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遭受袭击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我身在科勒尼海滩网球度假村的套房中。大约上午8点左右，我开始听取《总统每日简报》。《总统每日简报》的内容包含高度机密的情报以及对地缘政治深入的分析。这段时间也是我一天当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内容包括俄罗斯、中国以及位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暴动情况。
听取简报之后，我们动身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以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下车后，在我正走向教室的时候，卡尔·罗夫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由于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楼。随后赖斯给我打来电话。我在一个教室里通过一条机密的电话线路和她进行交谈，这个教室当时已经被改造成一个通讯中心。赖斯在电话中告诉我，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
我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或许是他突发心脏病吧。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之后让白宫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写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工作。
之后，我走进二年级教室，老师正带领学生们做阅读练习。几分钟后，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安迪·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这些无辜的孩子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看到教室后边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和寻呼机查看新闻。这时，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话，会吓到孩子们，而且也会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恐慌。
阅读课还在继续，但是我的思绪早已飞离教室。谁会干出这样恶毒的行径？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
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他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教室，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在安迪进入教室7分钟后，我回到了之前的房间，有人在那里放置了一台电视机。当电视机用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时，我看得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我要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我们一定会把袭击者绳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尽快返回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我接着说道。在演讲结束时，我提议为殉难者默哀。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通过车中加密电话与赖斯通话。她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这架是预谋撞向五角大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忖着她的话。之后，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
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一会儿。我的心情可能和大多美国人是一样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之后会有时间哀悼，会有机会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但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在那样一个上午，我总统任期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在国家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保护人民，维护自由。
空军一号迅速飞至45000英尺的高空，这一高度要远远高于正常的飞行高度。在高空中，我打电话给迪克·切尼，他已经被带至位于地下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PEOC)，因为特勤局觉得可能还有一架飞机会撞向白宫。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将在空中决策，并依靠他在地面执行。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机组，被指派拦截无响应飞机。三十多年前，我在得克萨斯州空中国民警卫队时曾驾驶过F-102，并受训做空对空拦截。那时候，我们认定的目标是苏联轰炸机。而现在，目标则成了满载着无辜乘客的民航飞机。
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话，赖斯、乔希·博尔滕和其他国家安全团队高级成员与他一起，均到达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他们得到消息，称一架无响应飞机正在驶向华盛顿。切尼与我确认是否下达可击落无响应飞机的命令。答案是肯定的。 “我无法想象接到这样的命令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安迪·卡德说道。当然，我希望没有人要去执行这一命令。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埃迪负责“9·11”的工作。他们说华盛顿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但我也意识到我有责任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如果敌人成功杀掉总统的话，对于他们将是标志性的胜利。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
空军一号糟糕的通讯技术
“9·11”事件中，最让我觉得感到挫败的是空军一号糟糕的通讯技术。飞机上没有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只能借助各地的设施。但通常在观看一个台几分钟后，屏幕就不动了。很多的报道我都只是匆匆看到一部分，了解到了美国人民看到这些情景时的恐惧。我做着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工作，但那一刻我却感到无能为力。
某一段，电视信号相对稳定，维持的时间也比较长，我看到了世贸中心南侧大楼轰然倒塌。不到30分钟后，北侧大楼也倒下了。
双子塔的倒塌使得事态更加严重。在平日里，有5万人在这里工作。飞机撞击后，有些人撤离了大楼，但我关心的是还有多少人被困楼内，几千人?还是上万人?我不清楚。但我确信，在刚刚的这个情景中，我所见到的美国人民的死亡人数是历届美国总统所见到的最多的一次。
我给身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的切尼和赖斯打电话，以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我们试着建立起一条保持连通的线路，但电话一直掉线。在之后的几年中，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哈京一直在负责总统紧急行动中心、战情室以及空军一号的通讯系统升级工作。
我们收到的情报矛盾而错误
当我们收到情报时，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信息。有些情报说，国务院发生了爆炸，国家大草坪起火了，一架韩国航班被劫持了，并正向美国飞来，还有一条电话情报显示，有对空军一号的威胁。这通电话的呼叫者使用了空军一号的代码名称——天使，而这一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我收到的最奇怪的一条情报称，一个物体正高速飞向我们位于克劳福德的牧场。后经证实，所有的这些情报都是假的。但鉴于当时的情形，我们认真对待了每一条情报。
但有另外一条情报被证实是真实的：第4架被劫持的飞机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处。我问切尼：“是我们将其击落了，还是它坠毁了?”没人知道答案。我感到一阵痛心。是不是我的命令造成了那些无辜的美国人民的死亡?后来我听说了93号航班上的英勇事迹。
我联系不上劳拉
整个早上，我一直在试图联系劳拉。我给劳拉打过几个电话，但电话一直掉线。我无法相信，美国总统竟然无法联系上他身在国会大厦中的妻子。我对安迪·卡德厉声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终，在空军一号即将到达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时，我联系上了劳拉。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感觉舒服，那一刻听到她的声音，我感到尤为舒心。她告诉我她已经被特工带往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她也和女儿们——芭芭拉和詹娜通过电话了，两人现在都很安全，我感到如释重负。劳拉问我何时能返回华盛顿。我说，现在所有人都建议我不要返回华盛顿，但我会尽快回去的。我不知道是否能尽快回去，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降落在巴克斯代尔就像来到一处电影布景地一样。一架来自于休斯敦埃灵顿空军基地的F-16战斗机护送我们进入了基地。埃灵顿空军基地也是我之前服役的地方。机场滑行道两旁停满了轰炸机，场面非常壮观，显示了我空军强大的实力。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轰炸机就会派上用场，去歼灭组织这次袭击的人。
在凯克将军的办公室内，我通过机密电话，联系上了唐·拉姆斯菲尔德。想找到他并不容易，因为他是五角大楼第一个对袭击做出反应的人。在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跑出去，帮助救援人员将伤亡人员抬上担架。
我和拉姆斯菲尔德说，我认为此次袭击是一次战争行为，并批准他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这也是自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第一次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全球的美国军事设施均加强了安全防范，随时待命。我还告诉他，现在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渡过眼前的这次危机。之后，我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我说道：“你和迪克·迈尔斯来决定之后如何反击。”
情报部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
在“9·11”之前，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中情局曾担心过基地组织可能会进行袭击，但所有情报均显示袭击会发生在海外。2001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加强了海外使馆的安全措施。8月初，在一份《总统每日简报》中，中情局重申了本·拉登一直以来要袭击美国的意图，但并未确认有具体计划。简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证实一些耸人听闻的威胁……比如有消息称，本·拉登想要劫持一架美国客机。”
“9·11”那一天，很明显情报部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对于这样的失误，我感到很惊讶，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我知道，在这场危机还未渡过之前，不应该公开指责或责怪谁。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基地组织成员。
我告诉乔治·特内特要“把耳朵竖起来”——就是让他注意所有情报信息，并追踪每一条线索。
我同样也说得很清楚：我计划在合适的时机，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使用武力。我们不会仅仅使用一个无关痛痒的巡航导弹轰炸一下而已。就像我之后所说的，我们的军事回应绝不会是“用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导弹去炸一个价值5美元的帐篷”。当美国对这些袭击做出反应的时候，那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强大有力且行之有效。
两个多小时迫降4000架飞机
在返程途中，我还找机会了解了一下我父母的状况。他们两人9月10日晚在白宫过夜，11日上午很早就离开了。在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正在空中。当接线员接通我父亲的电话时，我能感觉出他很焦虑。他并不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因为他相信特工们有能力保护好我——但他很担心我所承受的压力过大。我为了安抚他的情绪，说道：“我没事。”
父亲把电话交给了母亲。我问道：“您现在哪里?”
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布鲁克菲尔德的一家汽车旅馆。”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
“儿子，”母亲冲我说道，“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运输部长诺曼·峰田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负责使4000架飞机安全着陆。我希望此举能够使来自空中的恐怖威胁告一段落。
我开始思考当晚在椭圆形办公室该对全国人民说些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在看到电视上的一幕幕惨剧后，我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恐慌，宣战无疑会加剧人们的担忧，所以我决定再等一天。
但我确实想要宣布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美国将会让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为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径负责。这一新的声明推翻了过去的模式。在过去，我们将恐怖主义团体与其支持者分开对待。现在，我们不得不让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打击恐怖分子，要么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在他们再次袭击美国之前，在海外将其消灭。
下午6点半刚过，空军一号降落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我迅速转乘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距离此地10分钟路程的白宫南草坪。直升机一直在以躲闪模式忽左忽右地飞行，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HMX-1的飞行员会把我安全送至白宫。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废弃的、封锁的华盛顿。在远处，我看到黑烟从五角大楼处冒起，象征美国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在冒烟。基地组织的飞行员飞行技巧如此娴熟，手段如此残忍，驾驶着飞机径直冲向了这座高度并不高的建筑，我对此感到震惊，我仿佛见到了现代版的珍珠港事件。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捍卫自由；现在，我也有责任带领新一代的美国人共同保卫祖国。我转过头，对安迪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重返华盛顿
在南草坪降落后，我的第一站就是椭圆形办公室。之后，我进入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这是冷战初期为应对重大袭击而修建的加固地下堡垒的一部分。中心24小时有军事人员保护，且备有充足的食物、水和电力，以保障总统及其家人长期使用。在紧急行动中心的中央，有一间带有一个大木桌的会议室——地下战情室。劳拉就在那里等我。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说话，而且在这个时刻，我们无须言语，她的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我又回到楼上，练习了一下我的讲话，然后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
讲话最后，我引用了《诗篇》中的第23篇中的话：“即使我走过死亡之幽谷，我也无所畏惧，因为你们与我同在。”我觉得这篇讲话比我在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做的声明要好得多。但我也知道，仅仅团结全国人民是不够的，未来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讲话之后，我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会议大约在晚10点结束。今天自从清晨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忙碌着。总统保卫处处长卡尔·特拉斯科特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将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会议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内过夜。那个房间里，靠墙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折叠床，看起来像是哈里·杜鲁门那时候放在那里的。我可以想象，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整夜都需要和这狭小的床垫和钢床架作斗争，注定无法睡安稳。我明天还有重大决策要做，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保证清晰的思维。于是，我告诉卡尔：“我没法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他也看出来我是不会让步的。“那回到住处去吧，”他说道，“有问题我们会随时保护您的。”
一场虚惊
想睡着觉并不容易。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白天的一些景象：飞机撞击大楼，双子塔倒塌，五角大楼冒烟。我还想到了无数家庭现在所面临的悲痛。
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 “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
我告诉劳拉我们得快一点儿，她都没有时间带上隐形眼镜，所以只能靠我带着她离开。我一手拉住她的睡袍领着她，另一只手牵着我们的苏格兰梗犬巴尼，并喊着我们的英国跳猎犬斯波特跟上。我当时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T恤衫。我们当时的模样真算是一景了。
特工们快速把我们带离住处，进入地下防空洞。几分钟以后，一名军人走进会议室。“总统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是我们自己的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F-16沿波托马克河降落时发错了应答信号。这一天，是以早晨在高尔夫球场跑步开始，却以逃到地下堡垒，躲避可能对白宫的袭击结束。
9月12日，我醒来后，美国已经截然不同了。所有民用飞机均被禁飞，装甲车在华盛顿路面上巡视，五角大楼的一侧已经彻底被毁坏，纽约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双子塔已经不复存在。在我总统任期内，本计划将重心放在国内，现在已经转为战争。这种转变证明了命运的无常，一个总统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有时根本无法预测。
（摘自《抉择时刻：乔治·沃克·布什自传》，中信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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