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蚌会战”，传来父亲阵亡消息
在武汉，黄维筹办了新制军官学校并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这个学校是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国民党陆海空三军高级军官。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打乱了黄维的计划。蒋介石组建十二兵团，并让黄维担任司令。但黄维办军校正渐入佳境，“他不想干，但这是蒋介石的命令，听说蒋介石甚至要拿起拐杖打他”。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陈诚，都由不得黄维不愿意。黄维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几乎一直在陈诚第十八军任旅长、师长、军长，深得陈诚信任，在此用人之际黄维自然难以推脱重任。
就这样，黄维只好答应去就任。他在南京觐见蒋介石时说：“校长，等打完这一仗，我还想回去办军校!”蒋介石应允了这位得意门生的要求。
10月底，在汉口组建完成的十二兵团转移至河南确山、驻马店等地集结待命。部队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之际，解放军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在丈夫离开近半年后，蔡若曙等到的却是黄维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国民政府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1948年底，蔡若曙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黄慧南和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几个月后，又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着直觉，她不相信丈夫会死。终于，蔡若曙得知黄维没有死，而是被俘了。
1948年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合围于宿县附近的双堆集。11月27日，在黄维突围当天，中共地下党员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并反戈一击，打乱了黄维的突围计划。廖运周后来回忆：“我向他(黄维)建议：‘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师好，把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以随时策应。’黄维见我敢于挑担，又替他着想，很是高兴。对我进行了一番赞扬，连声说：‘好同学，好同志，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他还让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调飞机配合我们行动。”
12月15日晚，黄维下令突围。黄维与两个副司令胡琏、吴绍周分乘三辆坦克，跟着突围。吴绍周放弃乘坐坦克，在兵团部附近坐以待俘。黄、胡两人知道此次突围凶多吉少，带了大包安眠药，准备情况紧急时服药自杀。陈诚之子陈履安曾告诉黄慧南：“胡琏把一辆最新型号的坦克给了黄维，就是这辆从未启动过的新型坦克出了故障，胡琏坐着旧坦克反而没事，跑了出来。”
功德林监狱，顽固抵抗“改造”
从被俘起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的态度。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请各人签名，只有黄维不签。
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采访黄维：“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
黄维把桌子一拍，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这仿佛预示着改造黄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事实也是这样。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在这里被张作霖杀害。初到功德林时，黄维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君子不事二主”，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管教人员曾撰写回忆文章说：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抗战胜利时共产党也尊称蒋先生是人民领袖，失败了就骂他是独裁者。”
有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哪里都是合法的，阻挠军队进驻就是叛乱”。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既有国民党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日本战犯享受不用劳动优待。黄维就大骂：“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有同期战犯回忆说，在战犯管理所，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将军风范丝毫不失。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而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黄维在战犯和管理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1952年的一次学习中，学习组长董益三宣读材料说：“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所有的银行，将全国人民的财产盘剥到自己手里时”，黄维回应说：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又受到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全国人民的财产都到毛泽东一家的手里了。为此，战犯们群情激奋，黄维又口不饶人，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后来，董益三和父亲都在政协工作，又住在同一单元里，他们有时候会坐同一辆公车回来，父亲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父亲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十分大气的人，他总是那么耿直、那么真实，没想通就是没想通，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想通了，他会实心实意地去做他觉得该做的事情。”
44岁的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斗争”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在这期间，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我妈妈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母亲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父亲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蔡若曙的工作还算如意，大女儿黄敏南报考复旦大学，校方报到周总理那也顺利获批入了学。街道对这家突然来的外乡人也没有敌意。
第一批特赦名单父亲缺席，母亲病倒了
八年后的1956年，蔡若曙获准与长女黄敏南一起去监狱看望丈夫。
黄敏南在凤凰卫视回忆说：觉得他(父亲)还是没变，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老了。在那种场合下，我当时很想哭，但是他是战犯，所以我觉得我又应该站稳立场，我就劝他要好好改造，我妈妈也主要是劝他好好改造。蔡若曙还带去了黄维从未见过的小女儿的照片。而对蔡若曙和女儿的劝解，黄维始终不接受。“但是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妈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照片，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果然，丈夫要释放回家的事终于有了眉目了。
“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我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没有听到。”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
巨大的希望突然幻灭，蔡若曙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如今一切成空，从台湾、香港辗转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的无数次奔波，“不是政府不放你出来，而是你不好好改造”，“妈妈总在这么想”。一天下班后，蔡若曙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她想静静地离开这个让她备受煎熬的世界。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吞下安眠药的蔡若曙，紧急送往医院后，终于挽回了生命。
“妈妈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蔡若曙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我非常感恩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给我母亲办的退休，虽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个月有得发，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这个待遇对她太重要了。”
若干年后，黄家姐妹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
身患结核获治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黄维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副睾结核、精囊结核。1952年春，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父亲说严重时皮下都是水，‘晃荡、晃荡’的，两腿肿胀不能下地行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复兴医院治疗。“战犯管理所也是全力以赴治病，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总理，周总理办公室批准，从香港购买药品，可以动用外汇。
经医护人员四年的精心治疗护理，结核病终于根治。黄维的思想在此时有所转变，他曾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但是，那时的黄维仍然怀着抵触情绪，他认为政府给他治病是为了要“口供”，不过他不再在学习心得会上进行反驳对抗了，而是选择沉默。
“1966年，母亲住在清华大学的姐姐家，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被侮辱、被批斗、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后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会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干部说，你来干什么，你又不是黑五类分子，就让她回去了。”
“妈妈与爸爸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不知道他去了抚顺，直到林彪事件后，有关部门找到我母亲，了解全家人的情况，并告诉了父亲在抚顺的地址，父母亲恢复了联系。”
父亲回家了，母亲意外去世
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了北京站。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
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3月23 日招待宴席上宣读。这封信后来由叶剑英带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要求转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
这一年，黄维71岁。
最初，黄维并未想定居北京，提出带着老妻回江西贵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并对黄维格外照顾，每月工资200元。（当时，特赦人员安排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待遇分两类：一类如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由100元增至200元；一类如沈醉、郑庭笈、董益三、杨伯涛、周振强等人，还未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为100元至120元不等。黄维等最后一批特赦者，因在“文革”中后期，不能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但黄维一人生活费定为200元。）
在等待丈夫27年后，蔡若曙终于等来了与黄维团聚的时刻。黄慧南评价说：“爸爸刚出来那一段时间，他真的是特别得意，因为妈妈这么等他，很少有的，前前后后特赦出来这么多人，没有一家是这样的，眼巴巴地等了27年，好多都是要不离了、要不改嫁，有的人还被拒之门外，所以我爸爸很自豪妈妈这么等他。”
“我妈妈这二三十年都是靠药物，大量吃药以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她担心丈夫说错话，一旦丈夫在会上发言她就紧张，“她就神经老紧绷着，晚一点到家她也要紧张，她怕他要出什么问题了。”
1976年春，72岁的黄维发现午睡的妻子不知去向。蔡若曙偷偷离开了家，向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走去……“我爸听说后，他不会游泳直接就冲了下去，自己也被淹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就重病了一场。”在和丈夫仅仅重聚一年后，她选择了以这种极具悲情的方式告别人世，让人为之心酸落泪。一个非凡而令人惋惜的女性。
一些文章中，对蔡若曙鲜有提及，唯一提及的是黄维兵败后，她去找胡琏领抚恤金，“不料一见面他就破口大骂，说全军覆灭的将军，还有什么脸来要抚恤金!”提及此事，黄慧南说，“没听家里人说过。我倒是听我姨妈说起，胡琏突围出来后，住在上海仁济医院住院养伤。1949年1月，姨妈陪妈妈去医院看望胡琏，主要是为了打听爸爸的详细情况。姨妈印象最深的是胡琏说，‘突围时，我车上爬满了人，我就用机枪把人扫光，培我心太软，他不干，怎么出得来?’”
晚年的黄维最不愿意见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郭汝瑰，他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作战厅厅长。他受命设计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当作战方案送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拿到。他诱使蒋介石改变徐州“剿总”固守蚌埠的作战方案，把黄维引进了包围圈。
另一个就是他突围前极度信任的中共党员廖运周，他率部阵前起义，顿时乱了黄维的阵脚。为配合其突围，黄维让其调走最精良的武器装备，没想到自己的部队成了这些武器的炮灰。
“父亲看到这两人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还梗着脖子不和他们说话。”
在黄慧南的眼里，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耿直的人。20世纪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国军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黄维。黄维说要以国军的观点来写，书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当黄维得知建议未被采纳时，他拒绝动笔。最终，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但是，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时，黄维也被逼做了一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当时有位主管领导让黄维登台做大会发言，说这是上头交办的政治任务。黄维坚决推辞仍然无效，最后声明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稿子可代为上台念一念。此事通过媒体报道传了出去，政协很快收到匿名投诉：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小平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黄维获悉此事后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登报声明。”黄维的这一要求自然不会被应允。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黄维才有机会一吐心中郁闷：“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致力两岸交流，并非至死要去台湾
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和文强去台湾访问。黄维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同时，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另外，他还要面谒师母宋美龄以及陈诚的夫人谭祥。
一些文章在提及“黄维之死”时总是会千篇一律地有同样一句话，“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然后由此延伸出“为何黄维至死要去台湾”。
在黄慧南的记忆里，父亲去台湾准备了有大半年，两边都要办手续，他不是突然接到消息通知他去的。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此前他已经去过几次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三次到香港与故旧会面，为两岸关系和解工作，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父亲刚从香港回来，又要搬家，虽然是搬到路对面，但是收拾起来也很费气力。”黄慧南回忆说：“他病发突然，当时正要开两会，他一直很认真地准备参会提案。那天，父亲去两会现场报道之后感到身体不适，就去看病，到协和医院后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第二天早晨，黄慧南突然接到政协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当天晚上给父亲看病的是位老专家。他一直在那守着，等病情平稳后，医生们劝他回去休息，老人家一直不肯走，后来在劝说下离开医院还交代说病人随时有反复，要注意观察。医生也撤了，只剩下值班医生，值班室与病房隔着个过道，那里有仪器显示父亲的病情。夜里，父亲又犯病了，父亲滑落到地上，父亲心脏病再次突发去世。”
这一天是1989年3月20日。
当年，黄维向家人提及，台湾方面许诺去台湾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老先生(黄维)不愿意，他不想负任何一方，去台湾是为了两岸的和解，是为了会见故旧，他说，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会去的。”
说这话的黄维，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至死没有改造好”。
晚年的黄维曾说：“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晚年的黄维有一个愿望，希望“国军”抗战能够被承认。黄维说：“抗战不分国共”，不能否认国民党军队的抗战。
即便经过27年的改造，黄维没有对蒋介石进行过大批判，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黄维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耿直，尊重感情，个性刚强，生活俭朴，为人称道”，全国政协评价黄维生平时说。
（摘自《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华文出版社2011年2月版，定价：30.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