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这是一个乡下人18岁前的私人纪事。作者说：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只想获得“和我一样在乡村长大的70后的共鸣。我们这代人，正经历着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

    范进中举原是这般

    1989年7月7日开考的前一天，姐姐特意请假从乡卫生院赶来，当时她怀孕已6个月了，挺着个大肚子为我做饭。姐姐的厨艺很好，那几天我吃得香，睡得也香。直到我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后，有一次闲谈，母亲才告诉我。那时候成家不久又马上要抚养孩子的姐夫姐姐，窘迫到极点，15号才发工资，他俩兜里连5元钱都没有。为了不影响我考试的发挥，在我面前两人一点也没有流露出焦急的神色。姐姐找到一位邻居说，我弟弟明天就要考试了，我得为他做点好吃的。如此她从邻居那里借了10元钱去买肉。

    一般的复读生，考试时心理负担比应届生重，而我在7月7日走进考场，第一场考试拿到语文试卷，粗粗浏览一下，便吃了个定心丸。几乎所有的试题，都相当有把握。特别是作文，可以说超水平发挥。那年的作文试题是让考生代写一封信：一位考生喜欢历史，填报高考志愿时想考大学的历史系，而他父母认为历史系不好分配，没有前途，一定让他填报财经类专业。他很苦恼，你作为他的朋友，给他写一封信劝导。

    用老家的话来说，这样的题目简直就是进了我家秧田了。——每家用来育秧的田，一定是最肥沃，产量最高的。我借这个题目大大浇了自己的块垒。当然，作为善于揣摩命题老师心态的我，先要在道义上摆出一副正确的态度。高考文章，基本上就是现代八股文，要写好，首先政治上要无比正确，要有点现代版替“圣人立言”的味道，也就是说高度要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社论看齐。但光这样还不行，还得有文采。两者都有了，基本上能得高分。而我在这二者之外，自得的是书法还过得去，因为心态好，前面的题目很快做完了，作文写起来很从容。用不错的行楷一笔一笔写完，连一个涂改都没有。——也算是现代“馆阁体”吧。

    那年高考语文题目，老师的普遍评价是很难，那些平常语文成绩好的考到八十多分，就相当不错了。而我那年考了113分，全市九县三区语文成绩第一，这一门，就拉下多数考生几十分了。

    有了第一场语文考试的超水平发挥垫底，后面的考试就一顺百顺了。那一年，对我而言，真是国家不幸个人幸！

    考完回家，我心里虽然暗自高兴，但不敢表露出来，因为我不知道别人考得怎么样，考虑到今年十分特殊，招生数肯定大幅缩减，又不免担忧。

    高考虽然完毕，但湘中农村最残酷的考试还在等着我，这就是“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顶着大太阳，站在发烫的水田里收割稻子，过两天又得把水田犁耙好，插上秧苗，这是迄今为止我认为最累人的活，现在让我想起“双抢”的往事，仍心有余悸。那一年暑假，更是特殊，以往要请假回来干活的姐姐怀孕了，显然不能下田，哥哥在外当军官，我和弟弟当然就是最主要的劳力了。

    大约是7月2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我和弟弟刚回来，疲惫之极，又因琐事和父亲吵了两句嘴，晚饭都不吃，脚上的泥巴没洗干净，就躺倒在床上。刚要睡去，外面喧哗，一位本家叔叔大嗓门嚷着来找我，让我快起来。

    我爬起来从里屋走出，他面带笑容地说“恭喜恭喜”。他刚从县城办事回来，碰到我姐夫，我姐夫从学校里看到了我高考的分数，让他捎口信给我，说考得相当不错，让我明天马上去县城，等待录取分数线下来后即填志愿。6门课满分640分，我考了520分，由于上个学期参加全国高中生作文竞赛获得的三等奖，还能加10分。我揣摩着这样的分数，考一个重点本科是没一点问题了。

    那一刻，我觉得屋里15瓦的电灯，散发的光芒是那样明亮，连日来所有的疲劳一扫而光，我知道这530分对我意味着什么。从此，我再不是山沟沟的农民，我告别了祖祖辈辈在田里耕作而仅仅维持温饱的命运。我感觉到这18年来，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幸福感，让我有点晕眩！以前读《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疯了的那一段，还不太了解。这回，我实实在在觉得范进确有疯掉的理由。

    不但我，我的父母也脸上笑开了一朵花。母亲马上去做晚饭，那天的晚餐格外丰盛，父亲说，喝了这么多年的酒，这餐饭的酒格外好喝。

    几天后，分数线划定。受时局的影响，那年招生大幅度缩减，全县文科上重点本科的不超过5人，我算上加分，超过了20分，算是最有把握的。

    县招生办主任和我那位在县城工作的叔叔是故交，填报志愿那天，他带着我去招生办，咨询那位主任。在招生办，我碰到了青梅竹马、同学11年的桃红，她那位著名的“状元”三哥陈飞带着她来填志愿，她只上了大专线，最适合选择的学校几乎就是邵阳师专。已经有差不多六年没见到陈飞，昔日乡下伢子的形态，在他身上没有了一丝一毫，举手投足间，他有一种让人艳羡的气质。我想，几年后我也会是他那样子。我向他咨询能否填报他所在的北京大学。他说，往年你这个分数差不多，今年我不建议你填报，一是北大今年招生不到往年一半，还有，所有学生得军训一年，读五年才拿到本科文凭，不划算。他说，你得读一所有历史的综合性大学。

    招生办主任对我叔叔说，保险起见，我看兰州大学不错，这个学校的学风好。这番话，很合我的心思。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长篇小说《千古之谜》，作者杨镰并不是个很有名的文学家。这部小说写的是一批考古系的学生在新疆大漠中发现英苏古城的故事，很吸引我，我也幻想着去西北大漠中探险、考古。而兰州大学是第一批重点本科中最靠西北的一所大学，很遗憾，那一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停止招生。于是退而求其次，所填的专业中第一是新闻系，第二是中文系。我想，当不成历史学家，那就当记者吧。

    凭我的分数，被地理条件较差的兰州大学录取，我想几乎不会有什么疑问。于是，回家静等录取通知书。

    遥远的兰州，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在家中蛮有把握地等候录取通知书。可到了9月4日，通知书还没到。我着急了，往年这时候各大学都开学了，就算今年特殊，高校推迟开学，也不至于到这个时候还接不到通知书。难道出了某种灾难性状况？我不敢多想，和父母说了一声，立刻辗转了一上午去了学校。

    教导主任见到我大嚷，亏你坐得住，录取通知书在学校都躺了半个月了!那时候没有电话，无法通知我家，我姐夫在县城，也忘了及时来学校问询通知书的事，而学校不敢再托邮局转送，县城到乡间送一封信，20天后收到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最保险的就是坐等考生来学校取录取通知书。

    真不可想象，那时候的我是如此迟钝，拿到兰州大学那份附有大喜报的录取通知书，是被第二志愿中文系录取了，没能进新闻系，倒不是太在意。那时候只要能有一个大学读，管他什么系什么专业!一看报道日期：9月10日。我惊出一身冷汗，太紧张了，不知道能否赶得上开学。

    原本想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请曾老师吃顿饭，再和同学们告个别，现在都来不及了，当务之急是回家办各种手续。

    那一年兰州大学开始实行公寓化管理，不用置办被褥，总算省了好多事。我的父母以及多数亲戚不知道兰州具体在哪个地方，只隐隐约约知道在很远的西北，那里天寒地冻，一年到头没饭吃——他们只认为吃米饭才算吃饭，面食只能算零食。姐姐用几个夜晚给我织了一件厚毛衣，母亲让我带上哥哥从部队寄回来的一件军大衣。

    办户口和粮食关系迁移，一切都很顺利，从村到乡，办事的人在星期天照样为我开绿灯，加班办好手续。而且都恭维我母亲：你四个崽女，已经有三个吃了国家粮。哥哥姐姐出去了，老小肯定也不会在家当农民的。你好八字。母亲很自豪，笑着说几句谦逊的话。

    将行李置办好，迁移手续办完，已是9月8日了，必须马上动身。哥哥远在桂林，送我去上学的只有我姐夫了，我姐夫也没那么多假，只能把我送到郑州，余下西去的路，就得我一个人走了。这18年里，我除了去过两次邵阳市，就一直待在这个县。

    我一共带了700元钱，母亲把7张100元的票子，缝在我的短裤里面，鼓鼓囊囊地贴近裆部，极不舒服。但这是最敏感的部位，保险。

    走出家门时，母亲含着泪，她看到矮瘦的我，还像一个没长成人的娃娃，担忧我一个人在外，碰到危险怎么办？但我毫不在乎，说你们不用担心，相信我出去不会吃亏的。

    在邵阳，我和姐夫上了火车，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墨绿的车厢，墨绿的座椅。我坐下来，又站起来，然后再坐下来，试试硬座的舒适度，对面一位中年人很鄙夷地看着我，看出来这是一个乡下伢子开洋荤。我被看得不好意思了，遂老老实实坐下。火车启动了，我心飞起来了。在老家长到18岁，就是为了这一刻离开她，去大城市。以前坐过火车的姐夫提醒我，注意对面火车错车时，会觉得速度特别快。果然，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什么是“风驰电掣”。

    在长沙火车站，我和姐夫第一次中转。在郑州，我独身上火车西去，车到兰州，已是9月13日上午11点，经过三天两夜的颠簸，我毫无倦意，背着随身带的行李，走出车站，我知道自己迟到了，不会有从学校来接新生的学长，又怕受骗，不敢问路人去兰大坐哪趟公共汽车。从录取通知书附带的示意图上，好像火车站离大学不远，这点路对走惯山路的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我顺着天水路往北走，不到半小时，走到兰大的校门前。校门很简陋，和我的想象相去甚远。我进了校门，心想报到已经结束了，先找到我住的宿舍吧!

    于是我找到了7号楼，问到了中文系的宿舍，敲开了303号的门，看到几个人坐在床上聊天。问：我是来报到的新生，这屋还有床铺么？

    一位头发稀松的哥们儿(他是我们303四位中文系同学中的大哥老武)慢悠悠地说：“全班的男生，就剩一个湖南的学生没报到，他是这个宿舍的。”

    “我就是那个湖南学生。”说完，把行李一扔，顾不得洗脸打招呼，看到我的床铺在靠门的右手下铺，被褥齐全，于是就躺上去，一下子睡着了。

    不知过了几小时，我被叫醒，班主任李老师来了。他看到我，一块大石头卸下似的轻松，说你总算来了，系上很担心，以为出什么问题了。来了就好，马上跟我去办入学手续。

    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我终于进了城。

    后 记

    我进城前的那些故事。到1989年9月算是讲完了。然而，对我而言，融入城市，却是一个不短的过程。

    严格地说，进入那所黄河边的大学，还不算是真正进了城，因为校园虽然在都市之中，然其自成体系，和整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并无太大的关系。如果硬要说进城，顶多是进了瓮城，而内城的大门依然紧闭，无法看见城里面的人物与风景。大学四年，算是成为城市人的“预备期”吧。

    我的正式进城生涯，应该从1993年6月底，拿着毕业证书和派遣通知单走进北京的那一刻算起。

    离酷热的7月还有几天，兰州至北京的76次特快早晨5点多停靠到北京站(当时西客站还未建成使用)，我和一块分到位于酒仙桥某企业的一位同校毕业生，拿着行李，拖着疲惫的身子，挤上了环线地铁。从东直门地铁口出来的时候，才6点30分左右，记得那天是星期天，街上的行人很少，只有环卫工人还在忙碌着，风吹起来有丝丝凉意，我俩觉得很舒畅，刚把行李放下，准备稍微歇息一下，再去找401路公交车。这时候，一个40岁左右的汉子走到面前，拿一个本本在我俩面前晃了晃，说他是警察，要检查我们。

    我俩惊愕地相视一下，有点懵了，刚离开校园尚存一点天之骄子的优越感，第一次来北京，而且是作为这座城市的新市民而来的，就碰上了传说中的便衣警察。那位同学比我还拙于言辞，我连忙解释，我俩是某某大学毕业分配来京的，现在赶去报到。我记得那位便衣很不耐烦，手一挥，说：“甭废话，我没工夫听你解释哪来哪去，拿证明身份的证件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听到京腔。我只得打开行李箱，翻出被我视为命根子的派遣证，连同身份证一起递上去。警察接过来，用眼乜了一下，再翻了翻眼皮，看了我俩一眼，将派遣证和身份证扔到打开的箱盖上，一言不发就走了。

    等那位便衣走远，我俩瞅了瞅自己这副形象，心想难怪招惹警察了。两位营养不良的农家子弟，发如乱蓬，两晚一昼没洗脸，满面烟尘之色，酷似作案外逃的流窜犯。

    当我们坐上从东直门首发的401路，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又被狠狠地踹了一脚。尽管我俩瞪大眼睛看明白这趟车在公司所在地即陈各庄有一站，但初次进京，总怕出差错，我买票的时候——好像是一毛钱买一张两指宽的绿条车票，特意问售票员：请问这车到不到陈各庄？这位四十来岁的胖大婶很不屑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识字呀？刚才不会看站牌？”一所名校中文系的毕业生，受此奚落，情何以堪呀。因此，她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刺耳，似乎舌头被开水烫过一样，伸不直，而音节混混沌沌地串在一起，一咕噜就从闸中放了出来。

    这是我进京，或者确切地说，进城上的第一课。

    在北京这座城市里我已经生活了18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18年内，我真正把北京当成自己的城市，无论我出差到何地，哪怕回湖南老家，待的时间只要超过一周，我就强烈地想念北京。不管什么季节回京，一旦踏上北京的土地，闻到沙尘暴刚过的土腥味，或者是夏日槐花香，初秋沁人心脾的青草味，或者冬天晚上感受到凛冽的北风抽打在脸上，我的心就立刻安宁了。

    2011年1月，我去东城某派出所为新生的儿子上户口，看到户口本上他的身份证编号是“110101”开头，他妈妈感慨，他爸他妈的身份证编号永远是外地的了。我们夫妇俩奋斗二十余年，才取得一纸北京户口，难道就是为了生一个故乡是北京的孩子？我以为这至少算目的之一吧。他不会再有赤脚走在田埂上的经历了，他可能不会说中国任何一种方言了，也不会有挤进城市的那种压力了，这是他们这代人的幸福吗？是，也不是。

    （摘自《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