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历史场

    “浩然”这个名字是那一代少年成长时共用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过去时代的某些碎片。今天对此或许可以批判，可以指责，可以反思，但当年围绕浩然所形成的一个历史场，对人们的熏陶和指引却是难以磨灭的，它是一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

    那天去北京方庄东方医院看病重的浩然老师，手上抱着一束鲜花，心中忐忑不安。几年前在做有关文革文化专题史料时，曾数次驱车到三河市采访浩然老师，他的思维敏锐和身体利索都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他曾对我说，得过两三次脑方面的病，但都扛过去了。中午吃饭时他不顾我们的劝说，执意要喝几口当地出产的酒，兴致颇高地说：“没事，身体没事。今天难得高兴，难得啊。”

    到了病房，看到浩然老师躺在床上不能言语不能识人，脸上皮肤尚好，一双大眼睛混沌地瞧着来人，过了一会儿嘴角一咧，竟有几颗眼泪从眼眶渗来。旁边的护工说，看到亲友来访，他都会有这样的表情，也许他能认出你来。

    握着他骨关节突出的手掌，我许久难以说话。老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没有飘移。我觉得他的视线穿透很远，落到别人难以企及的、无可名状的某个时空深处。

    一些朋友闲聊时，问及少年时的经历，我一再坚决表示：“浩然是我小时的偶像。”大家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当年我对于农村的感觉，基本上都是靠长篇小说《艳阳天》建立起来的，以至于在高中读书时对上山下乡之类事不发怵，甚至对农村生活有一种意味十足的向往。细细琢磨书里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很自然又被我移植到对现实人物的判断，像富农弯弯绕这类算计精明、从不吃亏的鲜明角色在生活中是很容易发现的。我觉得浩然的笔下有魔力，佩服他对人物游刃有余的把握，我们写作文时大都受了他的短句子、简洁白描等影响。

    当时中学课本里收了不少浩然的短篇小说，所收的篇目大概仅次于毛泽东、鲁迅等文章和报刊社论。高二时学了浩然新作《一担水》，农民主人公身上大公无私的爽朗对我们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再写作文时也留意让笔下的工农兵人物豪情万丈，比起模仿鲁迅的《一件小事》顿时要神气许多。

    浩然有一本名叫《幼苗集》的青少年读物，当年是班级红卫兵组织学习的必读书目。他用清新的笔调描述了一群农村少年是如何爱护集体荣誉、爱护公物的，品质的淳朴和风景的秀丽都让我们入迷。最关键的是他的文字洁净朴实，不拖泥带水，没有鲁迅文章那样的深奥，没有社论文章那股政治化的火气，也没有夹杂很多当时常见的让人生厌的八股气。对于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得益于这种文字的滋润已经属于理想的事了。

    1974年浩然写出了《西沙儿女》，我们读后颇感惊讶，主要一点是他还会写散文诗体，还会在很短写作时间内把当时政治军事斗争事件大杂烩地码在一起。多少年后我把当年的读书体会告诉他，老人苦笑地说：“当时可苦死我了，好几个晚上在部队的铁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好把小时候知道的抗战故事挪到西沙，加上反击战和批林批孔的内容。用散文诗写作是为了取巧，为了赶进度。”

    我记得，他用了“不足为训”四个字来总结过去那段的写作生活。

    1998年在做完老舍、汪曾祺等作家史料专题后，我就很想接着做一篇浩然老师的专题文章，《读书》的编辑叶彤也极为支持，认为由此可以深入到文革文艺重点人物的内心状态。就那么巧，有一天接受报社采访任务，到雁栖湖走了一趟。在游船上竟意外地见到浩然老师，他当时情绪极好，与周围的人谈笑风生，可以看出他在京郊、冀东一带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当地人不计文坛风雨变化而依然取敬仰的态度，也从侧面显示他在那一片土地的文名之盛与长年影响。

    我找了一个空隙，把自己的采访意图告诉老人。想不到他“嘿嘿”一笑，一口答应下来，还详细地讲了一遍开车去三河的路线。

    接下来的采访，对我来说已成了一生中难忘的经历。一方面与少年时候的文学梦想相关，另一方面又得以收集文革当事人口述的珍贵史料。我至今难忘的是，老人坐在寓所二楼书房的大书桌前，面对玻璃外还算整齐的县城大小建筑物，一动不动地平静讲述自己一路碰撞走来的创作经历。暮色越来越浓，老人的脸部轮廓线渐渐有些模糊。我坐在侧面记录的同时，看着融入夜色的老人头像，不由又搅起了从少年时代沿袭而来的特有的偶像情怀。藏在内心多少年的文学梦团在那种暮色苍茫的场景中生发开来，构成了我一生中最渴望时间停滞的感性片断之一。

    他的记忆力在同龄人中算是出色的，连三十多年前与江青、姚文元的对话内容都可以大体复述出来。他详细叙说了他所知道的文革初期老舍挨斗受害的情景，说完后长叹一口气：“老舍去世是北京文联当时最大的事情之一，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组织向我问询过有关老舍的最后过程。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外人说得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有人问过我。”

    根据这几次三河采访，我又陆续走访了二三十位有关当事人，完成了《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文，在当年《读书》刊发后反响颇大。事后老人对文章还是满意的，唯独对女作家草明评说他的一段话十分在意。有一次他陪老伴来京看病，住在西三环万寿寺附近一家军队招待所里。我请老两口吃晚饭，那天老太太言语不多，在一旁瞧着老头激情讲话的样子就偷笑。我知道，浩然老师受文革牵累二十多年心结很深，有时在阴影中难以解脱。我轻言相劝，他总是摆摆手：“没法说，没法说——”再劝他专心完成已拟提纲的《文革回忆录》，他又摊开手：“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春天的时候，我开车拉着刘庆棠、钱浩梁夫妇等三位老师应邀前往三河做客。浩然老师一早就在大厅等候，见面时摇晃着手不放，泪眼朦胧，反复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六年没见了，二十六年没见了——”作为文革文艺界核心人物，他们再次相逢时白发丛生，面有衰容，言语不达心意，应了“岁月磨人”那句老话。

    可如今，老人躺在医院里面对历史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对任何批评也无言以答。对于亲友来访，已呈现植物人状态的老人居然会有一些细小的反应，这让不少老友们颇感惊异——对于人世间的温情还是有所感知的。

    我只能在心里把暮色中的老人叙述的场景静静地定格。

    我印象中的浩然几件琐事

    十年前，我曾三次在河北三河采访浩然老人，基本上都是上午九点多开始，老人坐在寓所二层书房大书桌前，大致按着事先设定的范围做专题讲述。

    浩然几乎是自我放逐到小城的，抱定决心与京城过去的一切割离。他说：我不愿住到城里，住在文联宿舍不愿见人，老是低头走路。

    背着过去的包袱，老人没有走出十年浩劫的阴影，在人与事的许多枝节上没有求得一个彻底解脱。他来北京，有时偶尔来开个会，有时为多病的老伴求医抓药，总是当天来回。文联宿舍的熟人们很难见到他，只知道他在三河写书、扶助冀东文学新人等等，文革的纷争及清查的往事渐渐变得模糊，甚至偶尔提及都有一种不真实之感。

    他的内心还是牵挂城里的一切，视野放及世界。记得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最近文艺界有无大事?”我说：“作协刊物要断奶。”他停顿一下，若有所思地说：“《北京文学》还能凑合，有董事会。”他任过几届《北京文学》主编，这种牵挂就变得很实在。

    有一次闲聊到某一个邻近国家的做法，他愤而说道：“他们还是老一套。”这也是一种态度，间接表明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满意度。他诚恳地说过：“不搞改革开放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涣散的。”他对冀东大地上的变化是满心欢喜的，只不过对当地一些暴发户的做派看不惯，闲谈时多有愤激之言。

    浩然年轻时从事记者工作，跑遍冀东、京郊一带，与这一片土地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他说，当时只有一辆自行车做代步工具，靠了它走遍许多村庄。他还说，曾骑车到过十渡、怀柔、密云等山区，深入到农家采访，与不少固定的老关系户保持密切联络。

    最熟悉的村庄莫过于顺义的焦庄户，这是当年抗战时因地道战而闻名的村子，他时常骑车来此走家串户，介入农家的生活，与干部村民打成一片。村支书萧永顺成为《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之一，焦庄户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也融进作品的字里行间。

    他曾刻意躲避江青，他说这是无奈之举。他认为，在文革那样的官场混事，有时耽误时间太多，很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基层，留在与农民的生活联系上。

    浩然创作生涯中的亮点和不足、长处和局限性都很明显，作为文革文坛标志性的人物之一，他所留下的文字和教训应该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遗产。

    北京“月坛北街”是他的一个迷潭，有时他要费不少时间才能解析清楚，有时他仿佛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涉及月坛北街的岁月，他有时是爱说的，而且披露的细节格外鲜活。譬如他说，文革中每次去钓鱼台见江青、张春桥等，都是坐上面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从来不能用文联机关的车辆。他对当时大批判时一些人的发言颇感恼怒，这些发言者说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钓鱼台外面冻了一夜。他大声地对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没有用过机关的车。”

    他又说了一件事，当时广东一家报刊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全国到处转载，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他给中央某机关领导写了一封解释信件，就是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也就是几百米的路途，他走得特别费劲茫然。信交出去，但没有回音，更增加心中的苦闷，坐在家中望着远处的钓鱼台方向而难于释怀。

    他说的另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一天上午他离家去参加市文联大会，他念了一小时检讨书就算解脱了，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天正巧是他大儿子结婚，散会后他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他说：“事情就那么巧，总算那天很高兴。”

    2008年2月20日晚八点，接到浩然女儿通报的电话，我问老人最后在医院的情况，她说：“从去年十月开始，父亲的病情就很不稳定，医生让住到重症病房抢救，这几个月情况一直不佳，血压、器官都不太好，今年春节前就出现了病危。”

    老人五年前住院后就已经不能认人，躺在病床上再也说不出什么。他从同仁医院移到方庄东方医院，静静地在十二层一间干部病房走完最后的日子，没有思考，也没有缠绕多少年的烦恼。

    我每年总要去医院探望一两次，几年间觉得老人在家人和护工的细心照料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腿部稍有萎缩。脸上皮肤尚好，甚至跟正常人一样光滑，细看起来竟还有一些红晕。只是他在病中曾用牙咬过嘴，在嘴角处留下一处咬破的伤口。

    听护工大姐说，病重中的浩然老人对于亲友来访有时也会有一些细小的反应，对于人世间的温情还是有所感知的。

    有一年春节前，护工大姐突然发现老人眼角流出几滴泪水，表情也有几分哀戚，她甚感诧异。过了几天她从家人的口中得知，相伴几十年的浩然老伴就在那天不幸去世。护工大姐连连感叹：老人多少还有几分感应，真让人惊奇。

    后来，护工大姐在床旁放置一个金鱼缸，有几条无忧无虑的鲜艳的小金鱼在缸内欢快地游玩着，老人总是侧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久了就会咧着嘴“嘿嘿”几声，脸上表露出一丝丝难得的愉悦神情。

    浩然是我们那一代学生的集体偶像之一，“浩然”这个名字是我们在少年成长时共用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或多或少地寻觅到过去时代的某些碎片。《艳阳天》、《金光大道》固然有天大的缺陷，但却是我们在万分苦闷之中最难得的必读之物，书中一些个性十足、读来亲切的人物(如精于算计的富农弯弯绕等)一直是我们念念不忘、时常叨唠的文学群像。

    如果没有浩然的文字，我们头上那片文学的天空只能是更加无味和暗淡。在采访之余，我曾对浩然说：“您的作品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像《艳阳天》、《幼苗集》当时不知读了多少遍。”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谢谢，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文艺界是非事太多了。”

    我们特别在意作品的阅读效果，只存一份谢意；他依旧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只留一份沉滞。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真实心境，中间相连着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的岁月，那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依然在悄悄地发酵。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岁月造化，人陷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性格悲剧，没法躲闪，难于排遣，这一点在浩然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他是那个年代最具标本性的人物之一。

    （摘自《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