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屹立起来了，“国庆大典”也是人民大会堂新建后的首场演出。参加这盛大演出的将近上千人，除了我们舞剧《宝莲灯》第二场外，还有《天鹅湖》第二幕，百人中央乐团大合唱。国庆前夕，我们舞剧团、全总、煤矿、海政、舞校等歌舞团二百余名舞蹈演员，热火朝天地在一起紧张地排练，纪律严，效率高，布景也拉大几倍，相当气派。
搭了二层楼庭院一角，我在二楼出现，众星捧月一样上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出席，还特邀各友好国家的领袖人物前来观看，展现建国10年的巨大成就，要求一点差错也不能出。
“双绸”表演时博得全场上万人的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
散戏后我卸了妆，跑到大会堂二楼。忽然遇到阳翰笙伯伯，他叫住了我：“赵青!你怎么跳得这么好，这么从容?”我缩了缩脖嘻嘻一笑，只叫他一声“阳翰笙伯伯”，不好意思地一溜烟就跑掉了。这是当天见到的第一位观众。从他的话知道了我演出很成功，心中也十分得意和欣慰。
10月2日晚在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宴请国庆“十大献礼片”的主创人员与在京的演员，我也被邀参加了献礼片的宴会。我的座位安排在周总理一桌，起初坐在总理的斜对面。周总理让他右边的崔嵬伯伯(《杨门女将》导演)与我换个位置，这样我就挨着总理身边坐下。同桌的还有杨丽坤(《五朵金花》女主角)等。
周总理神采奕奕，频频敬酒，茅台一杯接一杯。我不会喝酒，总理说他替我干，我暗自数了数，一晚上总理大概干了有十五大杯。席间总理总爱跟我说话，总理先说：“谢谢你，昨天你们演得很成功!”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总理又问我：“你知道这二百多人的大《宝莲灯》的演出，是谁的主意?”
我说：“我不知道。”
总理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地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是我呀!”
我也开心地笑了，真是万万也想不到是总理亲自出的主意。
总理接着说：“是文化部让我去看你们拍的《宝莲灯》电影，我想舞剧怎么拍电影呢?一看果然拍得不错，其中沉香过百日这场戏好热闹，舞蹈也丰富，我就点这场戏参加国庆盛大的演出。大会堂舞台大，几十个演员太少，加到二百多个演员。芭蕾舞《天鹅湖》第二幕也加到上百人。果然好看，有气派!我想外国有《天鹅湖》，我们中国有《宝莲灯》，这证明我们国家短短1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啊……”说罢又开怀痛饮一杯!
我理解周总理说“外国有《天鹅湖》，中国有《宝莲灯》”是对我们年轻中国舞剧事业寄予的希望和鼓励，《天鹅湖》芭蕾舞已有二百余年历史，是举世闻名的传世之作，而《宝莲灯》也应该不断提高、加工、重排，力争成为举世闻名的传世之作。
周总理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喜欢跳交谊舞。因为他的工作非常劳累，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有时只能在小车上睡觉打盹，而跳舞是一种积极休息。听着音乐，松弛脑筋，交谊舞又是轻微运动，同时又广交各界朋友，了解情况。我们舞剧团经常承担这陪舞的任务，有时一星期达到两三次之多。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我是在这场合中认识的：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叶帅等，有的还成了好朋友。
与周总理更是熟悉，只要我去，总理第一个舞总是邀请我跳。周总理的交谊舞跳得很规范，合着拍子迈步，并有些小小来回颠动。他特别喜欢广东音乐《步步高》，每次都要点这首曲子伴舞。一边跳，一边交谈，关心我的各个方面。
有回我告诉总理我想把《长绸舞》变成飞天，下面用人托举，并放烟雾，我在空中飞舞。不知为什么总理特别不喜欢我们用托举，他说中国人在古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怎么可以托举呢?他让我不要搞这个，后来连《小刀会》中弓舞女战士站在男战士腿上的动作都让去掉。
对总理的意见我们思想上并没搞通，有时我没大没小的还和他争论，不管什么想法都跟他讲，他都十分关切地注意听取，我感觉我们之间就跟祖父孙女之间一样亲，毫无拘束。
舞会通常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北京饭店(老楼)或是三座门俱乐部，大会堂盖成后又经常在大会堂内(如新疆厅)举办。
有一次我爹到了北京，在大会堂新疆厅和总理一起跳舞。我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说周总理叫我马上去大会堂跳舞，并派周总理警卫员开了总理的小轿车到天桥剧场接我。舞会早已开始，一对对正翩翩起舞，周总理见我到来马上迎接，指着一边说：“你看!谁来了?”我一看是我爹，张瑞芳、秦怡两位阿姨也都来了。我一个个打招呼，总理说：“你还不快和你爸跳个舞。”
周总理却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父女俩翩翩起舞。
晚会上，我爹向周总理诉苦，说是“棍子爷们”老要整他，抓住他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
为这个，张瑞芳阿姨总是劝告我爹：“管住你的嘴巴别走火!”我爹戏称她“政委”。不过还幸亏这“政委”经常在他身边关心提醒他，否则还不知他要闯出什么祸!我爹提起瑞芳阿姨还是感到可亲和发自内心的感激。
就这样有时他还是管不住他的这张嘴巴，他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请你给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呀!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为国为民，拍它几十部杰出的影片!请你一定要给我一张免斗牌呀!”
我爹向周总理提出这要求后又嘀咕，问我：“会不会有事?”
我问：“什么免斗牌?”
我爹说：“在唐朝，唐明皇就发给诗人李太白一张免斗牌，李白在宫中就可随意说话吟诗。李白也怕宫中有人将他随便说的话上纲变成把柄，我要免斗牌也是这种原因。”
我听后安慰我爹：“我想不会有什么事，不过你还是少说为妙。”
当时是没什么，可“文革”中却为这免斗牌一事，把我爹斗得死去活来。
1961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我爹最高兴的时候，后来就不行了。但我爹在周总理面前，却永远像个大孩子，坦荡荡一片赤子之心，什么话都敢讲。他自称“童言无忌”，其时早已四十多岁，过了“不惑之年”啦。
周总理还喜欢请我爹一起吃饭，他甚至给我爹起了一个外号——因为我爹特别馋，胃口又好，吃到最后总把满桌的残羹剩菜一扫而光。周总理看我爹那吃相，开玩笑叫他“赵光腚”，并且开心地说：“跟阿丹一起吃饭最好，不浪费，有多少吃多少!”我爹自己也承认他是个“赵光腚”。
有一年中秋节，邓颖超生病在家，周总理特请我爹和几位阿姨同到中南海西花厅他自己家里，同桌吃螃蟹。席间我爹笑话连篇，洋相百出，引得邓颖超和大家开怀大笑。在这样一个持蟹对菊，赏心悦目，充满诗情画意的月白风清之夜，我爹竟然敢说：“总理呀，你知道我是艺术家，不是弄臣!艺术家有良心，不会拍马屁；弄臣尽拍马屁，可没良心哪!”
说得周总理哈哈大笑：“好!我最欣赏阿丹这个豪放不羁的个性!”
岂不知后来我爹就为这个“豪放不羁的个性”被江青一伙迫害得死去活来。尽管死去活来，却依然“九死而不悔”!
（摘自《我和爹爹赵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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