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938年在香港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于1941年底迁到重庆。高家和宋庆龄曾经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友情史。
父亲高士愚1934年去英国留学,就读于利兹大学纺织系和染料化学系。母亲玛菊瑞·斯考特是英国北方约克郡人,跟母亲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住在利兹市。她在父母离异后离开学校,在Burton雨衣厂当会计。
当时在英国没有多少中国人,利兹大学只有两个中国留学生。我外婆是一个很开通、很善良的人,说高士愚一个人远在异国一定很寂寞,便鼓励我母亲跟我父亲做朋友,一起出去跳舞游玩。我父亲是很英俊的,风度翩翩,一番诚意终于赢得了我母亲的芳心。
毕业以后,父亲于1938年9月3日在利兹圣约翰教堂迎娶了母亲。
那时,对英国人来讲,去中国就像去月球,是一件非常遥远神秘的事。又正是南京大屠杀后,抗战最艰难困苦危险的时候,但母亲毫不迟疑地跟随父亲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
回国后,父亲先在乐山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教。后父亲在重庆开办了理治纺织染厂。1940年6月,父母带着才三个多月的大姐坐水上飞机回到重庆。
战争中有许多孤儿,宋美龄组织援救收养孤儿的活动,母亲一到重庆后就积极参加。
抗战中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坚分子
母亲第一次去宋府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理事会会议时,宋伯母热情地欢迎了她。从此我母亲和父亲就成了“保盟”的中坚分子,参加支援前线抗日军队工作,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救助战争孤儿。母亲还广泛发动在渝的外籍夫人为“保盟”出力。
我父母的家在祖父创办的美趣时商行二楼,宋伯母也常去那里商议交谈。她每次来我父母家,外面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父亲也关照他的小弟妹们乖乖地站好。
宋伯母没有子女,但非常喜欢孩子,也非常看重友情。她跟我母亲说,你的子女都是我的干女儿、干儿子。1945年2月17日,我二姐在重庆出生,取名“醇莉”,有“胜利”之意。我父母在无锡同乡会馆设满月洗礼酒宴,邀请了二百多人。宋伯母亲自出席祝贺,在来宾册上签了名。
抗战胜利后,宋伯母回到上海,“保盟”亦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1948年11月20日基金会举办儿童福利舞会时,我母亲任联合主席(另一位联合主席是Lucy Fan)。
后来我的英国外婆也到了上海。1948年春天,宋伯母特地请了我们高家三代人到她靖江路家中做客。宋伯母和我外婆、母亲、两个姐姐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我父亲照了几张相片。
由于内战战火渐渐逼近上海,我父亲觉得英国岳母留在上海可能不太安全,就赠送给她一大笔钱,让她在英国选她喜欢的地方购置房子安度晚年。
1949年5月,我父亲携全家坐飞机去了香港。我们在巴丙顿道17号安了家。父亲的事业做得很好,母亲也很喜欢香港。
1950年,宋伯母给我父母去信,说中国现在稳定了,国家需要他们,大家在国内都很好,热情洋溢地邀请他们回上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父母欣然接受了。虽然所有的亲友都劝说父亲不要回去,但他们还是听从宋庆龄副主席的话回到了上海。
1950年4月,父亲先回到上海。当时民治上海分厂已按照通常情况接受了军管。军管代表在厂内召开全体员工露天集会,欢迎父亲回上海。6月,父亲携全家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上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景
回到上海以后,变化就越来越大。不久就是“三反”“五反”运动,父亲被当做“大老虎”关在厂里。厂里人到家中来找罪证,但是一根绒线也没找到,我父亲根本就没有贪污。我母亲不懂什么叫偷税漏税,还以为说的是抽水马桶漏水了。她说,马桶没有漏水呀。
后来父亲根据《解放日报》上写的他的偷税数额写了坦白书才得以过关。厂里问他为什么不早坦白,他说,我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就照着写了。既然是报上登的,大概就不会错吧。其实这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父亲觉得无所谓了,反正得有个使人满意的交代,父亲就想出了这一招。
运动使父母受了惊吓,过后就想离开上海去英国。但是当时办出国手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我父亲就还是留在了上海,以为运动已经过去,没有问题了。
1955年11月,公司合营了,工厂也改称华丰毛纺厂。政府派了个公方厂长来,父亲就退任副厂长、副经理。汽车已经不能再有了。华丰厂在上海东北面,离我们家非常远。父亲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做些体操运动,五点出发,路上要两个多小时。他还是很乐天,星期四厂休,他就去打打网球。父母非常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吃饭跳舞,弹琴唱歌。我家真成了“人民外交”的场所,在沪屈指可数的外国外交官员、各国朋友,都常常到我家来玩,来过节。
乌云密布的恐怖日子
“文革”也大大地伤害了我们家。
我们家被正式抄过两次,家具除了床、饭桌和椅子之外,都被红卫兵造反派用卡车运走了。运不走的雕花梳妆台,被作为“四旧”,把镜子砸了。冰箱也被视作为奢侈品、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红卫兵说,很多人都吃不饱,你们还有吃剩的放在冰箱里?这也是罪状。他们把壁炉的砖头拆下来,想要找“金砖”;把春天刚种下去的一排小杨柳树也全都连根拔起,想找埋藏在地下的金银财宝。
红卫兵迫使父亲站在一个凳子上“低头认罪”,在花园里开斗争会。他们在一个大灯罩上面加了个白纸卷的漏斗筒,做了个高帽子,上面用墨笔写上“打倒资本家”,放在一旁吓唬我父亲,说如果他不老实就给他戴上。他们把母亲带到窗口边,让她听斗父亲的口号声:“打倒高士愚!”“打倒资本家!”“打倒洋奴!”“打倒卖国贼!”……当然还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各种口号。
那天,造反派一直折腾到凌晨两点,把抄走的家什、钢琴装满两卡车开走了。家中一片狼藉,抽屉全空了。最使我母亲伤心的是,红卫兵把她放在梳妆台上的订婚戒指也给抄走了。这是父亲在英国第一次和她约会时给她戴上的戒指,她非常珍惜。这是她和父亲的信物,她和中国结缘的信物,在抗日战争中也一直没有丢失。
宋伯母每年都要给我父母寄圣诞卡祝贺新年,也给我母亲写了很多信。每次信封上都注明“Confidential”(密件),可惜这些信件在“文革”中都被烧毁了,只剩下一张1958年她用两张宋画印刷品制成的贺年卡。她也送给我母亲一些非常雅致的荣宝斋木版水印信笺,抄家时侥幸没被发现而保存了下来。
我家跟宋伯母一起拍的珍贵照片都被红卫兵抄走烧毁了,现在留下的几张多亏了我大姐。1966年“破四旧”时她把照相簿大胆地藏到她丈夫王庚尧父母家。庚尧父亲是工人,母亲瘫痪在床,住在北京后海附近德胜门内大街蒋养房羊房胡同的清贫小屋,不会遭到抄家,比较保险。
父亲工厂的造反派还算手下留情,没有把我们扫地出门,而留下了二楼整个一层给我们居住。但是每天都有各路红卫兵来家进进出出,全家人终日惶惶。有一帮红小兵还干脆搬了进来,把稻草铺在地上睡觉。
我父亲还在厂里挨斗挨打,被罚天天扫地。但父亲很有幽默感,说他天天在地上练写大字。抄家后在厂里开批斗会,红卫兵把我母亲的波兰朋友张夫人从巴黎寄来的流行式卷发假发套戴在父亲的头上,在他脖子上反系了许多领带,命令他手里拿一个搪瓷面盆像猴子耍把戏那样敲打,在厂里游街示众。面对这样的人格侮辱,父亲还是不乏独特的幽默感。他低着头偷偷地看周围人,看到有两个小姑娘捂着嘴在偷偷地笑,心想他这副模样的确是很滑稽的。
幸亏父亲在这种非常时期还保存着他的幽默感,否则他可能会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不堪人格侮辱和残酷批斗而走上绝路了。
最惨的是,公方厂长在斗争会上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我父亲在“牛棚”里看到他在批斗会后连路都走不动了。虽然当时禁止“牛鬼蛇神”之间有接触,我父亲还是很礼貌地跟他打了招呼。一个多小时之后,公方厂长就因伤势过重而惨赴黄泉了。他的肾脏都被打碎了。
我母亲在重庆就认识的德国犹太人汪小玲,一向非常积极,努力工作,在复旦大学教外文。她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残酷批斗。她的女儿,跟我同岁,也在复旦大学工作,因不堪欺凌,从窗口跳下自杀。汪小玲失去爱女,被逼疯了。要知道她在“二战”时好不容易逃脱了德国法西斯的迫害魔掌,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同患难,并肩作战,参加抗战医疗护理工作,不料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我母亲实在不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疯狂整人,迫害好人。那么多普普通通的好人,那么多好友,那么多中国的精英,抗战时日本侵略者没能杀害他们,但二十多年以后,却被这些狂热的中国年轻人给害惨了。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有时我母亲实在受不了,便跑到派出所去,请求拘留她,以躲过红卫兵的随意迫害。但警察不肯拘留她,让她回去。
1973年12月5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走的那天,我们非常伤心,看着饱经风霜的慈祥的父亲、亲爱的大姐,还有其他亲友,不知今后何时才能重逢,我们心酸得直掉泪,不断哭泣。
我们进入香港后,我母亲再也没有返回这片她度过了全部青春岁月、生活了35年的土地。
1975年4月,父亲获准赴港。
为宋伯母提供染发剂
我1975年只身到了巴黎以后,宋伯母一直用英文给我写亲笔信,寄送贺年卡和《中国建设》杂志,连信封都是她自己亲笔写的。她喜欢用深蓝色粗钢笔写信,字体非常漂亮。
我知道她需要美国的露本斯坦黑色染发剂,可当时在香港只有瑞芙珑一个品牌。她皮肤过敏,只能使用露本斯坦制品。我在巴黎看到此牌的染发剂,非常高兴,马上给她买了。但是,怎么送给她?这可是个大问题。那时化妆品根本不能通过邮局寄送进口到中国。正好我碰到一对年轻夫妇要到北京使馆去工作,我就托他们把染发剂带到北京。可是我姐姐醇英被“文革”吓怕了,根本不敢见任何外国人,更不用说是外交人员了。我就请日本友人中村夫人联系,因为她是有名的“国际友人”,可以跟外国人接触。然后再请她跟我姐姐联系,转交给她。我姐姐到中村那儿取到了染发剂以后,就马上给宋伯母去了信。宋伯母很高兴,而且完全信任我们高家的人,想请姐姐帮她染发。我姐姐心想,国母的头发可不敢碰,太宝贵,这责任太大,而且她也不知怎么用染发剂,从来没有用过。因此就照实告诉宋伯母她不会,最好还是请专业的人员帮忙。
宋伯母的染发剂用完了,就非常客气地写信问我:
亲爱的第娜,请你是否能空邮给我一些海伦娜·露本丝坦黑色染发剂,叫作“快速染发”香波?这是唯一的一种不会引起我头皮搔痒的染发剂!我急需一些。非常感谢!
我一直给宋伯母提供黑色染发剂。一次,母亲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有一篇报道,说是一些香港知名女士有幸拜见了宋庆龄,看到她如此高龄却还是一头乌发,非常钦羡。母亲很高兴地跟我说:“她们不知道这都是我女儿的功劳呢!”我也很开心。
法国芥末
我很想为宋伯母效劳,问她需要什么东西,她却只想到她的朋友。来信说:
……由于有一些外国客人来看我,他们都喜欢“法国配制的芥末”和这儿供应的热狗(香肠)。所以如果方便的话,请寄给我两三罐上面说的芥末,世界上最好的芥末。
最近有一位老太大,韦尔西·费西尔,98岁,从纽约飞来看我。当我问她想吃什么,她的回答是“皮蛋”和“热狗”!但她告诉我,后者“必须佐以法国配制的芥末”。她现在已经回家了,但还会有其他美国客人来看我。所以,你是否能速寄一些给我?……
我挑选了四罐不同品种的芥末酱,马上给她寄了去。1978年3月13日,我收到她非常客气的来信:
我最亲爱的第娜:
百万分感谢你那么迅速就办好了我请你办的事。我刚打开了你航空寄来的两罐美味法国芥末,觉得真是鲜美好吃。当我收到你慷慨给我的另外用平邮寄来的两罐时,我会告诉你我最喜欢哪一种。
她还很风趣地写道:
我们刚开完人大会议。极端疲劳,而且那强烈的弧光灯照得我脸都肿了,现在我的脸就像一个膨胀的熟透了的红番茄!
1978年4月7日,她又给我写信聊天:
最亲爱的第娜:
我很高兴告诉你,刚收到那另外两罐芥末,我们今晚就品尝。那么多的美国朋友到达这儿。昨天“迪克西军使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常驻延安。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其中大部分人是“美国南方人”,即从南方各州来的美国人。他们最喜欢吃烤肉,把猪放在深地坑里烧烤,特别好吃。不知道我们这些“生手”是否能做出这种烤肉来请他们。
上个月我们的人大召开,有4000名代表出席。我参加了所有的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筋疲力尽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不过,我坚决不坐,而是让一位年轻姑娘简尼特(我的“受保护人”)用她的有力的手臂搀扶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有摄影记者对准我们照相,她就迅速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好像我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
你在电视里看到我们了吗?在美国和英国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他们看了整个过程。
今年是我帮助建立的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因此我可能6月份得到上海去参加庆祝活动。我会让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
谨此望你身体健康,不要工作太辛苦。
心爱的,感激感谢来自
宋阿姨
还告诉我:“由于现在我们与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了,这些日子我们非常非常忙,游客来自四面八方。”
一张25美元的支票
1979年9月,我收到了宋伯母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25美元的支票,用回形针别在信纸上。她在信中写道:
你帮了我那么多的忙,尽管你在经济上还不能自足,而我又因现在的处境对你不能有任何帮助。为此我深感遗憾。
我非常想送给你一本美丽的古代画册。当我找到一位可靠的人去你那儿,我要把画册赠送给你。现在画册跟我的心爱的珍贵物品一起,锁存在上海。前几天,一位老朋友寄给我一张支票,买书用的。我现在转给你使用,因为想到你送给我各种物品。我还在享用着你慷慨惠赠的那么多的法国芥末。我也平邮给你最近一期的《中国文学》,我想你会喜欢阅读和赏看里面的一些图画。
我非常感动。我能寄送给她芥末酱和染发剂,是很开心的,是我的心意。我捧着这张支票,都愣了。我当然一辈子不会去银行兑现这张支票。这是无价之宝,我一直都珍藏着。想到有些人当了领导,只想人家向他“进贡”,觉得理所当然,而宋庆龄那么高的地位,我们又那么亲近,她都没觉得帮她办事是理所当然的,总是不停地向我致谢。
(摘自《风中的玫瑰——回忆我家与孙夫人宋庆龄的友情》,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5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