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叔叔费孝通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前往南宁祝贺和慰问，他要我一起去。庆典结束后，代表团分五路到广西各地慰问，叔叔率队走桂东南一路。
出发去广西之前，宗惠（叔叔的女儿）对我说：“这次爸爸打算去梧州和六巷看望同惠妈妈，到时候请你特别注意一下爸爸的情绪。”我知道，叔叔大学毕业时，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广西瑶山作实地调查，中途出了事故，王同惠被安葬在了梧州。梧州和六巷这两个地方与叔叔有着特殊的关系。
15日抵达梧州的时候，我想起宗惠交代的任务，就特别提高了“警惕”。但是我看叔叔仍然和往常一样平静、安详，只是在休息的时候显得神情肃穆，若有所思。
第二天下午，天高云淡，12月的广西还很暖和。我和张勤(费宗惠女儿)陪着叔叔来到梧州市郊白鹤山拜谒王同惠墓。白鹤山上，在向阳的一片坡地上，青松翠柏间，矗立着一座两米多高的墓碑，四周石柱环绕，铁链相接，墓碑上面镌刻着叔叔手书的碑文，墓地虽不大，却显得庄严、肃穆。叔叔缓缓地沿石阶拾级而上，来到墓前，默默地献上鲜花，鞠躬，伫立了几分钟。碑上刻着：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同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瑶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误入竹林，通误踏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1935年6月，叔叔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史禄国老师要他在国内作一年实地调查后，再出国留学。恰好此时广西省政府有一项研究苗、瑶、侗、壮等特种(少数)民族的课题，经吴文藻老师的斡旋，广西省政府同意叔叔到大瑶山调查瑶族的社会情况。当叔叔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恋人王同惠的时候，她当即表示要一起到瑶山去，她的愿望得到了两位老师的支持。为了路上方便，两人决定结了婚再走。
8月18日，叔叔和王同惠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临湖轩是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因为王同惠是基督教徒，所以特地请司徒雷登做证婚人。
婚礼过后，他们回家乡看望父母，并在无锡太湖鼋头渚住了几天，然后经上海、香港，再折回广东，进入广西，抵达南宁。从南宁再向前，道路越来越难走，先是可以乘车，后来只能骑马、坐轿，最后只得徒步爬山。10月21日，叔叔和王同惠从离瑶区25里的百丈村出发，走了一整天，终于进入大瑶山里的瑶民村落。
进山后，他们按计划先在花蓝瑶聚居的地区进行调查，然后来到古陈一带的坳瑶村落。11月16日，完成了在古陈的工作后，他们向下一个茶山瑶的调查地点罗运转移。当走到五指山冲口一块大石坂时，两人停下休息，等起身再赶路时，发现向导已先行走远。两人急忙追赶，山道崎岖曲折，哪里追得上。崇山峻岭中夜幕很快降临，在一处岔路口，两人慌不择路走错了方向，摸索着来到一片竹林里，见前方有一似门的建筑，以为离村子已经不远，想去查看一下，没想到当叔叔推开“门”，脚刚迈进去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木石齐下，把他的腰砸伤，一条腿被压住。原来这是瑶民设下的捕虎陷阱。在危急中，王同惠奋力把木石搬开，将叔叔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出林求援。没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熬过寒冷的漫漫长夜，拂晓，叔叔奋力爬到一处开阔地，见到一头牛，知道一定会有人来找，于是就在旁边等候，果然被出来找牛的村民盘妹暖发现。她见地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戴着眼镜的人，以为是前天从这里飞过的飞机上掉下来的，由于语言不通，不管叔叔怎样打手势，盘妹暖还是被吓得跑回村里，约了放牛的伙伴盘公全、盘公货三人重又回来。几经周折，叔叔才被背回下吉陈村，可是大家还是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幸好此时有一个做生意的汉人在村里，叔叔连说带写，经这个生意人翻译，大家才知道了叔叔的身份，并且得知王同惠失踪了。于是古陈头人立即下令，全村16岁以上男子全部上山寻找。第七天，人们终于在一处山涧急流中，找到了王同惠的遗体。王同惠牺牲的那天，同叔叔结婚才108天……
王同惠牺牲令叔叔悲恸欲绝，甚至要同她一起“走”。他把进山时带的药，全都吞了下去，还喝了一瓶用作消毒的酒，“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然而上苍没有接纳他。
王同惠的遗体抬回下古陈村后，村民拿出15丈土白布包裹遗体，各户还捐了东毫两毫钱，并按照瑶族风俗，为王同惠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第二天，村里派四人抬了王同惠遗体(各发东毫100毫)，四人抬着叔叔(各发东毫50毫)，自下古陈翻山，到达桂平县江口圩，然后将遗体装棺下船。轮船到达梧州，安葬在梧州市一处基督教墓地。当时，叔叔伤势很重，一干事务皆由友人代理，他写的悼文，亦托友人刻碑，立于墓前。
叔叔伤情日渐恢复，开始着手整理和王同惠一起在瑶山收集的资料，撰写《花蓝瑶社会组织》。他要用这本书来纪念妻子，他说：“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时间流逝，一转眼，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换了人间。
叔叔在上世纪50年代反右时，横遭打击，没想到这一击竟然也打中躺在梧州地下的王同惠。当时梧州当局认为王同惠是右派分子的老婆，这个墓地是万万不能存在的，必须铲除，于是做出了“扒坟”的决定。此时叔叔已是众矢之的，不可能跑到梧州来处理王同惠的遗骨，正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位叫张文芬的年轻妇女，自告奋勇代为收殓王同惠的骨殖。
张文芬是谁?一个与费家既不沾亲又不带故的女子，为什么会对王同惠墓这么关心?甚至不惜冒着政治上受牵连的危险，主动来收殓她的遗骨?
原来抗战时期，张文芬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离她上学的学校不远，有一座教堂，是一处绿树成荫、幽静美丽的地方，放学后张文芬和同学经常到那里玩，王同惠就葬在这教堂的墓地里。张文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教堂的两位外国传教士很熟悉，从两个传教士那里张文芬知道了这个墓地的来历和王同惠的一些事迹，心里充满敬仰。
这时抗日战火已经蔓延到梧州，日寇飞机不时会飞来扔几个炸弹，两位传教士不得不离开梧州回国，临走时要张文芬替他们照看王同惠的墓地。一天，张文芬和两个同学又来墓地玩耍，正玩得高兴，突然遭遇日本飞机的空袭，四周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日本飞机来了，快跑!”张文芬喊了一句，撒腿就跑，没想到刚跑了几步就被什么东西绊倒，重重地摔在地上，就在这一刻，一颗炸弹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两位跑在前面的同学不幸被弹片击中，丢了性命，而她却因这一跤，趴在地上而毫发未损。事后，她看到绊倒她的，正是围在王同惠墓地上的铁链。信奉基督教的张文芬一家认为，是因为得到了王同惠的护佑，小姑娘才逃过这一劫。从此，张文芬更加认真地担负起照看王同惠墓地的责任，十多年不间断。这期间，她一直关注费孝通的信息，终于与费孝通取得了联系，时有书信往来，但是一直未能谋面。
当张文芬知道有人要扒掉王同惠墓的时候，就顾不得什么政治压力，自告奋勇出来收殓王同惠的遗骨。她说，那天她从墓顶凿开的一个小洞口下到墓穴里，看到王同惠的遗骨很完整，就小心翼翼地把骨殖收拢来包了一包，经费先生同意火化了，后来托人将骨灰带到了北京，交给费先生。叔叔将同惠婶婶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的老山脚下。
张文芬说，那时候她也不清楚费孝通是什么人，后来虽然知道费孝通被打成右派分子，但是觉得他和王同惠都是好人，照看王同惠的墓、收殓她的遗骨，都是按照“主”的旨意去做的。
王同惠墓被拆毁后，那块墓碑也不见了踪影。
“文革”期间，梧州市第五中学的邱艾军老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强迫“劳动改造”。1970年的一天，他和几位“劳改”同伴到学校附近的山边挖土，无意间挖出了一块白玉石碑，仔细一看，碑上刻有费孝通悼念王同惠的文字。邱老师上大学时，曾经读过费孝通的文章，对费孝通有所了解，他被石碑上的文字所感动，心想一定要把这块碑保存下来。但是当时打砸抢盛行，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费孝通又是有名的大右派，如果搬回住地，让“红卫兵”知道了，结果不难想象。邱老师犯了愁，后来转念一想，这些红卫兵小将文化程度不高，知识浅薄，不一定会知道费孝通是什么人物，即使看到这块碑，也不懂得它的价值。于是邱老师就把墓碑抬回自家院子，“随意”放在一个角落里。正如邱老师判断的那样，这块石碑的确引起了一些红卫兵的注意，但是，因为悼文是三十多年前写的文字，又没有标点，这些年轻人不会断句，读不懂碑文的意思，对费孝通也懵然不知，看了以后就不再理睬。这样，墓碑在邱老师家的院子里静静地躺到“文革”结束。
1979年，邱老师的夫人刘志鹏在英文版的《中国建设》上，看到费孝通写的《重访大瑶山》，文中记述了王同惠在瑶山牺牲的情节。于是邱老师夫妇致信费孝通，并附上用铅笔拓出的碑文。不久邱老师收到回信，信中说：“我早应给你复信道谢，你给我寄来用铅笔拓出的墓碑，所费的时间和劳力是相当多的，使我很过意不去……拜托你照顾此碑，也是我的一桩心事。”后来刘志鹏出任梧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经她提议，梧州市政府在白鹤山上重新树立起王同惠墓碑。
另外值得宽慰的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叔叔和张文芬两人终于有机会在广州见面了。这时张文芬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如今她移居美国，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摘自《我的叔叔费孝通》，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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