑头的哲学家怎么来保护自己?各位当然知道反右了，反右有一个指标，北大哲学系当时内定冯友兰是右派，但是毛主席说我们不能随便给人家摁住。冯先生老奸巨猾，他当时知道什么意思，当时党委找冯先生，说冯先生你对我们党和社会有什么意见吗?冯先生说没意见，问了三次都说没意见。你说真的没有意见吗?如果真没意见他就是傻瓜了，冯先生经过了多少人世间的沧桑。但是他知道如果他提意见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这时候他并不想当所谓的钢铁战士，不想当挡车的螳螂。因为你只会成为人们的笑料，这时候生存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大的智慧，所以他就选择不说话。我们说嘴功能第一吃饭，第二说话，第三是kiss，但是嘴巴最重要的功能是关和开，尤其是关，关就是闭嘴。其实闭嘴是装糊涂的重要表现。我们很多人经常憋不住，遇到一个事情非要显摆，非要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你自以为知道，结果你变成最笨的人。你这个人就很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品。所以有时候沉默比说话要显得更有智慧。此时无声胜有声。
王博先生毕竟是研究过庄子的，他懂得庄子精神的深邃。表面上看来冯先生活得窝囊，没有尊严。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尊严是别人给的吗?尊严能依靠抗争获得吗?特别在那样一个荒唐扭曲的环境里，对外抗争能解决问题吗?依我看，冯先生就像庄子一样，根本就是不动心。这是对荒诞命运的承认，从而彻底放下了自己。
（摘自《北大偷学记：一个民间学人的北大三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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