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开始了在北京大学十年的生活。1979—1980学年，第一次听林先生讲课，课的名称是“《楚辞》研究”。这门课对我的影响，多年后我才明白。
这是一门选修课，内容包括先生正在撰写的《天问论笺》。先生用了好几堂课的工夫讲解《天问》的考证和错简的问题。我对《楚辞》学一无所知，听起来当然像天书一样困难。不过，先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竟然将考据和笺注这样的题目讲得引人入胜。先生说：我们固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可是考据的问题又总是无法回避。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堆砌材料，闭目塞听。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我们每天上课下课，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对周围的世界，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如果福尔摩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他的观察就和我们不一样。他能在我们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问题。任何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甚至凭嗅觉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锐利的直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侦探的职业敏感，也是考据家的第一要素。先生的话引起了我们对这门学问的兴趣。年轻的大学生，说到侦探，有谁不跃跃欲试？其实，这两门行当，如果不是旗鼓相当，至少也可以触类旁通。不论是侦探还是考据，都需要耳聪目明；推理之外，还得有洞察力和想象力。我后来才知道，先生的这几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诗人和学者，更是他本人的写照。而考据的难处和好处，我当时当然都是体会不到的。
二十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先生的讲课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诗人的气质和风采。先生身着丝绸长衫，风度翩翩，讲课时不读讲稿，只是偶尔用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让我们一睹文学世界的万千气象。讲到《九歌》，先生用的几乎是诗的语言，而他本人便如同是诗的化身。我记得当时我们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息凝神，鸦雀无声，连先生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这情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诗的魅力和境界。1982年本科毕业之前，我决定报考中国古典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先生的弟子袁行霈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
先生的“《楚辞》研究”是退休前最后一次为本科生授课，是先生告别讲坛的仪式。在听众中，经常可以见到当时系里的一些老师。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得以亲历其境，当然深感荣幸，不过荣幸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心，因为期末得交一篇论文。我煞费苦心炮制的那篇文章，细节已记不清楚了，题目好像是《从离骚中的龙与马谈起》。文章交上去不久就发了回来，我的成绩是A！那一年我不过17岁，于古典文学尚未知深浅，因此，兴高采烈之余，竟有些踌躇满志了。学期结束后，有一次又听先生的助教钟元凯说，先生以为文章写得不错。这当然更让我大喜过望。曾经想去拜访先生，可是事出无因，未免唐突，终于也就作罢了。
1984年底，我获得了中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听袁先生说，系里在考虑安排我留校任教。记得有一天晚上，钟元凯忽然来敲门，问我是否愿意在任教之外，接替先生的助手工作。当时系里或许也有类似的考虑，不过，先生希望先见一面。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元凯的引导下，我第一次走进了燕南园62号。那天室内的灯光略显暗淡，可是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兴致很高，问了我的年龄后，大笑说：“我们之间隔着半个多世纪！”就这样开始了我与先生相处的三年多的珍贵时光。
因为我刚刚开始教书，助手的工作耽搁了一段时间才真正起步。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为先生做事，和先生聊天，是相当愉快的经验。按照当时的日程，我们每周见一次面。首先是整理出版《唐诗综论》。其中的文章大多已经发表，只有两篇得从头开始。先生因为常年手颤，书写不便，我们的工作方式通常是先生口述，由我记录整理以后，读给先生听。如此往返几次，最终定稿。先生以治中国古典诗歌而闻名，讲论唐诗更是他的本色行当。记得先生每次说到唐诗，总是神采飞扬。若不是师母叫停，真的是欲罢而不能了。这些谈话留给我的印象，至今新鲜如初，仿佛唐诗的精神已经化作了先生的生命血脉，不必假以外力，反求诸己，即可呼之欲出。
先生对文学的评论也有其智性和哲理的层面。他说:“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声音听上去真有如空谷足音，而这又正是先生一贯的想法。早在1948年的《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中，先生就特为强调了诗的“原创性”。先生认为，诗的突破性在于它的全部力量凝聚在一个点上，如同光聚成焦点而引起燃烧。点的突破是一切创造性的开始。点延伸而有线，历史便是线的展开。然而，线性的历史终不免有所因袭，因袭的力量愈强，原初的动力就愈弱。艺术就是要克服这因袭的力量：“就艺术来说，它本来就是要唤起新鲜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生命的原始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它往往被习惯所淹没了。因为生活中一切都是照例的，不用去深想，也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感觉也就渐渐僵化，迟钝起来。例如我们经常往来于未名湖畔，其实往往是视而不见。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如果因久病住院，一旦病愈，带着一片生机走出医院时，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就都会感到特别新鲜。因为使人感觉迟钝的习惯性被割断了一段，就又恢复了原有的敏感。这敏感正是艺术的素质。谢灵运‘卧疴对空林’之后乃出现了‘池塘生春草’那样‘清水出芙蓉’一般的天然名句，其所以鲜明夺目，就因为它生意盎然。”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对文学艺术抱有非同寻常的信念。这在今天这个物质过剩、精神匮乏的时代，大概不免要难乎为续了，然而也正因此而更加难能可贵。先生认为物质超出我们个人的需要，就成为负担。而物质的世界，一旦走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物质有引力（别忘了先生早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在先生看来，艺术是一种更高的精神的呼唤。先生用火和光作比喻：是火就要燃烧。火是光的起源。然而，火又同时带来了灰烬，这光最后也可能就要消失在这物质的残骸里。因此，艺术要不断摆脱灰烬，这就是要在精神上不断为自己找回那个起点。先生赞美原始性，正因为那是一切开始的开始。
这些话显然已经不只是在谈文学和艺术，而是涉及了生活的态度和人生的境界。可是我们知道，先生的这种人生的哲学经受过多重的考验。的确，生活中的各种磨难，日常琐事，人事纠缠，政治运动，都足以让人意气消沉，窒息了生命的火焰。先生那一代学者经历了抗战期间的流亡，先生本人就曾在临时迁移到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师母回忆说，长汀的条件异常艰苦，动不动还得抱着孩子跑防空洞，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文革”中，先生也照例吃了不少苦头，运动初期，被指派去打扫学生宿舍，家中的客厅又挤进了另一户人家，情形之窘迫，可想而知。后来师母多病，而又近乎失明，先生悉心照料，每日心悬数处，真是谈何容易。可是先生多次说：“我这些年身体还可以维持，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而这又岂止是说说而已？真正的精神力量，并不需要叱咤风云，或表现为金刚怒目。“文革”十年，是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时期。不过，先生自有他对付的法子。在《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中，先生说：“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而已经如此熟悉了，却还是百读不厌，这或许正是《西游记》的艺术魅力所在吧。”至于厦大的那段经历，我只记得先生有一次说到，他在长汀的球友多少年后还从海外来看他，一起回忆当年“弦歌不辍”的日子。先生的豪爽和达观，于此可见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记起先生关于治学的一些谈话。在我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月，先生郑重地谈到我将来的学术发展：像你这个年龄是最可宝贵的。重要的是培养你自己的职业敏感和良好的素质，这样才有突破力。就像一把刀子是锐利的，遇到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不论进入哪个领域，都能做到游刃有余。人不可能把材料都收集全了才开始研究，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就像侦探总是顺藤摸瓜。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敏感性的高度是在青年时代获得的，此后发展的规模取决于这个高度。所以，必须首先去发现自己的敏感点，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全力去培养它，发展它。我更忘不了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无论什么样的学问，都应该高屋建瓴，也就是要保证是在高水平上进行的。就像是唐诗，工拙姑且可以不论，毕竟气象不同。这气象便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体现。
与先生谈话，总是这样感到精神振奋，仿佛蓄电池又一次充电。而与先生相处，又每每有如沐春风之感，令人神清气爽。先生是诗人，可是先生说，诗人是一场修炼。先生对学术有自己的标准，却从不固执己见，更不落于迂腐；性情豪爽豁达，而又重人情讲事理；无论是日常平居，还是接人待物，都流露出淳厚的性情修养和文人本色。1988年7月的一天，我上午刚刚在先生那里协助完成了《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下午又收到先生托保姆转来的一个便条：见条后即来一晤为感。我匆匆赶到燕南园，一进门，先生就拉着我的手说：有一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得答应我。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是。先生说：你上午说机票涨价，我不清楚到底涨了多少。这是三百元钱，你就用来买机票吧。我这才想起来，上午说到等出国签证期间，我打算回家一趟，顺嘴提到了机票的事情。我有些措手不及，又后悔上午多说了一句话，连忙说，我已经决定买火车票回去了。先生坚持说：不管买不买机票，这钱反正你是需要的，买衣服，置行装，都需要。我们相处了这几年，真舍不得你走！可是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才好。这种方式当然未能免俗，可是清高不解决问题。你现在有困难，我就应该帮助你。好在这是我们的一场情谊，不在乎方式。
一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北京。此后的几年中，我一直与先生保持通信联系。也曾经多次打算回去看看，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96年才终于成行。1997年和2000年，我又先后两次踏上了燕南园的小径。先生的书房仍然是当年的样子，连摆设也几乎没有变动，一切都让我那样惊讶地感到熟悉，恍惚之间，如同回到了过去。墙上挂着师母的相片，默默之中，含笑注视着我们。阳光透过窗前的竹叶洒落在案头，我和先生像从前那样各坐在书桌的一边，随意聊着，仿佛是继续昨天的谈话。周围的世界渐渐隐入背景，离我们远去，只有空气中的微尘在阳光下闪烁。在这相对晤语之间，十年的时光已悄然流逝！
（摘自《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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