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中国在20世纪主干的历史称做是一个激烈过渡性的“动员时代”，所以，一直非常关注对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研究。为此，前几年还专门去过中国第一个现代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浙江萧山的衙前镇，参观了当地农民运动的纪念馆和一些遗址，并请当年瘐死狱中的农民协会领导人李成虎的后人(纪念馆馆长)带我到后山，拨开深深的荆棘茅草，去看了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沈定一墓的残迹。
首先的感觉是不胜欷歔：沈定一，这位当年当地最显赫的望族子弟，本人也是民初风云人物，富有激情，思想、表述和行动能力俱佳的人，最后命运竟会如此——他本人1928年8月28日在返回家乡的路上被枪击身亡，家人渐渐流散，家族衰败，其墓地又屡遭劫难，先是在“文革”中被炸，最近又在商业开发中彻底被毁。现在知道他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他却曾经是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两个动员者和对峙者的新型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发起人。
作为前清士绅，沈定一还曾在云南担任过知府，但是暗中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在政治和文化上也一直很活跃。1920年5月他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的“中共党员”。但不久就因为对于农民问题意见的不同，和陈独秀发生分歧。因为按照当时的主义，是只认机器工人为无产阶级，而把农民当作小资产阶级。沈却以为中国工人不多，农民在国民中实占最大多数，中国的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
沈定一且为此身体力行。1921年4月他即回家乡萧山开展农民运动，他动用了他已经取得的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个人关系和家族财力。他首先筹办了衙前小学，带来了像诗人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和杨之华等知识分子做教师，这所小学校曾经以它朴实的一副对联感动过直到今天的许多人——那副对联是“小孩子的乐园，乡下人的学府”，横批是“世界上一个小小的学校”。
然后他又运用个人社会关系的网络以及富有感染力的演说等宣传手段，发动和组织农民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对地主开展了抗租减租的斗争。而且他首先从自家开始对农民减租。沈定一并不准家里佣人叫他“三老爷”，而是直接叫他的名字。他甚至想出办法，让他的佣人们罢工，而叫他们家里的少奶奶、小姐们亲自洗衣服、挑水。通过这种种行动，他尽量想在农民心目中树立一个并非高高在上的老爷形象，而是和他们一样也是一个朴实的劳动者和普通的平民。当然，实际上农民肯定还是把他看做和他们不一样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而吊诡的却在于，这场致力于平等的运动恰恰是依靠这种实际上悬殊的差别，才获得了如此大的动员力。衙前农运在几个月里一度声势浩大，一些农民并痛打了不肯减租的地主。但它面对多少年来形成的强有力的地方权威和权力机制，这场运动不久还是失败了。
记得我当年站在那时还未被毁的沈定一墓的残迹前，的确有一种强烈的世事沧桑感。动员者已经被淡化乃至遗忘，而被动员者站到前台成了主角，这就是如浮云苍狗般的家族与个人的兴衰，而这种兴衰在20世纪又注定要和天下的兴亡、变幻的政治紧紧联系。当年农民的减租斗争很快就失败了，而沈定一也“进城”了，他还是浙江省的议长。但是，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农民的命运呢?那些死去或因此而遭受迫害的人的命运呢?那些在斗争中结下各种仇怨的人的日后生活呢?是不是被动员者还是会感激动员者，因为这毕竟向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展示自己某些特殊才能的机会?但是否可以像黄仁宇一样说，前面的流血斗争仍然有一种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沈定一，就其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革命中重视农民和农运而言，有人甚至称其为是国民党里的“毛泽东”。他在1921年夏对农民发表的白话演讲中，一开始就提出谁是你们的敌人、谁是你们的朋友，认为最终的世界将是劳动者的世界。
而沈定一从个人气质的某些特点看，与毛泽东的确也有类似之处，比如说一种浪漫诗人和极具动员力和组织力的政治家的结合。他使用的语言极有煽动力，简明、清新、直指要害，不怕反复强调、善于用俗语、故事说理。他不仅写诗，而且是写白话文新诗。在他那里，有一种行动和思想的结合，而这种思想也是常常深到人生意义，而非仅仅到达社会政治的层次。
但他却是一个失败了的“毛泽东”。这问题是出在国民党还是在他自己，或者就是时代情势和个人命运交互作用、包括各种偶然性汇入其中的结果?
我走了，走前在衙前镇政府门前拍了一张照片，有五套班子(党委、纪委、政府、人大、人武部)的牌子挂在大门口，却不再有“农民协会”的牌子了。
（摘自《渐行渐远渐无书》，三联书店2011年5月版，定价：28.00元。本文由书中《墓与幕》和《有志者，事未成》两篇组成，标题为本刊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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