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有一个心愿：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让政论像小说一样动人。我想告诉读者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这些国家的人们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
老舍：迟到的纪念
他在196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独自向西北而去，走出京城德胜门，在太平湖畔一片杂草中间徘徊，终于不能抗拒内心的悲哀和绝望，投水自尽。他的品格在生前已为世人景仰。直到今天仍然成为众人的话题。学校的老师们把他作为最有成就的作家来介绍，所有的中学生都在背诵他的作品。
他叫舒舍予，还有个人人皆知的名字，老舍，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城北一个贫苦的旗人之家。对于他的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从1999年的2月开始。
怀念者由京城内外各自赶来，甚至还有40位是从日本专程来的。人们络绎不绝，从京城中心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行，再向西拐一个弯。面对一条细小的胡同，轿车开不进去，下车步行，鱼贯进入，推开一个泛着油漆味道的黑色木门，就到了老舍故居。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四合院，与皇家禁苑紫禁城仅几步之遥，又与赵紫阳的住宅比邻而处。院里有两棵高大的柿树，所以又叫“丹柿小院”。33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一去不返。而今斯人已逝，小院依旧，令观者动容。“老舍朴实啊，朴实啊！”五十多岁的看门人站在院里，见了人就不住说：“他对共产党一片忠心啊，一片忠心啊！一个老实人啊！所以才会想不开去跳河啊。但凡有一点不老实，也不会去寻了短见啊！”
人们依次走来，站在老舍遗像前，行礼如仪。这一情节在通常的情形中只是一种形式而不一定含有深意，但是，当日“丹柿小院”里的气氛却显然不仅只有形式的价值，有如《文汇报》的记者唐斯复所说，人们在这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
纪念活动按照计划持续三天。报纸上异乎寻常地公布了全部日程，还说高潮将在2月3日出现。果然如此，这一天“丹柿小院”的气氛移至人民大会堂内，同时有若干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以主持者身份介入进来，包括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座谈会遍邀各界名人和各级官员，总数超过一百人，其中职务最显者为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他热情洋溢地说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享有盛誉的开拓者，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不愧为“人民艺术家”还说老舍的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之作。有了这么细致周密的安排、这么华丽的殿堂、这么显赫的来宾以及这么高的评价，任何人都承认这是一个“高潮”。然而我们若将以上各种情节叠加起来互相印证，便会发现“丹柿小院”的热烈和人民大会堂的辉煌并不相同。此前对于老舍的怀念只有民间性质，到2月3日，则就纳入官方轨道。
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普通百姓的诞辰和忌日，也都会成为亲友缅怀的日子。只不过，政府不会对所有普通人的纪念一一给予关注，只能对其中极少的人寄托他们的哀思，其选择标准，一定要符合某种精神以利于国家体统。对于老舍的百年诞辰，官方不肯置身事外，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旦事情由官方掌握，形式也就比内容具有更多的含义。其规格、场合、出席者的选定，都有严格界定以符合死者身份和时事需要。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赞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如他本人所说，“我们是一伙儿的”。在他生前，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来到“丹柿小院”，即使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殊荣。在党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他是写作最勤奋也最有成就的劳动模范，并且自诩为“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可惜仍然不能避免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现在到了1999年2月3日，尽管政府事事周到，“丹柿小院”鲜花重放，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某种遗憾：人们只是极力追寻他的生，对于他的死则极少提及。根据《文汇报》记者唐斯复的记载，老舍的研究者们都在丰富胡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但是她没有提到，有谁到太平湖去“寻找老舍，感受老舍”。
尽管如此，老舍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仍然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生。“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巴金先生这样写道。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面，常四爷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后来这就成了中国文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巴金在他的短文中四次重复这个声音，说他的脑子里印着这句话，“请大家侧耳倾听吧”。
历史家重在往事的铺陈评说。政治家的重点却在今世的荣辱沉浮。普通人总是想要追究一时一事的公允，一个执政党却一定要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些道理看上去不能尽合人情，也没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大势的走向甚至具体事件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老舍的悲剧至今不能彻底宣扬，其家人三十多年悲愤不已，却完全没有可能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安机关无从立案侦查，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动议。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也不能阻止社会风尚日益倾向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在“钱小涵事件”中可以看到充分的证明。
钱小涵：普通人的尊严
钱小涵本是上海市一个寂寂无名的女大学生，但是自从她1998年7月8日横遭一场侮辱之后，这个名字就被千万人反复提起。
这一天她携带侄子来到四川北路的“屈臣氏”超市分店，进入东门的时候警报器笛声大作，警卫闻声赶来，阻止她离开，并且令其从防盗器械构成的门楣间重复通过，她坦然从命，不料再次引发警报。警卫于是确信抓获盗贼，钱也被迫进入商场地下办公室接受检查。警卫以手提电子监测器在这女孩子周身上下探索，在确定其左胯部位有反射电磁信号之后，令其脱下裤子。钱含泪抗拒，没有结果，无奈之中解开裤扣，一个女店员以目光搜查其中，未见任何异样，锲而不舍地伸手探入裤内摸索，仍是一无所获。受了侮辱的钱小涵愤怒地向店家抗议，要求对方道歉并承担赔偿之责，遭到拒绝。钱小涵忍无可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店家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法庭责令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万元。
一审法官隶属于上海虹口区法院，判决“屈臣氏”侵权事实成立，责令其在报纸上公开向钱小涵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5万元。所以消息甫出，便在上海、北京两地社会舆论中引起巨大波澜。
钱小涵觉得终于出了心中一口恶气，但是“屈臣氏”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区法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判决，认定这一事件的侵权情节“非常恶劣”，且原告处于敏感年龄段，被告又是一个更大的超级市场的分店，为香港人投资经营，资本雄厚，无疑具有更大的赔偿能力。可是，这后面一个理由让一些政府官员产生了另外的念头，他们开始担心这个判例会使在华投资的外商感到心冷，进而导致有钱人离开自己的辖区。
我们检查法庭二审过程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它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庭并无差异，但是诉讼双方对于一个关键情节的解释发生了分歧。原告说她的脱裤乃是被迫，而被告却说她是自愿主动脱裤子，还说她当时态度恶劣，甚至骂人。一位名叫继军的记者在研究了案情之后，由常理和逻辑的角度对被告提出怀疑：一个20岁的姑娘是否有理由自愿主动在人前脱裤？“自愿主动”和“恶劣骂人”这两种态度，又如何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审法庭显然支持这个疑问，所以才会在其判决中认定“侵权行为非常恶劣”。但是二审法庭不肯继续追究这一情节的是非，只是认定发生了脱裤被查的事实，对于是否为被迫，不置可否，所以无从得出“非常恶劣”的结论，故此修正一审判决，将“屈臣氏”给付钱小涵的精神赔偿减为1万元。
这一戏剧性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1月6日，由此引发了新年以后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浪潮。有如《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所说：“舆论哗然。”人们虽然不能尽知种种司法细节，但却都把同情倾注在钱小涵一边。
同情弱者一向都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这一事件显然超越了同情的范围。报刊编辑在消息中没有忘记维护当事者的权利，很小心地把原告的真实姓名隐藏起来，所以，钱小涵只是她的一个化名，尽管如此，这名字还是在市民中间不胫而走。一连几个星期，人们都在念叨着“25万”和“1万”，看来法庭确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钱小涵对于这个局面表示不能理解，她不服二审法庭的终审判决，遂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事情拖延半年，而钱小涵始终没有得到店家的歉意。她说，她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她的申诉。这样一来，事情便从上海闹到京城。
以上一段亦公亦私之民事案件，能够在百姓和许多学者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是因为钱小涵的诉讼焦点和今日中国人企盼个人权利的心理十分接近。然而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假如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1999年，而是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则钱小涵的遭遇定然更加不堪，法院不会接受她的诉讼，报刊不会出来为她鸣冤，她本人则除了忍气吞声甚至低头认罪之外别无他途。这有数百万人的遭际为证，此前所说“老舍之死”，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确实已经变化
我们将这一老一少的遭遇加以对照，可见其中有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前人以为一切问题取决于政党的曲直以及国家的兴衰，个人只需顺从乃至奉献，而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已开始关注人的利益、权利、尊严和生命，所谓政党、国家、集体、单位，都不过是无数个人之组合。这中间变化万千却又难以被人察觉，恰如季羡林这年暮春在台湾拜谒胡适之陵墓时的感叹：“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此刻鞠躬默哀，悲从中来，眼泪流出，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历史的确是动了。从老舍的时代到钱小涵的时代，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道德的标准已经转变，“主义”的力量也渐为物质和技术所代替。许多大事件在昔日一经政治家提出，必能震撼全国，在今天则更有可能被人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抛之脑后。而凡人俗事常常获得社会广泛深切的关注。
看起来人类有些东西是共同的，并不因为种族、肤色、语言、文化、信仰的差别而不同。在1999年，也即20世纪最后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乃至生活本身都在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于他们把自己汇入世界潮流的努力取得进展而突然加快了。
（摘自《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6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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