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生活
母亲与顾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四年后摘掉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在此之前，母亲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批判顾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时母亲很年轻，三十多岁，属于进步青年一类。顾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不过，通过接触，她逐渐认识到顾伯伯这个人非同凡响，为他那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
我是在1969年11月随母亲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干校时认识顾伯伯的，当时15岁。
刚下去时没有现成的住房，经济所全体男同志都集中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里，女同志则安排住在公社粮管所。也许是年纪小的缘故，我感觉那仓库硕大无比。全体人员每天中午、晚上到仓库集中吃饭，大家围坐在桌子四周，场面蔚为壮观。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对我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经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顾伯伯，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下去的时候，整个气氛“左”得出奇。尽管当地生活水平不算太低，可干校的伙食却很差，每天清汤寡水，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几乎见不到肉。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一次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下来前妈妈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买了一些肉罐头、奶粉、肉松等食品装在箱子里，这时解决了大问题。她想到顾伯伯也同样需要营养补充，应当给他送一些吃的。可是顾的处境极为恶劣，经常挨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送东西了。想来想去这件事只能由我来做。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个孩子，不引人注目。我趁大人出工的时候悄悄溜进男宿舍，把食品藏在他的被子里或床底下，然后找机会告诉他。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
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的严重性。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数学。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可见他对学问的执著。
顾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这些事说明他在干校期间，对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始终有客观的评价，对别人绝不落井下石。
回京后的相处
1972年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同住在这一层楼上。这时，运动重点已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死老虎”。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晚都与他长谈。顾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采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经过多年的痛苦思考，顾伯伯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一整套思想体系，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前瞻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故去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读他的遗著，还会感到深受启迪。一次他对我们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
顾伯伯有时看到母亲和我非常亲密，说：“真羡慕你有这样一个好女儿。你们看上去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母亲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到公私合营，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不仅把她当做孩子，还当做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讲真心话。在子女面前，两个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己，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么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伯伯听了这番话陷入沉思，竟无言以对。现在看来，他当时那样做恐怕有难言之隐。作为多次挨整的人，对子女讲真心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安全起见，只能心里想一套，嘴里说一套。这样的教育，再加上社会上强大的宣传攻势，孩子们对他产生误解就在所难免了。笔者认为，顾的家庭悲剧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他们全家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这不能具体怪谁。正如他所说：“是整个时代使然。”
那年我19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 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以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人说顾准恃才傲物，这倒不冤枉他。一次谈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语录时，他不无得意地说：“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骄傲使人进步，虚心使人落后。’”
我父亲跟顾伯伯也是好朋友。他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上世纪70年代初从水电部干校分配到兰州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年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技术资料(影印本)。父亲回来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发现顾伯伯每天都去图书馆，就跟他商量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地方，顾欣然应允。于是每天早上顾去北图，父亲去他的房间读书，晚上顾回来，父亲再把地方让出来。有时父亲买一些酒、肉、小菜请顾伯伯吃，跟他谈天说地。父亲在北京探亲一个月，看了一个月书，拉了一个月计算尺(那时还没有计算器，更谈不上计算机)。顾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非常感慨，问我：“你将来是想做父亲那样的人呢，还是做母亲那样的人?”我跟母亲很谈得来，颇受她的影响，于是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想做母亲那样的人。”可他却说：“我看你还是做父亲那样的人更好。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国家建设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
顾伯伯告诫我：“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能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今天读过顾伯伯遗著的人都会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于任何人。
一次他问起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我说了之后，伯伯说：“你的看法不全面。依我看他这个人是年轻时的英才，……”接着解释道：“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工作，有时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不知该怎么做。这时毛可能会写一篇文章，就此问题加以论述，往往令人茅塞顿开。你想想，当时那么多人跟着他闹革命，其中不乏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他要是没两下子，别人也不会服他。可惜这个人只会打天下，却不懂国家建设，总是搞搞好，弄弄乱，搞搞好，弄弄乱……”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
顾伯伯在谈天中，偶尔也回忆过去的一些经历。他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刚解放时进驻上海，组织上分配一座小洋楼给他住。房主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前夕携全家逃走。他看到房子里有全套高级家具，感觉不妥，认为应当上交。他母亲多年一直过苦日子，不同意交。作为孝子，他心里很矛盾。为了说服母亲，甚至跪下了，解释道：组织上分配的只是住房，并不包括这些家具。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叫人把家具拉走了。
还有一次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账。为了收税当时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装着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给我配了两个警卫员，整天跟在身后。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为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当谈到蒙冤的问题时，他说：“这个国家没有法，我是申诉无门啊!”
后来，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宣告已无能为力。顾准伯伯就这样永远离我而去。屈指算来，从认识他到他去世，仅五年时间。
（摘自《风雨同窗：十九桩刻骨铭心的人生往事》，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6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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